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民族大学白照杰：唐玄宗胞妹金仙公主的求道之路

作者 文博时空

文博时空 作者 白照杰 李唐有公主入道之风，就目前所知情况而言，已可确定至少有28位公主因不同原因成为道士，金仙公主就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一位。

金仙公主墓志志盖“大唐故金仙长公主志石之铭”

金仙公主墓志拓片

《大唐故金仙长公主神道碑铭并序》（后简称《金仙神道碑》）为徐峤（之）撰，唐玄宗御书。此碑本系传世之作，《道家金石略》依《金石萃编》等录文，可以参考。《大唐故金仙长公主志石铭并序》（后简称《金仙墓志》）于1974年经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挖掘，出土于蒲城县三合乡武家村北，亦为徐峤所撰，玉真公主亲书。依二石内容，可判断二者均刻于开元二十四年（736）金仙公主附葬桥陵之时，乃梳理金仙生平道迹最可依仗之材料。

两石记载金仙公主享年四十四岁，《金仙墓志》称其“壬申之年，建午之月，十日辛巳薨于洛阳之开元观”，可知金仙卒于开元二十年（732）。以此上推，金仙约当生于689年（虚一岁），即武后永昌元年。《金仙神道碑》和《金仙墓志》给出金仙的家庭关系，指出其为太宗曾孙、高宗之孙、睿宗之女，玄宗同父同母的八妹。虽贵为天皇贵胄，但金仙公主的童年却可能长期生活在恐惧之中。其出生的永昌元年，武则天已牢牢把握大唐政权，严酷打压李氏皇族宗亲。就在一年之后，武则天正式改唐为周，登基称帝。金仙、玉真和李隆基共同的父亲李旦，曾在文明元年（684）经武则天扶持，替代中宗李显成为皇帝，但却一直生活在武则天的威胁和控制之下。

武周的建立，使李旦及其家人的处境更堪忧怜，任何不慎都可能引来杀身大祸，金仙母亲的死亡进一步增加了这个皇室家庭的焦虑感。《旧唐书》等记载，长寿二年（693），韦团儿构陷肃明皇后及德妃行巫诅之事，武则天于是在嘉豫殿中召见二人，二人随即一并遇害，尸身下落不明。事件中的德妃窦氏，即为金仙、玉真和李隆基的生母。但李旦及其子女的厄运并未止步于此，在武周统治时期，政治侵袭总是不期而遇，根本无力招架，人如风中飘絮，命运始终不曾掌握在自己手中。正如Charles Benn所述，这样的早年经历，可能成为促使金仙、玉真入道的一种动力。对周遭环境的厌恶和冀图逃避世间侵扰的企盼，常常能够孕育出对于道教自由无待的信仰世界的亲和感。

神龙政变的突然爆发，为金仙公主等人的解脱带来转机。随着武则天的逝世和李氏皇朝的中兴，金仙公主迎来喘息的机会。就在唐中宗复位的第二年（神龙二年，706），金仙公主获得正式入道的机会。根据《金仙神道碑》所述，在李旦还是藩王时，金仙受封为西城县主，“以丙午之岁度为女道士”。这一情况，得到《金仙墓志》的呼应，称金仙“十八入道”。尽管此时的政局依旧非常混乱，几方势力纠缠争斗，局势暧昧不明，但较之武周时期，金仙等人的境况终归有所好转——入道意愿得到满足可以作为境遇转变的标志之一。然而，目前尚未发现此次入道后金仙公主即进入道观的证据，其在道教一途上的进程或许在数年后才获得重大进展。彼时，经过另外一番血雨腥风，金仙的父亲睿宗李旦再次登基，兄长李隆基和姑姑太平公主重权在握。金仙墓志和神道碑均指出，李旦对年幼的金仙公主异常宠爱，李帮认为这可能是“源于感情的补偿”。这样的补偿在李旦再次登基后，变得更加厚重。

《金仙墓志》记载，睿宗登基后，西城县主“进册金仙公主”。但这则记载实际将两个事件捏合在一起。《册府元龟》记载景云元年十二月癸未（711年1月1日），睿宗下制，“第八女西城公主、第九女昌隆公主”，“并令入道，奉为天皇天后。宜于京城右造观，仍以来年正月令二公主入道”。则景云元年，金仙只是从西城县主进为西城公主。根据吕夏卿《唐书直笔》所述，景云二年（711）五月，西城公主才又改为金仙公主。而在改封“金仙公主”前，这位西城公主还与妹妹一同再次获受道法。据担任传法仪式临坛大德证法三师的太清观张万福亲述，在睿宗下达命令大约一个月后（景云二年正月十八日），23岁的西城公主与妹妹昌隆公主（也就是后来的玉真公主），从“三洞大法师、金紫光禄大夫、鸿胪卿、河内郡开国公、上柱国、太清观主”史崇玄，受灵宝中盟经戒法箓。

《仙道寻踪：唐道士廿八考》，白照杰著

有关史崇玄的情况，考九（编者注：指《仙道寻踪：唐道士廿八考》中的《周唐鼎革中的太清观主史崇玄》一文）已做介绍。基本可以确定史崇玄依附太平公主，从神龙到先天时期快速晋升，成为当时影响力最大、最受朝廷重用的道士。随着李隆基与太平公主矛盾爆发，以及李隆基登极后取得最终胜利，史崇玄与太平公主的势力一同被磨灭在政治斗争的绞盘之中。有关此次洞玄传授的情况，Charles Benn以专著的形式做了非常详细的探讨。根据张万福在《传授三洞经戒法箓略说》（后简称《略说》）以及三十年后大弘道观道士蔡玮在《玉真公主朝谒谯郡真源宫受道王屋山仙人台灵坛祥应记》中的回忆，金仙和玉真公主传法期间，甚至出现老君降临、亲自传法的奇迹。张万福在《略说》中记载道，在那次洞玄授度的十个月后，也就是玄宗登基后的先天元年（712）十月二十八日，金仙公主和玉真公主又从史崇玄处受得“五法、上清经法”。据较新研究发现，此次传法非常特殊，意义也颇为重大。两位公主之所以接受“五法”传授，有可能是为了补齐和掩护当时还是“禁书”的《三皇文》等洞神经法。此次传法之后，《三皇文》在现实意义上终获解禁。《金仙墓志》称金仙讳“无上道”，考虑到玉真公主讳“无上真”的情况，推测二人可能是在上述受法后（可能是稍早的洞玄受度后）一同获得的法号。

就在《册府元龟》所收景云元年十二月令金仙、玉真受道制中，睿宗答应在京城为两位公主造观。据《资治通鉴》等记载，次年两所道观正式动工，均被安排在辅兴坊中（金仙观在辅兴坊东南隅）。然而由于“逼夺民居甚多，用功数百万”的问题，立即遭到朝臣反对。气贺泽保规以表格形式列出反对造观的官员及其奏疏主旨。业师贾晋华对官员们的反对情况进行详细总结，并指出玉真公主的道观建立在旧有官宅的基础上，金仙观则是完全新造，因此后者更可能导致大量原住民搬迁，由此引发矛盾。虽然遇到重重阻力，但金仙观依旧在睿宗的支持下建设完毕。同年，玄宗登基称帝。《金仙神道碑》有残缺，但仍可见“邑一千四百户”等语；《金仙墓志》亦记载玄宗称帝后，为金仙“进封长公主，加实赋一千四百户”的情况。气贺泽保规指出玄宗是在先天二年（713）七月之后全面掌权，推测金仙进封亦当在此之后。

在玄宗统治时期，金仙公主在东都洛阳还拥有另外一所道观。《金仙墓志》记载“仍于京都双建道观”，且金仙最终就卒于“洛阳之开元观”。《唐会要》《长安志》等著作对金仙的这所道观有所记载，但所记内容却有不少错误。气贺泽保规对这些记述问题进行清理，指出金仙在开元五年（717）获得洛阳道德坊的景云祠，开元十年（722）改额开元观。有材料记载，除了长安的金仙观和洛阳的开元观外，金仙公主在终南山中也拥有一处潜修之所。王处一《西岳华山志》记载，华山上有白云宫，是“唐明皇妹金仙公主修行之所”；仙宫观，“金仙公主所居之宫，乘鹤之后，敕修为仙宫观”；驾鹤轩，则是“金仙公主成道乘鹤升天之处也”。不少更晚的材料对这些胜迹和传说也有记载。然而，尽管金仙公主在终南山中拥有修道场所并非毫无可能，但相关记载出现时代过晚，似乎更应当视作传说或地方记忆，未必符合事实。

与活跃于各个领域的妹妹玉真公主不同，金仙入道后的生活似乎要平淡很多。现有材料极少记载她入道后的情况，唯房山云居寺的一方碑石给出些许信息。这方开元二十八年（740）刊刻于所谓“金仙公主塔”上的《山顶石浮屠后记》，已经获得不少开放式研究。此篇铭文的刊刻情况相对比较复杂，且与金仙公主本人关系较远（此时金仙已去世数年），不必过度铺陈。仅就碑文而言，其中记载下开元十八年（730）金仙长公主为云居寺刻经呈递玄宗的两份奏请。其一是请求玄宗将新旧翻译的四千多卷佛经相赠，作为石刻经书的底本；其二则是为保障刻经能够有足够的经济支持，请求玄宗赐下庄田，并写明庄田四至。玄宗自然应允了金仙的请求，十年之后记载此事的碑铭被刊刻下来。根据魏来的推测，之所以在此时刻碑，其实是为纪念对于石经刊刻厥功至伟的敬琬法师圆寂百年。事实上，在金仙奏请的十年后，四千多卷赐经方才运抵石经山。金仙的奏请对于房山石经事业的顺利进展帮助很大，其在文本和经费方面的援助使这项延续千年的工程得到朝廷支持和物质保障。

时间来到开元二十四年（736），《金仙墓志》和《金仙神道碑》均记载她于四年前卒于洛阳开元观，“权窆伊洛”，享年四十四岁。《金仙墓志》记载称：“越以景子之年七月己卯朔四日壬午，启旧茔而自洛，即陪葬于桥陵。”《金仙神道碑》给出迁葬队伍的记载，称：“……喜县开国男裴允初备监护之仪，银青光禄大夫、将作大匠、上柱国康……紫气迎于函谷。”

金仙公主北方镇墓石拓片

由于迁葬的关系，金仙公主实际拥有两所坟茔，根据目前的发现来看，两所坟茔均曾埋入镇墓石。有关洛阳坟茔的镇墓石，清代赵之谦《补寰宇访碑录》著录一《金仙公主墓中符篆告文石刻》，据称出土于洛阳，“正书，无年月”。这方碑石所在不详，笔者亦未见拓片，但似确曾在清代出土于洛阳龙门。清代金兆燕《棕亭诗钞》中《唐金仙公主墓券歌》即因此事而作，诗中称“龙门乡界坏沙崩，断甓零砖出野塍”，其间注曰：“券文云：三洞女官金仙公主今于龙门乡安宫立室。”迁葬长安、附葬桥陵后的金仙墓曾有镇墓石出土，拓片为加地有定等人收藏并刊布。此方镇墓石为道教五方镇墓石之北方镇石，刻文写道“今有□清大洞三景法师故金仙观女官金仙公主李无上道灭度五仙，讬尸太阴，今于京兆府奉先县桥陵域内安宫立室”云云。可知金仙公主因道士身份，以五练生尸之仪入葬，以图死后继续修道升仙。

（选自白照杰《仙道寻踪：唐道士廿八考》，原标题《金仙公主道迹》，对原文有删节，发布经作者授权）

作者简介

白照杰，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道家古典学研究中心主任；澳门大学史学硕士、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史学学士。主要致力于中国道教研究，兼及佛教及佛道关系探讨。著有《整合及制度化：唐前期道教研究》《圣僧的多元创造：菩提达摩传说及其他》《十字门内飘法雨：澳门当代佛教问题研究》等，译有《中古道教文学研究》《李白与中古宗教文学研究》等，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

图片 | 白照杰

排版 | 刘慧伶

设计 | 尹莉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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