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恬北伐：误读千年的农耕与游牧文明之争

公元前215年，秦国刚兼并天下不久，又将目光转向北方的河套地区。这就有后来司马迁在《史记-蒙恬列传》中的那段描述：将三十万众北逐戌狄。

今人解读，往往觉得北伐对象就是匈奴。然而，系统梳理秦统一前后的边疆形势，以及战国末年的民族分布，就会觉得该结论并不准确。蒙恬实际用兵对象，更可能林胡、楼烦与赵国残兵的复仇者联盟。

早期匈奴并不强大

秦灭六国过程中遗漏过不少边缘区域

公元前221年，秦国几乎兵不血刃的解除齐国武装，完成对关东六国的彻底兼并。此前，他们的主要精力一度被牵制于北方，其中就包括隶属于赵国贵族的代郡武装。那里曾是戎狄聚集的边塞缓冲区，也是赵武灵王推广胡服骑射改革的试验田，更是出产李牧等末世名将的培养皿。哪怕丧失独立建制，依然有实力撑起短暂的反攻复国运动。

与此同时，在西侧的晋北、河套沿线，还分布着向邯郸王室效忠的林胡、娄烦，以及部分驻守赵长城的边军残部。一方面是长期临战状态，塑造出狂野且解扰不逊彪悍民风，丝毫不能忍受编户齐民制度下的严酷盘剥。另一方面又常与南方邻居接触，熟悉内地情况，同情赵人的悲惨境遇。故而不愿意对秦人乖乖就犯，甚至反过来吸纳关内流亡者，逐渐膨胀为帝国的心腹大患。

赵国的长城沿线与河套部分没有被立刻占领

相比之下，同期的匈奴不过刚崭露头角，仍处相当蒙昧的诸部并立阶段。他们在头曼单于治下，始终处于多方围困状态。由于东胡和月氏势力存在，根本没办法集中运用整个草原力量。唯一可靠的基本盘，不过是小小的阴山山脉与北部平原。巧合的是，山脉以南到黄河之间的狭长区域，正好被赵国长城所封堵。

换句话说，秦军根本没必要为匈奴大动干戈。倘若牢牢控制赵国留下的整个北方防线，那么原地蹲守即可以逸待劳。若是尚未踏足那片重要前沿，才需要为强行占据调拨大军与繁多后勤。历史上发生的北伐行动，与其说是越境追缴匈奴部落，更像是与前朝遗老们抢夺整片河套地区的归属权。

匈奴首领的服饰复原

作战过程相当诡异

战国中期秦人就有建立河套地区的长城

早在战国中期，秦人已有构筑长城防线，将整个河套南部和东部都囊括其中。该长城西起甘肃岷县，经宁夏固原、陕西靖边等地，终至内蒙古托克托县对岸。除河套北部的林胡外，还与赵国边军隔黄河对峙，唯独不同活跃在阴山的匈奴人接壤。仅仅是直线距离较近，在没有外力阻拦的情况下，仅仅一个月时间便可抵达。

然而，根据史记留下的蛛丝马迹，蒙恬的数万军队北上速度相当缓慢。他们花费数月时间作战，继而被迫停下休整，等到次年才渡过黄河到后来的九原郡地界。对比各类中外史料的对游牧战争，就能发现行为逻辑不同：

公元前530年，波斯帝国的建立者居鲁士率20万大军北伐，剑指中亚北部的马萨格泰部族。此前，双方以阿姆河为分界线。一旦波斯军队用桥梁+船只渡过天堑，仅仅3天便遭遇到游牧骑兵攻击。尽管对手缺乏固定城池，却有草场、水源等自然资源需要守护，根本没可能让波斯人在自己的地盘上肆意妄为。

公元前513年，波斯的大流士一世又将目标聚焦于欧洲，率军渡海打击那里的斯基泰牧民。后者同样没有城池、要塞守护，始终用射一箭就跑的方式进行周旋。经过30天你追我赶，波斯军队已从多瑙河流域前进至乌克兰以东，直至伏尔加河畔才掉头返回。

波斯帝国的两次远征游牧时间过程都相当短暂

至于汉武帝时期的漠南之战，从表面上看持续时间为公元前124-123年，实际上是在相互独立的多个战场分批进行。每次都只持续1-2月左右时间，丝毫没有任何拖泥带水迹象。

直至前119年的漠北之战，卫青和霍去病分两路出击，同样是只用2个多月时间就兵临贝加尔湖畔。

汉朝与匈奴的历次交手时间同样相当短暂

与之对照，蒙恬时代的秦军完全不像是在与游牧骑兵角逐，更像是与构筑城池、工事的正规军对垒。在这种情况下，哪怕一方握有完全的规模优势，也必须花费大量时间来步步为营：

公元前215年，几乎所有战斗皆发生在黄河以南地区，可能还包括部分黄河以东区域。秦军同样分两路夹击，包括直接出战国长城的佯攻偏师，以及沿黄河迂回包抄的真正主力。这里的打击对象，应该就是林胡和娄烦两大戎狄部族。但依然耗费掉3-5个月时间，显然是对付起来并不轻松。

公元前215年，蒙恬的秦军才渡过黄河，攻击赵国长城的留守残兵。随后真正与匈奴势力碰面，但双方并未碰撞出什么激情的火化。后者像历史上的所有游牧集团那样，索性远遁至其他区域，让占据天时地利的秦军完全丢失追击欲望。

蒙恬北伐过程中有大半时间用于土木攻坚

事实上，今人对于古代北方蛮族的认知，起始于春秋时代的《礼记-王制》。作者孔子谈到戎狄，丝毫不掩饰自己的鄙夷态度：不粒食者！

但20世纪初的历史学家徐仲叔，根据史料辨析提出质疑，认为《王制》中描述的戎狄更接近中国而非匈奴。所谓北狄根本不是匈奴那样的游牧民族。之后，包括日本学者江上波夫等许多学者开始倾向于这一观点。

秦军攻打的戎狄并不是完全的游牧族群

考古证据

不同年代的河套地区定义也容易让人产生误会

当然，仅凭古人的文字记载，还不足以说明秦军对手到底处于何等社会生态。因此，我们还需结合考古发掘成果，进一步探析河套区域的演变历程。

20世纪中后期，考古学家在河套中部和南部，分别发现两片大型的古代戎狄文化遗留，也就是大名鼎鼎朱开沟遗址和李家崖遗址。

两个遗址方位图左为朱开沟，右为李家崖

其年代均不晚于商朝，且都有出土大量铜器、石器和陶器。尤其是凿、镰、铲等生产器具的存在，说明那里的先民具备手工和农业生产能力。甚至在墓穴陪葬物中，最为广泛的是陶器，完全符合定居村落、城镇特征。

此外，两处遗址都有大量建造房屋痕迹，其中的李家崖遗址甚至有挖出城墙根基。说明河套地区在商周之际已进入城市居住状态，与后人想象的遍地游牧截然不同。

李家崖遗址的城墙残余部分

与之类似，考古学家同样在蒙古高原和西伯利亚，发掘出先民不事游牧的证据。他们大都进行一定比例的农业耕作，再依靠养殖业作为经济手段。

可见蒙古地区的先民，其实是不折不扣的农耕定居民族。只是因为气候变化、环境遭受破坏，原先的模式难以为继，才逐渐转为半农半牧状态。等到日常气温下降到一定水平，再次向着纯游牧倾向过度。至于彻底适应改变，时间也不早于等秦汉之交。

南西伯利亚地区曾也以农耕畜牧为主要生活方式

伴随气候剧变，必然是人口的海量流动。春秋时代的北狄南下，就属于这类行动的早期先锋队。至于今天的内蒙南部、河套平原等缓冲区域，则顺理成章的吸纳到更多气候灾民。

这些戎狄一面要应付故地的崭新游牧势力，同时又与南方的农耕地区产生矛盾，到战国中期已相当乏力。索性选择向资源更充沛的诸侯们投诚，或是不情不愿的被对方逐步兼并。秦人花大力气消化的戎狄就是这般，赵人麾下的娄烦、林胡亦是如此。

南下归降的戎狄正是胡服骑射改革的重要推手

公元前265年，赵国名将李牧对阵早期匈奴，正是这类融合在军事领域的集中体现。除中原地区常见的战车和步兵外，有约13000骑兵活跃在其麾下。

正是他们的两翼包抄，让轻敌冒进的游牧对手深陷三面合围。怎么看都比后来的蒙恬，更符合中原农耕文明反击草原劲旅的第一滴血。

赵国的边地骑兵实际上比他们效忠的政权坚持更久

一笔糊涂账

司马迁的时代中原人已分不清戎狄和匈奴区别

正因如此，现代人想象中的秦军完爆匈奴作战，其实在真实历史上可能从未发生。蒙恬用一年多时间，对垒的敌军不过半游牧戎狄，以及与他们朝夕相伴的赵国边军。他们曾是南方农耕文明的前沿守护，转头却发现自己居然被归类为戎狄本身，只能说是命运的不公太过造化弄人。

讽刺的是，由于秦朝二世而亡，古老的戎狄后人再度改换门庭。直至汉武帝开启战略大反扑，他们还以白羊王、娄烦王的名义生活在河套北部。不仅为黄河对面的匈奴本部充当肉盾，还要继续发挥自己的农牧特长，供养单于的草原帝国中枢。随即成为汉军的头号目标，继续在战场和牧场间来回切换。

到司马迁秉笔直书的时代，汉匈之间的矛盾已进入白热化阶段。河套地区的三夹板人群，就毫无意外的被归类为胡，直至完全算入匈奴世系。后来者不明所以，只能拿着古代先贤的结论疯狂复制，不断将这笔糊涂账延续至今......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