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政治秩序的变革中，新帝国是不是老一套？

作者｜理查德·奥弗里（Richard Overy）

国际知名战争史专家，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欧洲科学与艺术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会员，埃克塞特大学教授，剑桥大学博士后，曾任教于剑桥大学女王学院和伦敦国王学院。2001年，由于在战争史研究领域的贡献，他被美国军事史学会授予塞缪尔·艾略特·莫里森奖。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和20世纪世界史。

世界大战催生了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它们都加入了后帝国时代秩序的重建之中，并成了冷战中的主要对手，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关帝国灭亡的诸多危机所造成的。1945年之后不久，时人便开始反思这两个超级大国自己是否会变成“帝国”，成为已灭亡的旧秩序的继承者。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苏联帝国”和“美帝国”成了在冷战背景下对这两个联邦国家霸权的常见描述。1955年参加万隆会议的许多国家领导人担心旧帝国主义的灭亡只是为新形式的帝国铺平了道路。伊拉克代表贾拉勒·阿布杜警告其他领导人，新的苏联式侵略者会“以新的形式复活殖民主义”，并颠覆好不容易才得来的“人民的主权和自由”。相应地，马克思主义支持者们则将1945年之后崛起的美国全球势力视为披着伪装的帝国。苏联对美国实行全球帝国主义的指责融入了共产主义者的话语体系中，直到1991年苏联集团终结为止。美国国内反对帝国主义的自由派批评者也同样乐于用这个说法形容美国对后殖民时代的越南战争的长期介入。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美帝国主义”这个词也在美国单极强权的背景下得到了普遍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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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新史：鲜血与废墟中的世界（1931-1945）》

[英] 理查德·奥弗里 著

谭星 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25年7月

苏联和美国利用它们从“二战”时继承下来的巨大军事优势成为战后世界的强权力量，并都有着向全球施加影响力的政治野心，这是毫无争议的。但它们在战时和战后也都是反殖民的力量。在1943年11月的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谴责了帝国主义，并接受了罗斯福关于所有殖民地在战后都要交给国际监督的主张。在冷战开始时，苏联领导人想要的并非只是托管，而是普遍的民族自决。“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两极对抗成了从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苏联战略计划和战略思维的中心支柱。在1960年11月一次争吵激烈的联合国会议上，苏联代表瓦莱里安·佐林指责帝国主义是“人类生活中最可耻的现象”，并要求所有殖民地人民在一年内获得独立。英国代表则指责苏联对“过时的列宁主义口号”老调重弹，并强调苏联加盟共和国没有民族自决，但苏联在意识形态和实际策略上都正式致力于在符合自身利益的情况下介入殖民解放斗争。

美国战时领导人反对殖民主义，不仅是因为罗斯福推崇自由理想主义，也同样出于一个实用主义愿望，即通过废除战前帝国经济体系中的贸易特惠来建立开放式全球经济。1943年前往中东的罗斯福特使赫尔利将军抱怨道，英国拿了美国援助“不是为了建设一个以《大西洋宪章》和‘四大自由’为基石的美好新世界，而是为了英国的征服、英国的帝国统治和英国的贸易垄断”。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成立，以及后来1947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签署，都是美国为了废止战前和战时帝国经济体系中标志性的封闭集团、贸易和货币限制所采取的重要措施。经济野心和去殖民化的计划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美国国务院地区委员会从1942年就开始探索在战后让未独立地区与封闭的帝国统治脱钩的途径。当年11月，委员会提出了“国际托管”的想法，这后来体现在了新的联合国托管组织中。罗斯福是终结传统帝国主义的领衔代言人。他想要对所有未独立地区实施普遍托管，而且早在1945年之前制订计划时就以结束传统的帝国构架为明确目标，尽管其英国盟友反对这样。战争结束时，华盛顿基于向“民族自决结合国际经济援助”发展的理想，为未独立世界设想了一些不同形式的托管。

英国和法国的强烈反对意味着全面托管体系在联合国启动大会上未能通过，但罗斯福的继任者哈里·杜鲁门对于恢复旧帝国的态度并不比其前任宽松，这从其政府对英国试图在中国和伊朗恢复传统的“非正式帝国领地”的敌视态度上就能看出来。然而，美国对于重建殖民地的反对确实不够坚决，因为对苏联共产主义日甚一日的担心让美国领导层不再那么坚持把全面托管作为各地快速实现独立的道路在加勒比地区，尽管1948年成立的美洲国家组织一直在游说要结束新世界所有殖民统治，但美国担心如果英国受到的去殖民化压力太大，其南翼会受到威胁，于是便转而支持英国努力识破和对付共产主义者为争取独立而发动的“敌人渗透”行动。在中南半岛，罗斯福对恢复法国殖民统治的强烈反对，在1945年后因担心没有美国支持将会导致越南共产主义化而让了步。另一方面，在印度尼西亚，由于共产主义威胁不大，杜鲁门便有了更多的回旋空间来促使荷兰实施民族自决并结束镇暴行动，荷兰若不同意就可能受到制裁。美国政策对反殖民的重视在1945年后美属领地的去殖民化进程中也能看出来，战时的动荡和贫困在那些地区引发了对美国势力及投靠美国者的激烈抗议。1946年，菲律宾获得了早在战前的1934年就被允诺过的独立，但社会冲突引发了一直持续到1954年的内战，并让菲律宾人的民族主义大为强化。波多黎各民族主义者在佩德罗·阿尔比祖·坎波斯的领导下发动了暴力抗议行动，包括枪击美国众议院，甚至计划要刺杀杜鲁门总统。1952年，波多黎各获得了“自由联邦”地位，发展资金也纷纷涌入，以压制各种激进要求。1954年，民主党在夏威夷群岛的选举中获胜，随后，这里于1959年从保护国变成了美国的一个州。美国在1898年美西战争中夺取的古巴名义上获得了独立，但密切依赖美国，这一状况直到1959年革命后菲德尔·卡斯特罗上台才告终止，两国的关系随即中断了超过半个世纪。艾森豪威尔政府确信这是共产主义在加勒比地区的“渗透”，于是采取了孤立和消灭卡斯特罗政府的政策。其结果是古巴和莫斯科建立了短暂但密切的联盟，而此前几乎从未出现过这样的联系。

苏联和美国显然不能被直接称为“帝国”。但“帝国”是个很有弹性的概念，被不太精确地用在从古典世界到21世纪的众多历史事例上。1945 年发生的变局终结的是一种定义特征更为明确的“帝国”让当地人民直接成为属民并失去主权的领土帝国，无论是在殖民地保护国、托管地、特殊定居点，还是在共管地区。“二战”时的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以及那些老牌欧洲帝国都具有这样的特征，有些老帝国的历史已长达400年。两个超级大国拥有的霸权地位并非基于这种形式的领土帝国，这种帝国形式在1945年之后就再未死灰复燃过。事实证明，前帝国主义国家广泛实施新帝国主义，许多时候还很成功，甚至在对方独立很久之后仍能在前殖民地保持其文化、经济和防务利益。

说苏联是帝国，主要是由于它与1944—1945年从第三帝国手中解放出来的中东欧地区之间建立的权力关系。在这些地方，苏联红军和安全部队与乌克兰、波兰、斯洛伐克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那些不愿接受苏联统治的民族主义运动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战斗。这些大规模平叛行动始于1944年苏军收复白俄罗斯和乌克兰领土，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重新并入苏联的过程中延续下去，在波兰同样打响战斗，当地国家军的民族主义者们仍在抵抗苏联统治的前景。暴乱分子也使用残暴手段胁迫当地民众被动或主动地支持自己。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夸口说，他们从不顾惜自己原本要去解救的民众，其军事联队的指挥官告诫下级：“不用打招呼，直接消灭。不要担心人们可能会指责我们残暴。”这种解放战争让双方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1944—1946年，游击队的抵抗导致了2.6万名苏联警察、士兵、官员和平民死亡；1945—1946年则估计有10万暴乱分子丧生，其中很大一部分死在乌克兰西部。战斗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初最后的游击队被逮住消灭才告结束。从1944年到1953年，2万立陶宛游击队员被杀，但在抵抗的最后一年只有188人死亡。苏联会把暴乱者及其家人大规模驱逐到苏联的流放地去。大规模的驱逐不仅是为了清除各地民族主义者的抵抗，还要通过消灭“阶级敌人”——富农、地主神职人员、民族主义政客，以及被认为投靠德军的人——来实现东欧的社会重建。1945—1952年，108362人被逐出立陶；在乌克兰西部（原先是波兰领土，后被并入苏联），203662名“匪徒帮凶”和富农被流放到了苏联的“特殊定居点”。1949年3月，拉脱维亚有4.3万民族主义者、被抓住的游击队员、富农及其家人被大规模驱逐到西伯利亚。此外还有15万人因被苏联定性为政治犯而受罚。除了驱逐阶级敌人和“匪徒”——几乎所有反抗苏联的游击队员都被如此称呼——苏联当局还在新占领地区实施了大规模的民族重构计划，以防从 1919年以来就一直困扰着东欧新成立国家的民族冲突问题在战后导致抵抗。到1945年11月，100万波兰人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被驱逐到新的波兰国家，51.8万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则从波兰回到苏联。在从捷克斯洛伐克吞并了外喀尔巴阡乌克兰后，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签署协议，将多达35万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从这一地区遣返。这种民族和社会重构计划意在巩固东欧和东南欧那些被苏军解放的地区出现的人民民主。斯大林最初的反应并非实施共产主义统治，而是鼓励广泛协作，这样对共产主义的支持就会随着社会和经济沿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而自然而然地增长。1946年7月，斯大林对捷共领导人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说：“打败希特勒德国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统治阶级被消灭……广大人民觉醒了。”事实证明，很难做到用多条道路实现社会主义，这也与斯大林想要建立亲苏国家屏障来确保前敌人们不会再威胁苏联安全的优先事项相矛盾。共产党主导了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波兰和匈牙利的新政府。随着冷战局面于1947年确定下来，苏联领导人开始对西方可能的干涉忧心忡忡。马歇尔的“欧洲复兴计划”正是斯大林这一担心的象征，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却又十分想要加入。于是东方集团拒绝了这一计划，将其视为“强化帝国主义、准备发动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工具。1948年2月，总统贝奈斯领导的捷克斯洛伐克联合政府被推翻，共产党政府上台。到1949年德国苏占区成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时，东欧国家已全部由共产党领导，并站到了苏联这一边。

但这就是苏联帝国了吗？反对这一说法的理由也很明显。是的，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确实被并入苏联，成为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但东欧重建的那些国家原本是第三帝国殖民计划中的一部分地区，现在复成了主权国家，它们的人民也受到了公民而非奴仆的待遇，尽管还没有通常所说的公民权。如斯大林在1946年2月的一次演讲中所言，其目标是“恢复[共产党所理解的]民主自由”，而构建“人民民主”的倡议部分来自当地的共产党，他们坚持认为自己有权决定自己人民的未来。在万隆会议上，尼赫鲁尽管并不喜欢共产党，但还是为红色阵营做了辩护，因为“如果我们承认它们的主权，这就不是殖民主义”。尽管它们的政治体系并不是任何西方形式的民主，但那和一位总督奴役属民的统治完全不是一回事。尽管你可以怀疑共产党的经济发展数据，但东欧的新国家确实经历了工业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并普遍制定了社会福利政策。

苏联的野心本身也是有限的。斯大林在1945年之后的希腊内战中没有援助希腊共产党；铁托的南斯拉夫于1948年3月与斯大林当局决裂，并在6月被赶出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共产国际的继承者）；阿尔巴尼亚也于1961年跟随其后，指责苏联违背了反帝国主义路线。斯大林尊重了芬兰主权，并坚持让意大利和法国庞大的共产党配合恢复传统的西方民主。在欧洲以外，斯大林也表现得不愿意被拖入去殖民化的战事。他同意把苏军占领的中国东北交还给蒋介石而不是毛泽东；他直到胡志明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五年后才予以承认、且没怎么提供直接支援，不像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那样全力以赴；他在伊朗没有选择和英国对峙：1950年时他鼓励朝鲜试探美国的决心，又在随后的战争中退避三舍，中国则再次被卷入战争；在南亚、中东和非洲，苏联对民族主义和解放运动没有给予什么支持，尽管西方对此一直很担心。而苏联的安全部门克格勃，也只是在最后一轮去殖民化和独立浪潮中的1960年才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开设了一个部门。

说美国是帝国也同样有问题。美国新建立的权力是通过政治施压、经济威胁、全世界的情报监控和全球驻军而表现出来的，但这并不是领土帝国。在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美占区，军政府帮助恢复公共服务，为重建项目提供资金，并为这些前敌国恢复议会制政体下的完整主权做了准备。从那之后美国的势力是由驻扎在专用基地的陆空军组成的，但既然这些也同样存在于英国，那么它们就很难被认为是帝国主义的证据，除非进行粗略的类比。不过美帝国被形容为“基地帝国”。到21世纪，美军在至少38个不同国家里设有725个基地全球每个区域都有其司令部。这些军事基地让美国得以向全球投送力量，但这和英国、法国作为殖民强国时的所作所为并不相同。当罗斯福思考是否应当接管加勒比海的英国殖民地以守卫通过1940年“驱逐舰换基地”协议获得的新军事设施时，他选择了拒绝，因为这与美国的反殖民主义精神相悖。和斯大林一样，美国领导人最关心的也是安全问题，尤其是对抗想象中的共产主义威胁，而不是想要建立任何历史意义上的“帝国”。因此，各种区域安全条约纷纷签订，其中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久的是1949年生效的北大西洋公约。

后殖民冲突中出现的最大挑战落在了美国头上。在朝鲜半岛1945年商定的以北纬 38°线为界分割的方案让美军对这块失去宗主国的前殖民地承担起了责任。约翰·霍奇将军麾下驻朝鲜半岛南方的第14军面临着令人生畏的任务。他的军官们几乎无人会说朝鲜语，对当地的详细情况和近期的过往也是一无所知。朝鲜人强烈要求自己组织政党，结果到 1945年10月就有了54 个，到1947年更是差不多有 300个政党。美国人建立了以阿奇博尔德·阿诺德少将为首的军政府，但早期的组织工作还要严重依赖前日本官员的协助，他们在被遣返前向新政府提供了350份详细的备忘录。朝鲜人想要民族自决和经济重组，结果几个月里就到处都出现了罢工和农村抗议。1946年10月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几乎一半的投票者更喜欢日本人的统治，而非美国人的统治。在北方，苏军扶持前抗日游击队指挥官金日成担任当地共产党领袖。由于担心朝鲜半岛南方农村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各种人民委员会被共产党渗透，美国人便无力关注这些前日本属民对民族自治的广泛要求。

1945年9月，朝鲜半岛南方的民族主义者宣布成立朝鲜人民共和国，但三个月后就被霍奇喊了停，他觉得这个国家太共产主义了。在1945年12月27日的莫斯科会议上，苏联、英国、中国和美国同意对朝鲜半岛再进行至少四年的联合托管。但是朝鲜民族主义者们十分敌视这种要让他们的国家再等上几年才能独立的主张，这让事情陷入了死局。在苏联的掌控下，金日成及其共产主义伙伴们在朝鲜半岛北方发起了彻底的变革，其中最重要的是土地的重新分配，这是北纬38°线两边的农民都渴望的。1946年，祖国统一民主主义战线成立，未来的共产党国家已具雏形。在朝鲜半岛南方，军政府取缔了工会，禁止了罢工权。1946年9月，大邱市爆发的起义遭到了暴力镇压。与苏联进行的关于建立一个统一而独立的朝鲜的进一步谈判归于失败，美国又急于摆脱这代价高昂而又困难重重的占领，于是同样在9月，美方要求联合国承担责任。一个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开始组织全国大选以组织新议会，但苏联对此拒绝承认，因此大选只能在朝鲜半岛南方举行。这个仅代表一部分朝鲜人的“全国大会”批准了宪法，并选举久经考验的民族主义者李承晚担任1948年8月15日成立的大韩民国的首任总统，此人从1919年向伍德罗·威尔逊请愿时起就开始了他的独立运动。北方也召集了“全国大选”和最高人民大会，其中包括了南方来的共产党，他们于1948年9月9日成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朝鲜半岛的分裂堪比一年后两德的划分。南北双方都声称自己代表朝鲜民族，而联合国只承认大韩民国是合法政府。1950年联合国成立了朝鲜统一复兴委员会，但其成功的希望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及其漫长的余波而烟消云散。一直到1991年9月，韩国和朝鲜才得以双双成为联合国会员国。

美国于1949年撤离了韩国，但不到一年就又回来了。朝鲜半岛南北都希望国家统一，但南方不愿意接受共产主义，北方则不愿被李承晚的民族主义和反共政府统一。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韩国的小规模军队被击退到了半岛最南方的釜山港周围的一小块区域里。联合国安理会在苏联缺席的情况下决定派出军队援助韩国。这下朝鲜军队被击退到中朝边境。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联合国军”被再次击退至三八线。此后战线便稳定在了三八线附近。1951年7月，双方开始了停战谈判。最终的签字停火还要等到1953年7月，在此期间美国战略空军向朝鲜扔下的炸弹比大战期间投向德国的还要多。北方的大城市被摧毁了75%～90%。这场战争的代价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一场殖民和后殖民战争：估计有75万军人死亡，平民死亡人数最少80万，最多近200万人。

朝鲜半岛的战事显示出去殖民化过程中的危机爆发点对冷战的火上浇油能达到何种程度，后来的越南战争也是如此。但其结果并不太能表明这是一场美苏“帝国”之战而非意识形态对抗。其中的差别并不仅仅在于字面上。朝鲜半岛在35年的殖民经历后分成了两个独立主权国家，打了三年仗之后它们仍然各自独立。苏联和美国的霸权在战争的结果和余波中都扮演了自己的角色，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发挥了作用，但1945年日本帝国的终结并没有让这里被再次殖民。

从20世纪30年代一直到充满暴力的战后岁月，漫长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终结了通常形式上的帝国主义，还让这个词的漫长历史声名扫地。牛津大学非洲学家玛格丽·佩勒姆在1961年BBC的“睿思讲座”上指出，在战后常受到谴责的所有“旧权威”中，“没哪个比帝国主义更令人反感”。她相信这是个深刻的历史转变。她还说：“在六千年来多多少少有记载的历史中，帝国主义，即一个国家将其政治权力扩大到另一个国家……作为已有秩序的一部分被视为理所当然。”大战之后，人们现在唯一可以接受的权威，“是根据他们自己的意愿选出，或能够看上去如此的政府”。因此，各地竞相获得独立国家地位，2019年联合国总共有了193个成员。显然，得到了国际机构和区域条约认可的新的民族国家实体并未能消灭战争，无论是国际战争还是内战都依然存在，但和存在于这场规模空前的帝国战争之前的那个时代相比，这又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比资产阶级革命、拿破仑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都更有力地为政治秩序的变革创造了条件，并非仅是在欧洲，而是在全球。领土帝国的最后阶段并没有如伦纳德·伍尔夫1928年预言的那样被“和平地埋葬”而是充满“鲜血与废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