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究竟是讲“忠”还是讲“不可忠”？

《水浒传》是一部家喻户晓的名著，在电视媒体的催化下，水浒故事早已被高度通识化了。但电视画面能呈现出来的，最多不过是精彩的打斗、紧张的氛围、英雄的气概。至于小说背后深层的知识、价值、社会思潮却无法视觉化，比如为什么《水浒传》的作者是有争议的，为什么民间会流传“少不读《水浒》”的说法，《水浒传》对古代与今天的中国社会有怎样的影响等，这些问题都是需要通过文字加以阐释、进一步普及的。

《〈水浒传〉通识》一书涉及小说具体内容以外的七个话题，相当于构建了一套《水浒传》的外围知识环境，让熟稔水浒故事的读者们，对《水浒传》的认识能更一步精进。

围绕《水浒传》有许多问题可以讨论，但有一个元问题亟需把握，即《水浒传》究竟是讲“忠”还是讲“不可忠”？这又衍生出一系列问题，如果讲忠，那么忠于谁？如果讲不可忠，那对谁不可忠？聚义堂改为忠义堂，有怎样的隐喻？宋江是梁山之主，他需要忠于谁？金圣叹曾发难，认为梁山聚义明明是造反，为何以“忠”为基本价值？所以说，不把忠义问题说清楚，就很难真正理解《水浒传》。因此，《〈水浒传〉通识》就这个问题费了不少笔墨。

宋江、戴宗（选自明朝杜堇绘《水浒全图》）

把忠义问题作为《水浒传》的元问题，这在小说题名的形成中就已反映出来了。《水浒传》有《忠义传》《第五才子书》《梁山传》《宋元春秋》《水浒志传》等多种版本的题名，而今天流行的版本全名是《忠义水浒传》，这一提法出自李贽之手。

李贽特别欣赏水浒故事，称《水浒传》为“天下之至文”（《焚书·童心说》），标榜《水浒传》是与《说难》《孤愤》类似的“贤圣发愤之作”（《忠义水浒传序》）。显然，李贽标榜的不是小说的文采，而是小说的核心价值——“忠义”。这直接涉及了《水浒传》背后的价值观密码。

李贽是明代著名的“异端”，因为与当时社会格格不入，被时人看作“孤僻乖戾”，最终死于狱中。他最大的罪状，当然就是“不忠不义”了。然而，他却以“忠义”名“水浒”，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李贽究竟是怎样的“异端”呢？其实，他只是行动上的异端，因为世人皆“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童心”当然就成异端了。所以，他一生都在与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假道学斗争着。与此同时，李贽还对草莽英雄表达了同情，他在《因记往事》中指出，朝政被“奸诈者”把持，英雄却落草为寇。李贽认为，当时的海盗林道乾就是草莽英雄，应该被招安。然而朝廷不可能如此宽大，所以李贽愤恨地认为，“唯举世颠倒，故使豪杰抱不平之恨，英雄怀罔惜之戚，直驱之使为盗也。”

若把梁山英雄看作一个整体的话，它也是孤独地对抗着把持朝廷的“奸诈者”，同时心里装着一个理想主义的大宋朝廷。这一点上，特别能引起李贽的共鸣。所以，李贽是忠于朝廷的，梁山也是忠于朝廷的。

《水浒传》的作者在行文中，处处埋下“忠”的伏笔。比如梁山排座次时，有石碣现世，上书“替天行道”与“忠义双全”，于是宋江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宋江被乔道清大败后，得土神相助逃脱，吴用安抚众人说：“兄长忠义，感动后土之神。”

“替天行道”杏黄旗（选自陈缘督绘《水浒传》连环画之《梁山泊英雄排座次》）

宋江已经是梁山之主，他还需要忠于谁？就是朝廷，这是刻在他骨子里的。宋江在劝降徐宁时说：“见今宋江暂居水泊，专待朝廷招安，尽忠竭力报国……”（第五十五回）第五十八回、七十一回，宋江也都明确说出了自己要“尽忠报国”的想法。

其实，《水浒传》的第一主角何以是宋江，也是一种隐喻。宋江真有其人，确系当年反抗朝廷，后又接受招安的“土匪”。然而，他只是“淮南盗”“山东贼”“横行齐魏”的诸多贼寇“之一”，且传略极简。其实，当时有名而细节缺略的流寇，还有方腊、田虎、王庆，包括《水浒传》中的关胜。那么，为何《水浒传》的第一主角独选宋江呢？原因当然很多，但宋江姓宋，与《水浒传》这部小说的主旨思想最为贴近。何为？忠于大宋江山！这不正是宋江心心念念的吗？

总而言之，《水浒传》的确是宣扬“忠”的价值。那么，忠于朝廷有错吗？要知道，李贽也好，《水浒传》也好，他们不可能跳出君权时代来思考问题。所以他们的终极理想只能是忠于朝廷，只不过那个朝廷必须是不腐败的，是抽象的、是理想化的。由于他们始终活在理想中，所以结局必然悲惨。正如任继愈先生对李贽的评价，他说李贽最大的悲剧，就是政治理想太纯粹，乃至以一人之力对抗整个专制社会。宋江不就是这样吗？他心里装着朝廷，他要接受招安，他要平定土匪，他要创造一个清明的大宋。所以，梁山的结局注定是悲剧，毕竟书生太单纯，实力太单薄。

（转自《图书馆报》2024年11月29日第7版，作者单位：上海应用技术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