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领袖”丁惠民：他终结了上山下乡运动

参考资料：让孩子们回来吧”——1978年“知青大返城”一页、走不出的知青领袖梦——南方周末、我们要回家——版纳知青大返城纪实

2024年9月22日，一个叫丁惠民的老人在重庆突发心梗走了。

消息传出后，一封封唁电像雪片一样飞来，许多人从外地火速赶到重庆石桥铺殡仪馆吊唁，附近的花圈甚至都卖断了货。

对于今天的人来说，丁惠民这个名字遥远而陌生。

而在上世纪七十年末，他的大名响彻全国。

人们不会忘记，1978年，是丁惠民给邓小平写了三封信，喊出了“知青回家”的口号，后来又率领数万知青北上请愿，最终撕开了知识青年返城的一个豁口。

丁惠民是一个群体的代号，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他的离去，意味着知青这个特定时代的产物，终于彻底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01 “我要回家”

美丽的云南西双版纳，曾经是1978年中国知青大返城的策源地。

当年，来自上海的丁惠民和所有知青一样，带着“建设边疆”的决心来到西双版纳，投入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

他们走进莽莽大山，住在草棚里，拼了命地干。砍掉原始森林，种上橡胶树，有时候一次大会战甚至能十几天不下山。

但几年努力，仍改变不了农场的样子。

在丁惠民的记忆里：“边疆除了自然风景，其他的一切几乎都跟宣传不一样。更何况，吊打、侮辱、强奸知青的事情时有发生。”

日子一年不如一年，回家遥遥无期，知青们几乎绝望了。

丁惠民当时在景洪农场一所学校担任总务。他经常出来给学校采购东西，有机会东走西走，几年下来足迹遍布热带雨林的每一个乡镇、每一个团、每一个营，听到了许多关于知青的悲惨故事，无意中完成了一次社会大调查。

丁惠民对那个年代的解释是：“一开始都很老实，后来在长期艰苦的条件下，人性中暴躁的一面就暴露了。知青和军人都是如此。”

当时知青的出路不少，主要有招工、参军、考大学，但毕竟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有几个能过去呢？

为了回家，大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投亲、嫁人、顶替、病退，什么招都想出来了。

为了得到一张病退证明，甚至有人服用麻黄素来制造高血压，喝高效麻醉药制造“心力衰竭”，喝农药制造“胃痉挛”。

不惜一切，只为回家。

然而最终能够实现梦想的人，还是寥寥无几。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成为了流行口号。

虽然地处边疆，但是西双版纳每天都有新的消息传来：老干部解放，地、富摘帽、右派平反.......

这让丁惠民和其他知青的内心充满了希望。他们隐隐预感到，回家的日子可能不远了。

是耐心等待上面调整上山下乡政策，还是主动采取行动，促使中央早日着手解决知青问题呢?

在这个问题上，丁惠民经历了激烈的心理挣扎，最终选择了后者。他想起了《国际歌》那几句歌词：“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想改变命运，只有自己解救自己。为此，丁惠民决意放手一搏。

1978年10月16日，丁惠民写了一封《给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信》。

在信里，他说：“我们知青回城后可以干最脏最重的活，可以拿最低的工资。只要能回到父母的身边……”

字字泣血，让人泪目。

丁惠民揭竿而起，率先喊出了“我要回家”的口号，拉开了云南农场知青大返城的一幕。

他的信就像一把大火，迅速在知青之间燃烧，许多人在油灯下签名表示支持。

在“回家”的信念鼓舞下，成千上万的知青奔走着叫好。丁惠民所在的景洪农场，成了风暴的漩涡中心。

02 北上请愿

10月18日，丁惠民写出了第二封公开信。

如果说第一封信是诉苦、哭穷，像孩子跟父母撒娇的话，那么第二封信则是正式从政治上经济上提要求了。

原先说知青上山下乡是为缩小“三大差别”，然而经过多年实践，“三大差别”不仅没有缩小了，反而越来越扩大了。

说来也巧，当时《中国青年报》恰好发表了一篇名为《正确认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评论员文章，意思是：全国各地知青问题积压甚多，到了非认真解诀不可的地步。

有了理论支持，知青的联名信活动一下子打开了新局面。

1978年12月8日，西双版纳各农场知青代表第二次联席会议在景洪招待所公开地正式召。

这场为知青命运抗争的大决战由此拉开了帷幕。丁惠民被选举为总指挥，他起草了代表五万知青心声的《请愿书》，即第三封联名信。

与此同时，知青们派出了两个工作小组，分别前往州委政府和农垦分局，找到领导汇报情况。

可是在漫长的等待后，他们没有见到任何领导。这不是单纯的受冷落的问题，而是五万知青期盼的希望即将再次落空的悲剧。

丁惠民多年来的不满和怨恨一下子涌上心头。

他知道，这件事情总要有个结果，总不能没有尽头地等下去。

丁惠民和胡建国、刘先国等人讨论了一会儿，最后做了两个决定——罢工、北上请愿。

短短的两三天，版纳垦区所有的指挥系统全部瘫痪。罢工一举成功，五万知青放下劳动工具，在“回家”的旗帜下凝聚在一起。

省委感到事态严重，火速抽调精兵强将组成工作组，赶赴版纳，了解情况，稳定局势，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恶化。

工作组到景洪后，才发现事态的严重程度远远超过原先的估计：罢工已成事实，知青行动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声势规模前所未有，简直是集体“造反”了!

恰巧这时，全国第二次知青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议决定，继续执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方针政策，今后各国有、军垦农场的知青不再纳入国家政策的照顾范围，而作为一般的农场职工对待。

这消息一出，简直炸开了马蜂窝，不管了，上京“告御状”！

12月16日，西双版纳知青第一批北上先遣队43个代表，率先出发了。

丁惠民把他们一直送到澜沧江桥头大家在请愿团大旗下合影留念，互道保重，一一握手告别。

两天后，第二批北上请愿团51名代表，在丁惠民、刘先国等人带领下出发了。几十辆自行车在景洪街上浩浩荡荡开道。在悲壮的国际歌声中，上万知青热烈相送，请愿团踏上了风尘万里的北上征途。

12月27日晨，请愿团到达北京。

在天安门前、金水桥畔，他们挂出了两幅布标：“我们要见华主席，我们要见邓副主席”、“我们要控诉、我们要告状”。

天安门围观群众重重叠叠。讲演组拉开圈子进行讲演，宣传组负责散发传单资料，一切井井有条。

“冬天的北京，灰蒙蒙的天空飘着雪花，脚下冰棱吱吱直响，狂风呼呼吹。

从温暖的西南边陲来的知青代表，冷得手指脚趾、最后全身都痛麻木了，但他们没有任何的怨言。

12月27日，国家农垦总局接待了代表团。

又冷又累的知青们换上了簇新的军大衣，得到了医疗、食物和住宿，但他们最大的愿望是“要见邓小平同志”，因为“小平同志是最实事求是的人”。

03 迎来胜利

1978年12月，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

拨乱反正，百废待兴，国家迎来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大转折,社会发展开始朝着正确的轨道进行。

请愿团的知青代表，在北京迎来了万物更新的1979年。

1月4日，王震副总理要接见10个西双版纳知青代表。

一开始，气氛比较融洽，大家先说些客套话。接见从头到尾一个多小时，几乎都是王震在讲，有一半时间是在骂“四人帮”。但是他似乎不太理解知青们的要求，还以为这帮年轻人是因为找不到对象才闹到北京的。

于是，王震很热心地说：准备亲自去找邓大姐，请她从山东多找些姑娘到西双版纳去，解决知青们的婚恋问题。

他还说：“晚点结婚怕什么?要依靠你们大家努力，把生产搞好了，三十岁讨老婆也不算迟嘛。”

丁惠民想解释一下，又不忍扫他的兴。

回到招待所，丁惠民一个人生闷气。他琢磨了脑筋，总算明白了，其实王震什么也没讲，他只是在重复报刊广播里天天说的那些话，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看来，待在北京已没有多大意义。

第二天，北上请愿团谢绝有关部门挽留，辗转回了云南。回到农场后，大家到景洪重新集合，研究下一步行动。

丁惠民那时的想法是一鼓作气。他准备采取第三个方案，动员大家自行撤离农场，上海的回上海，重庆的回重庆。

就在此时，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西双版纳知青的大规模行动，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中央派出以农垦总局局长赵凡为首的调查组南下。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当时局势已经有些失控了：云南农场生产陷入瘫痪，一些农场领导甚至被知青扣为人质；数万知青的背后，是他们在全国各地焦急等待的父母和亲人；当时又正要面临对越自卫反击战……

种种因素，都意味着知青问题必须马上解决。

赵凡局长先坐飞机到昆明火车站，又连夜驱车数百公里，到农场倾听知青们的苦难生活。

在“不回家毋宁死”的绝命呼声中，他毅然向中央电话汇报，提出知青返城的建议。

经华国锋、邓小平同意批准，赵凡马不停蹄在昆明召开了落实会议。

04 知青返城

1979年1月23日，丁惠民在农垦分局门口被几名女知青拦住了。她们兴奋地大喊：“总指挥，我们胜利了，我们可以回家了。”

姑娘们递给他一份电话记录，上面是21日省委书记安平生在昆明知青会议上的讲话：“知青闹事两月多，现在情况明了，办法有了，按国务院六条办，省委同意……上海困难大，最好多留点儿，不愿留的，统统都走……”。

知青胜利了！他们流着激动的眼泪，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丁惠民，要抬着他在举行庆祝游行。

当天下午，丁惠民再宣布筹备组解散，大家都可以回去了。

消息传开，返城风潮迅速席卷西双版纳，数万知青争先恐后拥向农场职能部门和派出所，抢着办理户口、粮油迁移手续。

有个农场还派民兵拿把枪守在边上，怕知青把公章偷走。到了最后，营部索性把公章挂在门口，大家自己拿着盖。因为办户口的人太多，派出所的墙被推得直晃悠。

返城的洪水决口了，势不可挡。到了四五月份，大批知青已经撤离完毕。

丁惠民一直拖到12月底，母亲提前退休，才按照国家政策顶替到了湖北。

就他在湖北呆了６年，直到1985才回到重庆与妻女团聚，在搪瓷厂做烧瓷工，一直到退休。

西双版纳知青敢于抗争的精神，终于为自己、也为全国知青大返城撕开了一个缺口。

云南农场知青胜利返城的消息风驰电掣般传遍全国，使上海、新疆、 浙江许多地方的知青从中得到了鼓舞。

更大规模的返城风在各地兴起。

几个月内，上千万知青返回城市，历时10年、波澜壮阔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就这样惊心动魄地退潮了。

在这个复杂的历史过程中，以丁惠民为代表的云南知青群体，不经意间留下了一篇至今仍然说不清的谢幕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