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国军军长黄樵松在南京被枪决，行刑前却高呼：毛主席万岁

“1948年11月26日早上八点整，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阴冷的问话在南京中央军事监狱狭长走廊里炸响。灯光晃动，一位身材清瘦、衣扣整齐的中将昂首而立，他给出的回答不是求饶，而是一句掷地有声的“毛主席万岁！”守卫们面面相觑，空气突然沉甸甸。

枪声还未响起，人们便开始追问：一名堂堂国军军长，为何临死前呼喊这样的口号？蒋介石究竟为何要置他于死地？要弄清缘由，得把时钟拨回二十多年前的黄河故乡。

1901年腊月，河南中牟一户贫寒农家添了男丁，父亲给他取名“樵松”——劈柴般坚韧，青松般正直。家里没几亩薄田，少年黄樵松读书全靠邻村私塾先生免学费、送旧书。成绩好是真本事，可一场1922年的亢旱把一切打乱：田裂、井枯、军阀还来抢粮。乡亲们哭，他握着仅有的课本也跟着急红了眼。

“书救不了咱百姓，我去当兵！”年仅21岁的他卷起铺盖，投奔冯玉祥西北军学兵团。自此，枪杆子成了他新的“笔”。1924年升卫队连长，1926年当上营长，期间开始接触在西北军工作的共产党员。有人教他合唱《国际歌》，他还听到一句话——“打倒列强、除军阀”，心里狠狠震了一下。

中原大战，西北军败。蒋介石趁机把残部收编成二十六路军。对黄樵松而言，这叫“身不由己”。日子更难受的，是被拉去“剿共”。他对部下直白：“兄弟骨肉何苦相残？”话传出去，上头记了他一笔。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铁骑蹂躏关东。黄樵松在江西前线得讯，抬头看北方，一句话冒出：“打自己人算什么好汉？政府要是听毛泽东的，早该停战抗日。”士兵们全听呆了。几个月后，宁都起义爆发，他虽然缺席，却承认“心里震动得厉害”。

全面抗战燃起，他率部北上。台儿庄、武汉、豫南、信阳、南阳——每一处都是血雨腥风。他在信中告诉妻子：“要么我回家，要么给你留封遗书，总得有个交代。”1940年豫南截击战，他围歼日军两千余人，伤亡却不过四百，后方报纸头版称他“豫南孤胆将军”。这年冬天，他在第二战区会议上第一次与朱德、彭德怀齐坐一桌，结束后悄悄对警卫说：“这帮人，真诚得像兄长。”

也正因如此，他的二十七师被蒋介石特别盯防。1940年夏，十几名“通共”的军官被宪兵抓走。黄樵松直接闯到军法处，丢下帽子吼道：“人给我！不然我领着师里老少直奔新四军。”逼得军法官灰溜溜放人，可蒋对他已彻底不信任，把他调到一四三师冷板凳。

抗战胜利，人们以为终于可以安生。黄樵松请长假回开封，陪母亲种菜、钓鱼。还没过一年，内战烽火又起。1948年盛夏，胡宗南急赴太原救火，点名要整编第三十师。副师长黄樵松推辞无门，只得披甲。临行前，老长官高树勋托人送来一封信：如果不愿再做无谓牺牲，就在战场上找机会“掉头”。

第三十师改番号为第三十军，黄樵松升任军长。几次电台联络后，他与解放军山西前线取得暗通，要在南同蒲铁路附近突然起义。为了稳住队伍，他把计划告诉师长戴炳南。戴是他一手提拔的老部下，两人同吃同睡十余年，他根本没防备。不料，这位戴师长盘算一番后觉得“阎锡山兵力尚盛，若起义不成，我小命难保”，于是偷偷飞报阎锡山。

8月下旬，黄樵松赴“战区会议”途中被诱捕。一条铁链，一辆吉普车，奔向太原。审讯中，他直言：“不认可内战！也不承认你们的叛变罪名。”几封电报递到南京，蒋介石只批一句：“军法从事。”随后搭专机押解。

南京法庭走过场。判决书写着“通共、谋叛、意图颠覆”。他淡淡笑了笑，没申辩。唯一要求是写信给妻子：嘱咐老人孩子离开战区，安全第一。行刑当晨，他挺胸站定，喊出最后的“毛主席万岁”，随即三声枪响。子弹穿透胸膛，他身体晃了晃，依旧保持立正姿势——旁观者说，那一幕像立碑。

戴炳南的结局同样迅速。太原解放后，他被押往保定，军事法庭宣判死刑。行刑前，这位昔日师长只低声叹：“我错了，真错了。”无人再替他求情，尘埃落定。

站在军史资料里梳理，黄樵松是解放战争期间唯一因筹划起义而被国民党处死的军长级将领。档案显示，他在抗日战场上完成大小三十六次战斗，击伤歼敌近万人；却因为坚持“拒绝内战”而赔上性命。有人说他天真，有人说他刚烈，但有一点无法否认：国共分野的关键时刻，他做出了选择，并为此付出全部。

他留给后人的东西并不多：一本破旧《孙子兵法》、几封家书、两张昏黄照片。可只要翻阅当年的作战电报，就能看到那个在豫南泥水里端着刺刀冲锋的身影。枪声早已停歇，那声“毛主席万岁”却穿过岁月，依然敲打着许多人心底最柔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