投诉“鲁迅抽烟墙画”当事人，变味的“道歉”

投诉“鲁迅抽烟墙画”当事人，变味的“道歉”

近日，绍兴鲁迅纪念馆内一面展示鲁迅夹烟形象的墙画引发的投诉事件持续发酵，从最初的投诉到当事人的道歉，再到社会各界的热议，这一事件折射出当代社会在历史认知、文化传承与公共健康意识之间的复杂张力。投诉人孙女士虽已公开道歉，但其道歉声明中仍坚持原有立场，被舆论质疑为"变味的道歉"。

图片

从投诉到"变味道歉"的全程回顾

2025年8月，一场由一面墙画引发的文化争议在绍兴鲁迅纪念馆悄然兴起。这面墙画展示的是鲁迅先生夹着香烟的经典形象，作为鲁迅故里标志性景观的一部分，这面景墙采用木刻形式表现，自2003年落成以来已存在22年之久，成为海内外游客到访绍兴必打卡的地点之一。许多游客会在墙前点燃打火机或香烟，拍摄"给先生点支烟"的打卡照片，这一互动行为在社交媒体上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现象。

8月20日，游客孙女士在社交平台看到一篇关于鲁迅吸烟版画的帖子，其中包括一张在鲁迅墙画前女生双手交叉的禁烟图。这一内容触发了她作为控烟志愿者的敏感神经。经过查询相关资料，孙女士发现鲁迅抽烟的原图烟纹较小且有书房背景，而纪念馆的墙画去掉了这些背景元素。基于此，她在8月22日通过"浙里办"平台正式投诉，认为这幅墙画"有引导人室外聚集抽烟危害他人健康的风险，同时还会误导青少年"，建议将鲁迅抽烟的形象换成右手握拳的画面。

投诉迅速引发网络热议，支持与反对的声音激烈交锋。8月24日，孙女士接受媒体采访时进一步解释自己的立场，强调自己是基于公共健康考量而非针对鲁迅本人，并透露已进行二次投诉。面对舆论压力，绍兴鲁迅纪念馆于8月25日晚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作出正式回应，明确表示景区将"尊重鲁迅、尊重历史、尊重艺术，不轻易改变鲁迅故里在广大游客中的既有形象"。

8月28日晚，孙女士在微博发布长文回应事件并道歉，但这份道歉被舆论质疑为"变味"。她在文中表示："这里是真的有好多人在墙前打卡陪一根，学点烟，被迫闻二手烟毒气。而周围都是孩子。如果没有这样，我可能也不会建议"，并称"希望以后鲁迅墙画前，不要再有人吸烟，学点烟"。对于网友批评她"解决不了吸烟，所以选择解决掉鲁迅"的指责，她辩称："我对鲁迅没有针对性，这画是任何一个别的人，我都会建议换"。

截至8月30日，孙女士最初在社交媒体上置顶的投诉帖文已被删除，但关于这场争议的讨论仍在持续发酵。事件发展过程中，从最初的投诉到被舆论质疑的"变味道歉"，反映出当代社会公共讨论中价值观冲突与表达方式的复杂性。

图片

孙女士作为此次事件的核心人物，其投诉行为及后续道歉中展现的思维逻辑值得深入剖析。自称"控烟志愿者"的孙女士，在投诉和道歉中始终强调自己行为的正当性，却未能有效回应公众对其方法论的质疑，导致道歉被认为缺乏诚意、流于形式。通过分析她的公开表述，我们可以发现其立场存在多重矛盾与认知偏差。

投诉逻辑的链条断裂。在孙女士的投诉理由中，她构建了一个因果链条：墙画展示鲁迅抽烟→游客模仿"陪一根"→产生二手烟危害青少年健康。这一链条看似合理，实则存在多处逻辑漏洞。首先，她将墙画艺术表现与现实中游客行为混为一谈，把游客自发的不当行为归咎于墙画本身。其次，她忽略了历史人物形象的历史语境，试图用当代公共卫生标准衡量历史人物的行为表现。正如网友尖锐指出的，这是典型的"我解决不了吸烟，所以我选择解决掉鲁迅"的思维偏差。孙女士对此的回应——"这画是任何一个别的人，我都会建议换"——不仅未能解答质疑，反而暴露了她将历史人物与现代标准简单等同的认知局限。

"变味道歉"的自我保护性。孙女士8月28日的道歉声明呈现出明显的自我保护特征。形式上，她使用了"道歉"这一社会认可的姿态；内容上，却依然坚持原有立场，将投诉行为合理化。这种"虽然...但是..."的道歉模式，实质上是一种"防御性道歉"，主要目的是平息舆论而非真正反思。她在道歉中强调"周围都是孩子"的情感化表述，试图唤起公众对儿童健康的关注来转移对其投诉行为本身的讨论。这种策略反映了许多当代公共讨论中的常见现象——将自身立场与某种高尚目标(如保护儿童)绑定，从而使批评者陷入道德被动。

价值观的绝对化倾向。孙女士的言行显示出一种非黑即白的思维模式，将控烟这一具有明确公共卫生价值的目标推向绝对化，忽视了文化传承和历史语境的复杂性。她在二次投诉中提到，原画中鲁迅是在"室内吸烟"而非"室外公共场合吸烟"，认为墙画去掉书房背景是问题的关键。这一论点表明她未能理解艺术创作的选择性表现与历史真实性的关系，将艺术表现简化为对现实行为的直接倡导。浙江省鲁迅研究会秘书长卓光平对此类观点的回应颇具启示意义："我们不应当将鲁迅过度神圣化、战士化...抽烟常与沉思、思考联系在一起，恰恰能够体现鲁迅作为思想家的深度"。

方法论与目的的矛盾。孙女士作为控烟志愿者的身份赋予了她立场一定的正当性，但其所采取的方法却与目的产生了矛盾。真正的控烟工作应针对现实中的吸烟行为和相关商业活动，而非历史人物的艺术再现。将精力投入对历史形象的要求变更，不仅无法有效促进控烟目标，反而可能分散公众对实质性控烟议题的注意力。正如媒体评论指出："宣传控烟是一回事，拿控烟来绑架鲁迅先生、限制艺术创作，让相关部门疲于奔命，那是另外一回事儿"。这种矛盾反映出当代社会运动中常见的手段与目的脱节现象，值得所有公益从业者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