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掩盖的真相：美国为得到生物战技术而阻挠对日本战犯的审判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同盟国计划通过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揭露轴心国的罪行。然而，东京审判没能将一些重要的日本甲级战犯绳之以法。由于冷战初期的紧张关系，美国在东京的军情部门参与到东京审判中，禁止关键证人进入审判程序作证，隐藏有力证据和文件。华盛顿的政策决定者被疑开发生物武器和核武器。他们受麦克阿瑟的支持，希望得到日本生物战的专业技术，从而在对抗苏联时具有优势。最终，美国出于国家安全的目的，没有为731部队的受害者辩护。《隐匿的暴行：细菌战、东京审判和美日交易》生动地描绘并揭示了东京审判中被掩饰的真相，披露了美国如何阻挠对日本战犯的审判、破坏对受害者的公正待遇。

《隐匿的暴行：细菌战、东京审判和美日交易》，[美] 珍妮·吉耶曼 著，谭阳 译，格致出版社出版

>>内文选读：

细菌战的始作俑者石井四郎

1940年秋，全面抗战已进行了三年，侵华日军陷入了僵局。1937年，日军控制着伪满洲国傀儡政府，正从中国东北向南侵袭。日军一路攻陷京、津、沪，以及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进而控制了南方诸多重要口岸。然而，华中的抵抗阻止了日军对中国的全面侵占，并阻挠了日军高层实现“东亚新秩序”的愿景，这一愿景包括印度支那、缅甸、太平洋甚至更广阔的区域。再加上美国对石油和钢铁的禁运威胁，这场战争已经使日本经济陷入了危机。

为了打破僵局，日军高级指挥部接受了伪满洲国关东军的创新性建议。当时关东军由陆军大将梅津美治郎指挥。这支军队成立于1918年，旨在保护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利益，后来逐渐将该地区像封地一般统治起来，除了各种盘剥利用，还在哈尔滨市郊的平房地区建立了一个隐蔽的生物战争研究中心。中心创始人兼负责人、医学博士石井四郎，开发出了一套利用腺鼠疫感染敌军的技术：攻击城市目标时，用低空飞行的飞机喷撒数以百万计的感染了鼠疫的印鼠客蚤。这些跳蚤和成捆的谷物一起被投放出去；谷物会引来老鼠，接着老鼠会遭跳蚤咬噬而染病死亡；然后就像鼠疫的自然暴发过程一样，这些跳蚤会去寻找人类宿主。跳蚤也可以直接感染目标人群，日军在平房区的中国俘虏和东北民众“小白鼠”身上用实验证明过这种传播方法有效可行。

石井四郎那时还是一名军医少将，长期以来靠着梅津美治郎等强大的后台来推行他的秘密计划。军医中将小泉亲彦博士也是石井的早期导师之一，此人强烈主张使用化学武器，后来还当上了厚生省大臣。另一位则是陆军大将荒木贞夫，此人曾任陆军大臣，1940年又任文部省大臣。最高层是陆军大将东条英机——新上任的陆军大臣。东条英机曾在梅津美治郎麾下在伪满洲国待了三年，先任陆军省军事调查部部长，然后任关东军警务长，他对石井四郎的秘密研究及其绝密任务了如指掌。

但对日本民众和绝大多数军队以及政府的成员来说，石井四郎仅仅是平房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队的负责人，是为战斗部队供应清洁水源和疫苗的人，有益无害。石井四郎曾发明过一个过滤装置，可以将尿液转化为饮用水，他声称曾亲自向裕仁天皇示范过这项发明。从1932年开始，石井在伪满洲国的工作（作为东京陆军防疫研究室的分支之一）旨在利用该地区被征服的人口来探索人类对作战部队所面临的危险的反应，如低温冻伤、弹片伤口、霍乱和梅毒。被迫满足日军性需求的“慰安妇”以及其他男男女女均感染了性病；石井四郎在偏远的齐齐哈尔还有个特别研究项目，在中国俘虏身上试验化学起疱剂。不过，他的首要目标是进行具有成为细菌战武器潜力的传染病实验，比如鼠疫、炭疽、霍乱、斑疹伤寒以及鼻疽。

1936年，石井四郎的机构被重组为关东军防疫研究所，拥有了一个位于伪满洲国首府长春郊外的动物疾病研究分支（隶属于关东军第100部队）。石井将他的研究小组从位于哈尔滨东南100公里远的背荫河，搬到了哈尔滨城外仅30公里处的叫作平房的一处新建中心。这个地方连平房村在内，本来有十多个相邻的村庄，都被夷为平地，为中心所用。这座现代化的封闭式领地于1938年被定为军事特区，占地超过1000英亩，拥有150座建筑物、独立的机场、通往哈尔滨的铁路以及炸弹样品试验场。平房的运作，主要是靠从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和东京陆军军医学校招募的医学研究人员。这个中心由数百名士兵把守，有数百名中国劳役犯保持其正常运转。当地的军警“警备队”则负责从监狱向石井四郎提供囚犯，其中有被捕的中国抗日志士，还有些倒霉的人，比如一些俄罗斯人，被人从哈尔滨的街头捉进黑色面包车或是赶进货运火车，被当作“马鲁太”（日语直译为“原木”），送进平房铁丝网后面子虚乌有的“木材厂”。

石井四郎的防疫给水部为他赢得了令人瞩目的政府奖励。特别是在1939年日本和苏联在颇有争议的中蒙边境哈拉哈河的诺门罕事件中，防疫给水部在净水与防疫方面的工作得到了表彰。在这场为期五个月的战斗中，石井四郎派出了一支由22人组成的“敢死队”，用霍乱菌、斑疹伤寒菌和副伤寒菌等，污染了作为苏蒙军队水源的哈拉哈河。尽管这次破坏性攻击的结果无法定论，因为苏联军队最终赢得了战役的胜利，但是石井四郎的小分队还是获得了军队服务特别嘉奖，石井四郎在东京被授予三等金勋章和二级旭日勋章。1940年，石井四郎监管的不仅有作为关东军第731部队中心的平房中心，还有在北平、上海和南京设立的分支机构，包括近5000名军官和普通士兵。南京的机构由荣字1644部队（又称“多摩部队”）管理，位于上海的前哨则使石井可以对华中发动攻击。

到了1940年7月，石井的鼠疫细菌战计划获得批准。陆军大将梅津美治郎下令将5公斤感染了病菌的跳蚤装入汽油桶，从平房运到1644部队，一同运出的还有人工培养的70公斤伤寒病原体（伤寒沙门氏菌）和50公斤霍乱弧菌以备用。石井准备好了由接种过疫苗的专家团队来处理感染病菌的跳蚤，还有一架配有粗喷雾装置的小型飞机用于投放昆虫和谷物。

10月4日，石井四郎发动了第一次空袭，目标是衢州——浙江东南的商贸枢纽。但两周过去后，却没有暴发瘟疫的报道，石井继而在宁波港再次进行了鼠疫战袭击。宁波两千年以来都是商贸中心，到1940年，更是成为中国战时物资内运的重要通道。尽管屡遭轰炸，它仍然抵住了日军的攻势。

自19世纪中叶以来，宁波一直是美国长老会传教和医疗推广的中心。1940年10月27日下午，来自俄亥俄州的年轻牧师阿奇·克劳奇，亲眼目睹了日军的小型飞机逼近这座城市。在日记中，他描述了紧接着发生的事：“当这架飞机在城市中心缓缓盘旋时，机身后面冒出了滚滚浓烟。我正在想它肯定是着火了，这团云烟就迅速向下散开，像夏天的积雨云一样，然后飞机就飞走了。”

这片“积雨云”其实是成捆的小麦和破布条（跳蚤已经四散离去）。这令宁波市民觉得很奇怪。随后，10月29日，当地的卫生局就诊断出了第一例鼠疫。根据克劳奇的日记，11月1日有10人病死，次日又有16人病死。医院工作人员诊治了更多病例，公共卫生队进行了强制隔离、房屋消毒，焚烧了被褥衣物，疏散了最严重的疫区，并在报纸上向受灾民众发出了公告：上交老鼠，无论死活，都可获得小额酬金。官员们动员全城接种疫苗，包括克劳奇和他的妻子以及两个孩子，其中他们的女儿刚出生不久。12月初，作为最后“破釜沉舟”的举措，卫生工作队焚毁了隔离墙内的房屋，1英亩多的区域，大部分神秘的小麦都落在了这里。这场疫病肆虐了34天，造成至少100人死亡，还不包括逃往农村的受害者。

行政院卫生署的瘟疫专家花了数周时间才从重庆穿过战火弥漫的大半个中国，抵达了宁波。在那里，他们却没能找到任何实验室证据证明空投的谷物与鼠疫杆菌之间有丝毫联系，也没能找到任何受到病菌感染的跳蚤。尽管中国的媒体怀疑日军飞机就是导致这场疫病的原因，但始终无法得出确切的结论。随后，11月8日，石井四郎的第一个目标衢州终于暴发了鼠疫，与宁波的疫情如出一辙，这证实了石井四郎的细菌战策略切实有效。

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石井四郎继续进行了多次细菌战袭击。11月26日，他对同样位于浙江省的金华发起了鼠疫战袭击，但空投的混着跳蚤的谷物不知何故未能引起疫病暴发。

1941年4月，宁波终于落到了日本人手中。克劳奇牧师一家跟其他许多逃难的中西人士一样，乘船逃离了宁波港。为了预防疫病的蔓延，人们把船的跳板浸泡在消毒水里。衢州和金华的民众也仓皇逃离，因为这两个地方已经成为战区，国民党军队和日军正在这里你争我夺。

一直等到1941年11月4日，石井四郎才又发动了处心积虑策划的第四次鼠疫战空袭。这次细菌战的目标是湖南常德。常德是通往西部的重要铁路枢纽，每天都被日军轰炸。石井派南京荣字1644部队的军医大佐太田澄具体执行。和之前一样，一架低空飞行的日军战机在市中心喷撒了小麦和大米，其中混有感染了鼠疫的跳蚤。不到一周，恶性疫病就开始蔓延；幸好公共卫生部门反应迅速，将死亡人数控制在了100人以内。被围困的常德城立即陷入了恐慌，但这次依然没有证据表明日本人就是罪魁祸首。

为了对日本提起诉讼，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行政院卫生署将这些诡异袭击事件的记录汇编成了一份报告，在重庆的同盟国各大使馆中流传。中国坚持认为，现代历史上的第一次细菌战违反了国际战争法。这份报告被转给了英美专家，他们正在秘密研发生物武器来对付纳粹德国，但他们对此持怀疑态度。美国项目的首席科学家西奥多·罗斯伯里质疑为何实验室的测试未能显示日军飞机空投的谷物和布料上存在鼠疫杆菌。他认为，数据不足使得中国的指控“未完全”得到医学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