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里的交融史：围场多民族文化的印记

围场地名充分反映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与交融。交往是形式，交流是内容，交融是本质，这一过程清晰指明了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正确道路。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间的和谐共处与共同发展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与国家的繁荣。因此，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始终是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务。

早在四五千年前，围场就已有远古人类活动的痕迹。上世纪八十年代，在黑山口水库附近出土了石锄、石斧等简单农具，证明这里曾经存在早期文明。随后，在蓝旗卡伦潘家店发现的七千年前岩画，进一步印证了该地区人类活动的延续性。尽管在很长历史时期内，围场主要是北方少数民族的游牧之地——殷商时称“鬼方”，春秋属燕，秦汉时归渔阳郡与右北平郡，唐属松漠都督府，五代时称“平地松林”或“千里松林”，为辽帝狩猎场所，明代则一度成为边外弃地。山戎、东胡、乌桓、鲜卑、厍莫奚、契丹、鞑靼、蒙古、女真等民族如草原春草般在此更迭生息，留下了丰富的历史印记。至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廷于此设立木兰围场，作为皇家猎苑，派驻八旗兵驻守，修建哨口、边壕，并制定相关律例，围场的历史进入新阶段。

围场作为行政区划始于清光绪二年（1876年），清廷为开垦荒地、增加国库收入而设“围场粮捕厅”，后改称“围场厅”，职能类似于今天的开发区管委会。光绪二十五年升为“粮捕府”，后期因移民定居、人口增加、治安需求改为“抚民厅”，属直隶省口北道，与张家口、多伦、独石口并称“北四厅”。光绪三十二年设开垦局，由热河道台何昭然主持放垦事宜，绝大部分围场现代地名于这一时期形成。1912年民国建立后设县，先后隶属热河特别区、伪热河省，1956年划归河北省，1989年成立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

自开围放垦以来，围场居民结构逐渐多元化，蒙古族、满族、汉族等多民族杂居共处。在语言与文化交融中，蒙语、满语与汉语北方方言相互影响，历经140余年演变，形成了独具多民族特色的地名体系。这些地名往往通过直译、意译方式混合使用多种语言成分，如新拨、孟奎、蓝旗卡伦、克勒沟、白云莫德、得勒戟等，深刻体现出民族融合的历史层次。

目前，围场境内有标准地名4000多个，许多地名源自蒙语和满语，尤其体现在山川河流的命名上：

蒙语地名：

如塞罕坝（意为“美丽的高岭”）、乌拉哈梁（“乌梁海部的山梁”）、岱尹梁（“可依靠的山梁”）、伊逊河（“九曲河”）、伊玛吐河（“有野山羊的地方”）、吐力根河、库尔奇勒河、乌拉岱河（“长红藤子的地方”）、舍里嘎河、萨仁淖（“月亮湖”）。

此外如巴颜木敦（“丰富树木”→演变为白云莫多、丰富沟）、白云皋（“富饶的神山”）、博立莫多、哈里海土（“高山头”）、吉布汰（“有箭”）、湖泗汰（“苇子沟”）、克勒沟（“平坦”）、玛虎沟（“帽子”）、竹立沟（“有雕”）、月亮湾儿（原“岳乐围儿”，意为“雕窝”）等，均沿用至今，生动记录蒙汉交融的痕迹。

满语地名：

满语地名多与军事驻防、狩猎活动和自然特征相关。“卡伦”（哨所）、“喀拉”（岗哨）是典型满语通名，如蓝旗卡伦、喀拉后沟牧场、南山嘴卡伦村。

此外如“红旗营房”“蓝旗营房”“黄旗营房”“大头山北营盘”等，源自八旗驻防制度，反映出满族军事组织与屯垦文化对地名的影响。

其他具满语渊源的地名还包括：哈撒（“仓库”）、沙尔虎（“碗架”）、哈拉贝、呼噜木苏等，它们与蒙语、汉语混用，进一步印证多民族命名的叠合与交融。

山川与河流命名：

围场的水系与山脉名称也富含多民族语言特征。如：

伊逊河（蒙语，“多湾之河”）、

吐力根河（蒙语，“迅速流动的河”）、

乌拉岱河（蒙语，“有红藤之地”）、

燕格柏河（原“永安湃”，满语意为“沙地”）、

舍利嘎河（蒙语，“黄色河流”）、

萨仁淖（蒙语，“月亮湖”）、

乌兰哈达（蒙语“红色砬子”，今称红砬子）、

僧吉图（蒙语“窟窿山”）。

这些名称不仅标识地理实体，更承载着民族语言记忆与生态认知，是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遗憾的是，随着时代变迁、行政调整与民族习惯演变，许多古老地名已湮没于历史长河，导致民族文化记忆的流失，这是值得惋惜的。然而，现存的地名系统——无论是蒙语、满语还是汉语渊源——都共同诉说着围场地区民族交往、交流与交融的深厚历史。

总之，围场地名是多民族共同开发、共同生活、共同建设的语言见证，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的微观体现。进一步收集、整理与研究这些地名，不仅是对地方文化的保护，更是推动民族关系健康发展、增强文化认同的重要途径。（作者：朱斗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