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亦灵 《 一位江南士绅的日常生活与明清鼎革》

拈开明末清初的历史画卷，铁马兵戈的气息立即扑面而来。明王朝訇然倾圮，大顺政权昙花一现，由满族建立的清朝最终南面天下，开辟全新的大一统王朝。在数十年的时间里，各方势力逐鹿中原，上演一出出龙争虎斗，写下一曲曲泣血哀歌。在大时代的汹涌澎湃之下，也荡漾着无数个体的成就与苦痛。随着时间推移，当事人对王朝鼎革的耳闻身经，多已在史海中渐次沉隐，永久遗落。只有少数残片借助文献与实物，得以穿越时空隧道，与今人握手相逢，恰如吉光片裘，弥足珍贵。本书撷取的一枚历史碎片，是江南士绅侯岐曾在明清易代之际的生活经历。

侯岐曾是明朝南直隶嘉定县（今上海市嘉定区）人，出自当地簪缨望族紫隄侯氏。他家室清贵，身为考中乡试副榜的贡生，已具授官资格，在明末吴地文坛也拥有一定名望。与未能留名的芸芸众生相比，应当不能算“普通人”。但若放眼全国，侯岐曾仍只是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一生并未在明清鼎革的风云变幻中掀起什么波澜，更谈不上是时代的弄潮儿。他的胞兄侯峒曾系明朝进士，官至左通政，后领导弘光元年（1645，乙酉）的嘉定抗清运动，兵败殉国，成为明季忠烈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与“嘉定三屠”的历史记忆紧密相连。不到两年后，侯岐曾亦卷入复明运动而死，使他得以在史传中附于其兄峒曾之尾。若无此事，侯岐曾的生平大概不会留下太多痕迹。但列入忠烈传记的代价，则是与明末众多殉国者被打上共同的标签，在历史书写中被塑造得眉目刻板、千人一面，失去了身为个体的特殊性。 侯岐曾多少得到今人的一些关注，很大程度上依靠《侯岐曾日记》的传世。在《日记》被发现之前，学界对侯岐曾素乏了解，自然在情理之中。

《侯岐曾日记》（后文简称《日记》）为侯岐曾在易代之初在嘉定乡下隐居时所书，纪录时长约一年半。始载于清顺治三年（1646，丙戌）正月初一，终止于顺治四年（1647，丁亥）五月十日，即侯岐曾被清兵逮捕的前一天。这段时间恰是江南社会在鼎革战争后的动荡期：浙东、福建的残明势力同时建立鲁监国、隆武两个南明政权，与清朝隔钱塘江对峙，随时有反攻可能；前明士绅复国之心未死，对新政权仍保持观望，不少人还积极与浙、闽南明政权联络，或在乡间组织武装，秘密从事颠覆清朝当局的活动；公开的反清斗争仍在江南乡间与太湖沿岸持续，乃至策划夺回城市的重大行动；清军抢掠成性，乡间盗匪横行，复明武装军纪败坏，严重影响地方稳定与民众安全。以顺治四年四月为界，部分士人因卷入“通海案”与“松江之变”等复明活动，遭受清廷严厉打击，侯岐曾也因此而死。他遗留的日记，遂成为有关鼎革之初江南社会的实录。

《日记》受人关注的时间并不长。原抄本长期以“明侯文节先生丙戌、丁亥日记”为名藏于上海图书馆，相对不为人知。 21世纪后，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将《日记》从上海图书馆购出点校，2006年收入《明清上海稀见文献五种》正式出版。2011年，冯贤亮《清初嘉定侯氏的“抗清”生活与江南社会》一文以点校本《日记》为主要资料，描绘了侯岐曾的“抗清”生活。 此后，学界对《日记》的利用明显增加。周绚隆撰写多篇札记，对《日记》所涉侯家亲友的生平进行了细致考订，后以《易代：侯岐曾和他的亲友们》为题结集出版，成为研究侯岐曾的第一部专著。张乃清《上海乡绅侯峒曾家族》与宋华丽《第一等人：一个江南家族的兴衰浮沉》二书， 叙述嘉定侯氏事迹时均大量引用《日记》。陈宝良讨论明遗民改名换姓的现象，以侯岐曾为例展开说明。日本学者大木康考订侯岐曾之子侯玄泓（后改名侯涵）的生平事迹，参考了《日记》内容。笔者亦就《日记》所涉谣言与籍没等议题做出考察。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尚有数篇研究明代嘉定侯氏的学位论文，也多对《日记》有所涉及。那么，这部日记究竟有何值得重视之处？从《日记》出发，关注侯岐曾这位“小人物”在易代之际的生活经历，又有什么意义？在前人对《日记》已不无考究发微的情况下，本书是否仍有另费笔墨、再作探研的必要？

晚明士人好作日记，但留存至今者屈指可数，仅有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冯梦祯《快雪堂日记》、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记》、黄淳耀《黄忠节公甲申日记》等数部。清初日记也所余甚少，如叶绍袁《甲行日注》、陈瑚《确庵日记》、薛宷《薛谐孟笔记》等，以明遗民所作为主。在明清之际传世日记寥寥无几的情况下，《侯岐曾日记》以近九万字的篇幅，呈现了一位明遗民在鼎革之后的心路历程，也涵盖士人日常生活的多方面内容，蕴含的历史信息相当密集。近年来，学界也愈发重视对日记等私人文本的利用，日记已超出一般性史料的范畴，转而成为某些新锐研究路径的依托。然而，这不意味着《侯岐曾日记》的价值不证自明，而仍有待研究者的阐发。此前对嘉定侯氏与侯岐曾其人的研究成果，基本均着眼于“忠义”，力求对侯氏亲友的殉国之举做出解释。虽不无考订史事之功，结论却多止于对忠烈之士的讴歌或叹惋。《日记》在“抗清”之外的丰富内容也相对不受重视，实有遗珠之憾。

“书写忠烈”的研究范式至今仍被反复采纳，其实并不令人意外。从清代官民对“忠烈”的模式化书写，到近现代民族主义话语体系对“爱种”的强调，明末殉国者的人格形象长期被浓缩为以“忠义”为核心的特定样貌，真实的生活样态与喜怒哀乐则被视为枝蔓而遭隐没，或仅仅作为殉国之举的注脚存在。海内外学界对此虽早有觉察， 但“书写忠烈”的思维定势仍在潜移默化间影响着相关选题与价值预设。当然，明末毕竟是时人积极畅言践履“忠孝节义”的时代，既有研究即便仅探讨“忠烈”这一属性，也自有价值。但若片面强调，终究易造成对鼎革之际人事评判标准的泛道德化，从而遮蔽历史存在的多元面向，也阻碍了探索更多议题的可能性，慷慨激昂的忠臣口号与婉转幽微的遗民心事随之显得苍白。邓尔麟（Jerry Dennerline）从侯峒曾、黄淳耀等“嘉定忠臣”出发，既探讨了形成“忠烈”的社会文化背景，又逸出“忠烈”本身，将研究议题延展至晚明江南的社会经济结构与士大夫的统治地位， 堪为突破陈规的尝试。《侯岐曾日记》作为私密文本，对作者生活经验和心路历程的描摹之完整、刻画之细腻，同时代其他士人的撰述大多难以望其项背，为沿社会史、生活史等路径重新解读明遗民乃至明清易代史提供了更多可能性。有鉴于此，本书对《日记》的研究旨趣，并非颂扬“忠烈”，而是探索“日常”。

说到探索“日常”，引入日常生活史的理念应属必需。这一研究取向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首先出现于德国和意大利，旨在再现千姿百态的日常生活，使之成为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等历史因素相互联结的“接点”，以重建“全面史”（Integral History）。 日常生活史注重对生活细节的发掘，也在“新文化史”的影响下关注日常琐碎行为的文化内涵，以及个人对生活状况的体验与表达。由于“全面史”注重对日常生活多角度、全方位的细致呈现，研究范围不可能太广，故多采取微观研究的形式，以个体生命为主要关注对象。日常生活史与微观史这两种研究理念于此交汇，诞生了《蒙塔尤》《马丁·盖尔归来》等一系列经典之作， 近年来在中国史领域也有蔚然勃兴之势，早已不是世纪之交“小荷才露尖尖角”的面貌。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梦醒子》、王笛《袍哥》、程美宝《遇见黄东》、罗新《漫长的余生》、刘永华《程允亨的十九世纪》等新著，均以生动的笔法，勾勒出个人生活与“大历史”的互动，受到公众关注。本书无意自命为某种研究路数，谨守理论矩矱也难免有画地为牢之嫌。但前述日常生活史与微观史的研究理念，确实为解读《日记》提供了某些引导。一言蔽之，所谓探索“日常”，第一指运用微观研究的“显微镜”，关注《日记》作者侯岐曾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如饮食、消闲、医疗、社交、谣言传播等，重构相关的“历史现场”；第二指暂时遗却“忠烈”等标签，以日常生活为基点，形成对个体生命的完整理解。

至于本书运用微观与个人叙事的具体呈现方式，当然离不开讲故事，纯粹结构化的分析只会将鲜活的个人经历切割得支离破碎。叙事作为史学最古老的写作传统，虽在社会科学化潮流的冲击下一度衰落，但在20世纪后半叶又伴随史学的“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而迎来反思后的复兴。事件与结构的融汇，使故事本身更富深度，也使历史结构的大厦中再次出现了“人”的身影，随之有了生机和烟火气。如达恩顿（Robert Darnton）所言：“最令人激动、最有创意的历史研究，应该通过个别事件挖掘出前人的人生体验和当时的生存状况。”“讲故事”的方式对书写生命史的意义不言而喻，但问题在于，通过《日记》能讲出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应当承认，由嘉定、江阴的城头喋血，到几个南明政权的辗转播迁，学界与公众对明末南方士人的抗清活动并不陌生。学者已发现，目前有关“明清之际”的主流历史叙述，正以江南作为主要舞台而展开。在舞台之上，忠贞之士慷慨受难，遗民隐逸行遁于野，是屡屡重复上演的剧目。环境（江南）、人物（士人）与情节（殉国或隐逸）几乎从未调整，聚光灯下的场景千篇一律，不免令人厌倦。学人由此提出，对明清易代史的叙述重点不妨适当移位：从关注王朝战争的动荡风云，转向地方社会对易代的回应；从关注士人的临难抉择，转向普通民众的乱世遭际；从关注战争与抵抗，转向动乱之后的社会变迁与秩序重建；视角从偏重南方，转向兼重北方。如此看来，《侯岐曾日记》的故事本身或许精彩，但如果讲成一段江南遗民“采菊东篱”或“地下抗清”的经历，仍不过是旧调重弹。所幸，“日常”的价值恰在于此。追寻看似庸常琐屑的日常生活，在不经意间便可还原生命的本来样貌，让被某些价值观念所裁剪的叶片重返枝头，再现一株完整的“历史之树”。一枚碎片也能映出世界的倒影，小人物的真实性与独特性，素有潜力挑战渐已固化的宏大叙事。正如研究士大夫不等于秉持“士大夫中心主义”， 从《日记》讲出的故事，人、地、事看似不变，却一样可以咏出新韵。今人对明清易代所熟悉的忠节、抵抗与隐逸叙事，究竟是历史的原貌，抑或存在一厢情愿的想象与建构？我们还是请侯岐曾本人来回答吧。

余话不表，通向明清之际历史世界的大门已经敞开。

摘自朱亦灵《覆巢之下：一位江南士绅的日常生活与明清鼎革》“引言”，北京：中华书局，2025年，第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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