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病找病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

因为不断地怀疑自己“生病了”，晓文在两年时间里，瘦了40斤。

这两年多时间，她不断往返于医院，穿梭在各个科室里，在所有的检查结果都显示没有问题后，她依旧不相信自己“没有病”。

经过系列检查，晓文在医院被确诊了疑病症，疑病症又称疑病性神经症，是一种对自己身体健康状况过分关注、担心或深信自己患了一种或多种躯体疾病，经常诉说某些不适，反复就医，经多种检查均不能证实疾病存在的心理疾病。

事实上，疑病症正在影响越来越多的人。过去，这种病症主要在对健康过度焦虑的老年人中较为常见。然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开始受到疑病症的困扰。

这是一个让人感觉“孤独”的疾病。它不被看见，也不被理解。

而疾病背后的原因，或许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

和我聊天时，是周末的上午10点，晓文告诉我，她从昨晚到现在，还没有吃饭。原因是她最近出了皮疹，皮肤上的小红点让她莫名揪心，她不知道这是普通的色素沉着，还是让她惊恐的，可能预示着“什么不好”的痣。焦虑像往常一样，开始蔓延，让她寝食难安。

就在刚刚过去的一周，晓文整整七天没有踏进办公室。她向公司请了假，原因并非工作压力，而是疑病症带来的焦虑，让她整个人都喘不过气。

可家也并不是避难所。独自一人时，她反而更频繁地站到镜前，一寸一寸检视自己的皮肤。假期的后半段，她因为突发水痘，反而多数时间都待在医院。弥漫着消毒水气味的诊室和走廊竟莫名让她感到些许安心——在那里，恐慌是可以被即时回应和处理的。

事情要从她看了皮肤癌的科普帐号开始。几个月前，小文不小心点开医学科普账号，一篇皮肤癌的科普文章出现在首页，她点进去，里面写道，“不对称、边缘不规则、颜色不均匀…”，事情从此变得一发不可收拾，随着她视线所及的一行行字，她脑袋里的雷达也被一一击中了。

“我的大脑一直对我发出警告，这是相当严重的问题，一定要重视。”身上所有的痣成了众矢之的。

事实上，上个月，晓文已经去了几趟医院，分别检查了手臂、腰部、大腿上的痣，这些痣都是她一一发现的，直到把所有的痣检查完，她终于放松了。

但一个月后，她对检查结果产生了怀疑，一些无法控制的想法产生了：“医生是不是漏检了？”，她又返回医院，重新做了检查。

医院无法完全消解恐慌，小文转而向AI求助，“痣旁边有一点痒，会不会有癌变”的可能。

随着夏天来临，她不得不穿上防晒外套，避免自己的皮肤裸露出来。否则她目之所及的皮肤任何一点瑕疵便会让她停下手中的事，转而研究自己的皮肤。

晓文的疑病症始于2020年，疫情肆虐，对死亡的庞大恐惧让她开始密切关注身体的每一处细微变化，任何一点异常都足以让她警觉，并立刻寻求医生的确认。

晓文的挂号记录

不过那时，症状尚不严重，她也还能勉强维持生活的秩序。真正的转折发生在2022年——她患上了一种常见于中老年群体的“灼口综合征”，舌头、牙龈和口腔内壁持续出现灼烧般的疼痛。

那段时间，她成了口腔科的常客，反复就诊，直到医生一次次给出“没有问题”的诊断和宽慰，她悬着的心才暂时放下。

但事情并未就此终了，从此开始，她踏上了寻医之旅。身体的每一处微小变化，都能让她的心情极具起伏，继而转化为冲向医院的实际行动。

体重变轻了，她怀疑自己患上了肠胃癌，便到肠胃科检查。

有段时间，她头疼了整整两周。从清晨醒来到深夜入睡无休无止。她到医院脑科做了核磁共振，继而去看了骨科、神经骨科、疼痛科，所有的检查都显示没有问题。

最后，一位神经外科的医生在排除了所有器质性病变后，委婉地建议她：“或许你可以去心理科看一下，我怀疑你的症状属于躯体化表现。”

晓文自己粗略算了算，仅仅是去年一年，她平均每个月至少就要进出医院两次。

她在外贸公司做翻译，这份疑病症也让她的工作产生了小小的波动，她的思绪经常被身体吸引住，久而久之，办公室也成了“恐惧发生的地方”，也让她焦虑不安。她开始犯一些以前绝不会出的错：填写的文件漏了关键的字词，领导刚交代的任务转身就忘。

她丰沛的情绪也被疑病症蚕食殆尽。同事们口中悲伤、兴奋、喜悦的事，再也难以引起她的共鸣，她被困在了自己身体的迷宫里，再也无力回应外面的世界。

她的生活完全被打乱了。她的身体也因为疑病症，从128 斤，瘦到 88 斤。

《黎明的一切》截图

菲菲的生活也偏离了正常的轨道。菲菲今年28岁，她从高二开始疑病，最初的表现是总在深夜被一阵突如其来的心悸惊醒，坚信自己下一秒就要猝死。她反复去医院做心电图，每一次结果都显示正常。

后来，她开始害怕自己患上那些治愈希望渺茫、预后极差，或是会让人在漫长折磨中逐渐走向死亡的疾病——癌症、渐冻症、狂犬病。

她陷入了一种“对照症状、匹配绝症”的强迫性循环。身体的任何一丝风吹草动，都会立刻被她捕捉、放大，然后与最可怕的疾病联系起来。上几天，菲菲又到医院测了碳13，幽门感染，但程度不高，她稍微安了点心。

晓文和菲菲的经历并非个例，她们所承受的，是无数疑病症患者共有的困境。

清华大学玉泉医院精神科主治医师申晨煜在接受中新网采访时谈到，疑病症即疑病障碍，属于躯体化障碍谱系疾病。疑病障碍患者总担心自己身体出问题，将微小的症状灾难化，控制不住地过度紧张担忧，继发反复就医、频繁检索病症信息等“安全行为”，但这并不能真正缓解其恐惧和焦虑。

症状最初出现时，是晓文的外婆和妈妈相继去世之后。

接连失去至亲的巨大悲伤，让她陷入长久的忧郁，后来在心理科被确诊患有强迫症、抑郁症和轻微的焦虑症。当她将诊断结果告诉父亲时，却并未得到理解，父亲只是对她说：“别想太多了。”

那时，连她自己也在怀疑，是不是真的只是“想多了”。于是，她试着把那些难以名状的不适悄悄压在心底，假装它们并不存在。

然而，被压抑的情绪从未真正离开。几年后，它以更凶猛的方式卷土重来，病情急剧恶化，最终到了她无法独自承受的地步。

晓文说，即便六年过去了，她身边最亲近的朋友依然难以真正理解她。“你想多了，放松一点”、“这其实不是什么病”依旧是她听到的最多的话。

唯一给予她支持的，是她的表姐。在得知她的情况后，表姐开始搜集疑病症相关的资料。一方面，表姐是一位骨科医生，二来她和母亲的关系亲密，这其中有一份职业习惯带来的敏锐，也有一份源自亲情的疼惜与共情。

《我的姐姐》截屏

这正是疑病症特殊和残酷的一面，不像骨折、受外伤，痛苦没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合理”依据。

当患者和别人倾诉自己正疯狂地奔走于各家医院，即便所有检查结果正常，仍被无法驱散的恐惧吞噬时，大多数人并不理解。

外界总是给疑病患者贴上“庸人自扰”的标签，却很少有人能看到他们身上的恐慌。

和多位受疑病症困扰的患者聊过，发现他们都背负着一种共通的、难以被理解的孤独。

40岁的郭森，确诊疑病症是2023年。他称那一年是“最昏暗的时光”。

他印象最深的一次，他在一天早晨集中看了四个科室的医生。在之前的体检里，他检查出肾上腺增生，于是挂了内分泌科。因为肠胃不适，预约了肠胃镜检查，因为脊柱僵硬，挂了骨科。最后一个是骨科，原因是他检查出了甲状腺囊肿，良性的，但他仍旧为此担心，必须要二次确认。

他记得做肠胃镜前，他觉得自己一定得了胃癌或是肠癌。毕竟一系列症状都符合特征。他的大便不成形，放屁数量增多，而他查看的科普账号也告诉他，这是肠癌的前兆。检查当天，他感觉浑身动弹不得。还是妻子搀扶他走进了医院。检查结果是正常的。

但他的疑病之旅也就此开始。频繁的焦虑，就诊，再焦虑，再就诊，让他身心俱疲。他变得心不在焉，他的儿子5岁了，正是爱玩的年纪，他缠着爸爸讲话，疯闹，但郭森毫无招架之力。

郭森在各个医院的挂号记录

这种疲惫并非寻常的劳累，也不是靠倾诉就能缓解。最令人无力的是，每当试图解释，周围人那句“想开点就好了”的安慰，反而像一根根细小的刺，扎得他更加焦躁。

“没有人能理解的时候最孤独。”他说。哪怕是身边最亲近的人——母亲和妻子，听完他的诉说，也常觉得“不是什么大事”，甚至暗暗疑惑：“他怎么会变成这样？”

更让他难受的是交流中的错位感。"朋友总会说'你怎么会这么想'，试图把我拉回正常人的思维轨道。可我需要的是有人能站在我的焦虑里说'我懂'，而不是硬把他拽到阳光下去。"

渐渐地，他学会了沉默，把所有的惶恐都咽回肚子里。

国家卫健委印发的《精神障碍诊疗规范》(2020年版)中指出，疑病障碍的发病机制目前尚不明确，生物学因素、心理社会因素、情绪障碍、人格特点、医源性诱因、躯体疾病均容易促发本病。

当病因不明时，患者在痛苦中往往会想：“为什么是我？”他们会到处寻找原因，回溯自己的经历，试图找出是什么一步步把自己推到了现在的境地。

对晓文来说，焦虑的尽头不是对死亡的惧怕。而是对患病这件事的恐惧。

几年前，外婆生病时，晓文几乎全程陪护，在医院里，她见到了很多人在经历了各种病痛折磨后，最终走向死亡。在这个过程中，照护的家人也身心俱疲。

外婆去世后，像是帕金森、阿尔兹海默症等神经退行性疾病，让人的生活无法自理，失去自我的疾病，也成了晓文疑病的重点。

《困在时间里的父亲》截图

对这些疾病恐惧背后，是怕疾病拖累家人的担忧。在医院，她见过很多家人在经历了照护之后，关系变得越来越差。这激发了她内心最深处的恐惧——被抛弃。

晓文从小心思细腻，对他人的情绪、言语比较敏感。小时候，家人随口说一句，她是捡来的，她便信以为真。

虽然父母从未直接说过重话，但亲戚们总爱半开玩笑地吓唬她："再这么不听话，小心你爸妈不要你了。"

作为广东人，她比谁都清楚重男轻女的风气有多普遍。耳边总回荡着"快让你妈生个儿子"的催促，眼前更目睹了太多活生生的例子：表姐被迫辍学，供弟弟读书，隔壁班女生突然消失去打工养家......这些画面像一根根刺，扎在她心里。

那些看似玩笑的话语，在她听来都像是一记记警钟——说不定哪天，自己也会成为那个被抛弃的女儿。

《我在他乡挺好的》剧照

于是，"不给别人添麻烦"成了她生存的信条。能扛的事绝不声张，哪怕早已超出承受的极限。她害怕成为负担，害怕被厌弃，所以宁可咬牙硬撑，也不愿开口求助。

那次被误诊为慢性肾炎时，她一个人跑医院、做检查，整夜整夜地失眠。医生的话在脑海里盘旋："这病治不好，只会越来越严重。"可她不敢告诉家人，怕看到他们皱眉的神情，怕成为那个打破平静的"麻烦"。

可这份小心翼翼的维系，本身就像捧着一盏易碎的琉璃灯。

晓文的疑病，是被“别成为累赘”的恐惧一点点喂大的；而菲菲的疑病，则在另一口锅里熬煮——那里翻滚着来不及宣泄的愤怒、来不及掌控的濒死体验，以及来不及参与的亲人离别。

在持续的焦虑后，在一天凌晨4点后，菲菲实在沉撑不住，和AI聊了一会儿，脑子里想到什么发什么，在聊天的过程中，菲菲突然意识到，有两件事或许使她的死亡观念发生了变化：一是爷爷的去世；二是休克体验。

菲菲永远记得，爷爷去世前的样子。骨瘦如柴，身上插满了针管，他痛苦地想把维持他生命体征的针管拔掉，但无能为力。之后，菲菲因为学业繁忙，回到学校。

《我们一起摇太阳》截图

几个月后，在一次和家人的交谈中，菲菲偶然得知，从小带自己长大的姥爷已经去世了。家人觉得回老家太远了，耽误时间，没让她回去。

小时候，菲菲看过一个绘本，讲的是如何面对亲人的离世，里面提到，最重要的是要和亲人有一个正式的告别。但现在，她失去了这个仪式。

还有那次休克，家人在菲菲醒来后拖了好几个小时才把她送到医院，期间，她不停抽搐干呕，家人就是不肯开车带她去急诊。

菲菲一直忘不了休克前黑暗慢慢包围视觉的画面，温暖、柔和、极端恐怖，知道自己要晕倒了，控制不了身体。感觉下一秒就睁开了眼，家人却告诉她已经过了十分钟。

自那之后，菲菲就觉得，死后的世界什么都没有，只有纯粹的虚无，也就是用手肘看世界时所看到的东西。她没办法相信天堂/地狱之类的东西，再也无法从神佛处找到安慰。

菲菲不停地想，如果那天是更严重的情况，自己是不是已经死在休克的十分钟内了。“为什么我都休克了还不叫救护车？”菲菲想。

话说回来，和AI聊到这些事，它说“失望是正常的”，AI问她“你还有别的情绪吗？”

《是坏情绪啊，没关系》截图

一个词突然蹦到菲菲脑子里，想也没想就打了出去。

原来是“愤怒”，说出去后，菲菲的身体隐隐约约的疼痛突然就消失了一会儿。菲菲才清晰地感知到，有一部分她是愤怒着的，怒火从来都没有停歇过。

当她和AI聊天时，意识到自己的情绪是愤怒的那一刻，她内心觉得，解脱了。

她回想起过去，当别人大声责骂她时，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哽住，发不出声音，甚至隐隐作痛。愤怒明明就在那里，却无法释放，像躲在门后的影子。你能感觉到它的存在，却看不清它的样子。直到你叫出它的名字，它才会推开门，真正走出来。

在青春期过后，菲菲便不太会表达愤怒了。

原因很复杂。一方面，她从湖南老家转学到广州后，被同学排挤、嘲笑。她曾为此看过心理咨询，可后来因为费用问题，不得不中断。

另一方面，在她的家庭，不是一个能坦诚表达情绪的环境。她记得有一次，天气很冷，她不愿意脱毛衣洗脸，因为厕所的窗户敞着，寒风直往里灌。她想着，反正待会儿也只是洗几个地方，何必脱掉上衣？可母亲看见了，立刻发火，两人越吵越凶。

吵到最后，菲菲终于爆发了。可母亲并没有停下，反而冷冷地说：“养你还不如养一头猪。”父亲猛地推了母亲一把，把她推倒在地。房间里瞬间安静下来。

从那以后，菲菲学会了沉默。“表达愤怒不能解决问题，只会让关系更糟。”她这样告诉自己。

直到今天，当AI帮她辨认出那种堵在胸口的感觉就是愤怒时，她才终于明白——原来它一直都在，只是从未被真正看见。

《人生大事》截图

美国心理学家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提出的“哀伤五阶段”理论中，愤怒被列为第二个阶段。当人们经历亲人离世的打击后，往往会从最初的否认阶段逐渐过渡到愤怒阶段。这一阶段的愤怒可能表现为对命运的不满、对逝者的离去感到不甘，或对周围环境、他人的抱怨等。

霍妮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中明确写道：“神经性焦虑本质上是从被压抑的敌意冲动中产生的。”

霍妮认为，当个体因弱小或依赖而无法对外表达愤怒（如对父母的敌意），这种敌意会被压抑，转而向内攻击自我，最终转化为泛化的基本焦虑。

而沈阳精神卫生中心的精神科医生李婷在接受《人物》采访时也谈到，很多时候，疑病症的促发因素正是焦虑，因为当下的个体充斥着负性认知，看待问题跟平时不一样。除此之外，这和人的性格也有关系，疑病症患者往往暗示性比较强，过分关注自我。

“那我们到底在寻找什么？”晓文想。不过是想百分百确定自己没事，想把身体的一切细微变化牢牢握在掌心。

晓文清楚，这大概源于内心深处的不安。于是，总会下意识寻求一种确定性，仿佛只要确认自己是安全的、无恙的，就能暂时从焦虑中挣脱出来。

但她渐渐明白，这种对“确定”的执着，本身就是一种陷阱——越屈服于大脑这种“快给我答案”的催促，它就越变本加厉，不断指挥我们重复检查、搜索、求证的行为，就像被无形的手推着，陷入越挣扎越困顿的循环。

就像咨询师告诉她的：我们已经不自觉地把所有的注意力，像聚光灯一样死死打在自己身上。过度关注，反而让一切感受放大、失真，最后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

郭森也回想自己看过的帖子、查过的信息。他意识到，像他这样容易焦虑、总担心身体出问题的人，骨子里不过是在拼命寻找一种“确定感”——一种自己能完全健康、永不生病的保证。

但他后来才明白，这种确定感，从一开始就注定找不到。哪怕上帝亲自来到面前，也无法向他承诺“你这一生绝对不会生病”。

然而，将患者困住的，不仅仅是内心的陷阱，还有外界无形的高墙。

对“确定感”的寻求是一个共同的困境，但通往解脱的道路上却布满了来自社会和自我的阻碍。

《女心理咨询师》截图

今年4月，晓文在情绪崩溃后，把自己的情况发到了社交媒体上。随后，陆续有人私信小文自己家人的情况，私信小文的大多是三十多岁的女性，她们的妈妈患上了疑病症，“不停地去医院就诊，已经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

晓文建议他们带家人到精神科就诊，但家人通常拒绝这个提议。在长辈的认知里，“精神科”等同于“精神病”，那是一道她们难以跨入的门槛。

郭森在社交平台上发帖，讲述了自己的疑病过程，很多人给他发私信求助，他察觉到，不少人甚至迟迟不敢走进医院做检查——就像曾经最严重时的他自己一样，被无形的恐惧拦在诊室门外，只能日复一日陷在“万一真的病了”和“万一只是我想多了”的剧烈内耗中，直至心力交瘁。

他发现，许多人的困境存在某种共性：大家往往是从短视频、公众号上接触到大量零碎且耸动的健康信息。这些未经消化、脱离语境的内容，像一把把生锈的钥匙，轻易撬动了焦虑的锁，却根本打不开真相的门，只让人一次次跌入自我恐吓与对号入座的循环。

这种病耻感和错误信息的泛滥，阻碍着求助的脚步。有时候，晓文觉得自己可能永远也无法摆脱疑病症的困扰。但在今年4月，想要自杀后，晓文终于开始做心理咨询和吃药。到现在为止，她已经做了6周心理咨询。在咨询师的引导下，她开始尝试正念和暴露训练。

《精神病房也会迎来清晨》截图

在几次成功的暴露训练后，晓文逐渐变得放松。但暴露训练并不容易，她要求咨询人把检查行为放在某天的某一个时间段里，在这个时间段完成所有检查，其他时间，则拒绝大脑发出的指令。

在这之前，晓文尝试过很多方法。试过追星，强迫自己把全部注意力都投注到遥远的偶像身上——但事实上，她对他们压根不感兴趣。她只是想借一个外在的焦点，强行把对自身的关注转移出去。结果，她失败了。

她也学过新东西，摄影、画画……某种程度上，这些事确实能暂时转移她的注意力。可时间一长，当她渐渐习惯这些活动时，那种熟悉的念头又会毫无征兆地跳出来：“我皮肤上是不是有个异常？”——没有触发点，没有预兆，就像自动弹出的错误窗口，瞬间劫持她所有思绪。

于是她立刻放下画笔、合上电脑，中断拍摄，一切戛然而止。

她把公司的电脑壁纸换成两个大字：“专注”，试图用视觉提醒把自己拉回当下。她对自己说：就当作一次暴露训练，完成这个阶段的工作、处理好这份文件、回复完这封邮件，我才可以去检查。现在不能动。

这种方式偶尔有用，但更像是一场心理拉锯。她发现，当她和朋友一起去户外、融入人群与自然，注意力被更大世界分担的时候，想得就少了。可一旦回到独居的屋子，只剩下自己，寂静和孤独就像一面放大镜，把身体上每一个微小的感受，照得清晰无比、难以忽略。

疑病症没有消失，它像一条暗河，偶尔翻涌。但河两岸开始长出植物：正念练习、暴露训练、同伴声音、专业药物……它们一起构成了新的堤岸。

这条路上没有大结局——只有一群逐渐学会与不确定性共处的人。

正一寸一寸，把世界重新接回自己手中。

《精神病房也会迎来清晨》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