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人生最快的方法：慢

行事不可任心，说话不可任口。

世人皆有一颗求快之心，常求见效快、成功快、得利快，但生活并非是一场竞速，讲究唯快不破。

恰恰相反，真正的智慧在于懂得“慢”的力量。这并非是迟钝，而是沉淀，是留白。

在快性思维的重压下，易浮、易躁、易失，此时不妨对自己道一声：“且慢”。

《礼记》有言：“水深则流缓，人贵则语迟”。

被称为“晚清第一名臣”的曾国藩就深谙此道。

在父亲的生日宴上，因快人快语口无遮拦，他开罪了同僚郑小珊，在其面前夸夸其谈，得意忘形。

郑小珊因此反感，两人争吵起来，曾国藩“肆口谩骂，忿戾不顾”，惹得郑小珊愤怒离去。事后，他懊悔不已，于次日登门致歉，两人方得冰释前嫌。

曾国藩的一生仕途堪称传奇，祖上三辈无功名显赫之人，亦无亲族为当朝权贵，在官场上毫无根基的他却做到了十年七迁，连跃十级，官至二品，升官速度被称为道光朝第一人。

这离不开他的“慢语”信条，他甚至将此写入了家训：“行事不可任心，说话不可任口”。

所谓慢语，是为了避免让情绪占上风，在冲动下讲出无法挽回的言语；是为了能够留心当下境况，讲出宜时宜地之言；是为了让思考成为语言的先行者，以免词不达意。

说话是本能，而慢语则是修行，当言语有了“慢”的沉淀，人生的格局与气象自会悄然改变。

弟子子夏出任地方官，临行前孔子告诫他，为官之道，最忌一味求快，易坏事。

这便是《论语》所说的：“欲速则不达”。

以速度为先的事情，常常都不尽如人意。北宋王安石变法失败便可窥见一斑。

王安石拜相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法，唯求即刻见效。他在短短数年内推出了青苗法、免役法等十余项新法，又将各地官员以执法效果作为晋升依据。

本欲利国，却成苛政。

地方官员为求升官，致使贫民受到严重剥削，常常苦不堪言。且王安石将是否支持变法作为用人的唯一标准，苏轼等为百姓做实事的“异党”们遭到一贬再贬。

“缓而图之，则为大利；急而成之，则为大害。”宋神宗去世后，高太后听政，即刻便废除了变法，徒留一声叹息。

驰而不息，慢而有成。唯有慢行，方能周全考量，采取最优解；方能在行动中反复叩问本心，确保发展方向不违本志；方能万事恒久行之，以免半途而废。

流水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真正的成就，往往诞生于稳健而持久的慢行中。

何为慢思？

正如《韩非子》中所言：“思虑熟，则得事理”。

过快的思考，常常只得浅薄之理，不够周全，又如何会有正确的言行？

譬如司马迁，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解，触怒汉武帝，获罪入狱，面临生死抉择。

是如同历代文人志士一般，以死明志证清白；还是选择身受腐刑以免一死，完成史书？在那个“臧获婢妾犹能引决”的时代，腐刑之辱比死亡更甚。

司马迁在狱中经历了一场无比痛苦的慢思，最终选择忍辱负重地活着。

在给友人的书信中，他写道：“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死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亦是一场解脱，如何死得其所，才是值得思考之事。

正是因为有了司马迁的深思熟虑，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才得以诞生。

倘若他对于生死之思只是浅尝辄止，选择一死解千愁，如今的历史又会失色多少？

思考，最忌浮光掠影，慢思之后，自能为眼前的困境寻到一条破解之道来，最怕的便是浅思之下的仓促行动，往往事与愿违。

俗语有道：“心定事圆”。

所谓心定，即拥有了一颗慢心——这并不是怠惰之心，而是不为外境所扰、不为俗流所裹挟的定力与恒心。

“三苏”之一的苏洵，便是拥有一颗慢心的典范。

第一次应乡试举人，他却不幸落第。27岁焚毁旧稿数百篇，下决心从零开始。

他静坐室中，苦读六七年，而后两次参加科举考试，皆落榜。

比起苏轼、苏辙，苏洵的读书天赋或许并不出众，但他贵在有一颗慢心，既不为求快而轻易放弃仕途之路，亦不为世间俗言俗语所干扰，一改初心。

落榜后的他，继续闭门研习诗书经传、诸子百家，访师问道，终于在48岁时携《权书》、《衡论》谒见欧阳修，被其赞为可与刘向、贾谊相媲美，名动京师。

倘若苏洵没有一颗慢心，苦读几年发现尚无建树，在乡亲邻里的嘲讽下便放弃了读书仕途，又如何能够与二子同列“唐宋八大家”？

慢心，是一颗气定神闲之心，一颗富有毅力之心，一颗无畏世俗之心。

慢语，以避口不择言；慢行，可免半途而废；慢思，能避冲动行事；慢心，可免俗人所扰。

就如鲁迅所言：“即使慢，驰而不息，纵令落后，纵令失败，但一定可以达到他所向往的目标。”

做到此四慢之人，何愁无法改变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