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报纸丨《文汇报》：经天彗星闪亮“孤岛”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上海燃起抗战烽火。三个月浴血奋战后，除了苏州河南岸的租界，其余地区都为日军所占领，上海成了“孤岛”。

在南京大屠杀发生的同时，设立于上海虹口的日军报道部悍然宣布，将对租界的华文报纸进行突击检查。此后，以《大公报》为首的华文报纸纷纷宣布停刊，以示决裂。即使在同意接受检查的几家报社中，也有一大批记者、编辑宣布出走，不愿意蒙受日方审查的屈辱。

《文汇报》就是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之中诞生的，从1938年1月25日诞生至翌年5月被迫停刊，短短一年又四个月。从起初资金短缺，只能请求他报承印的窘迫状况，后来一跃而成上海地区发行量和影响力最大的报纸，《文汇报》的“第一世”短暂而又璀璨。新闻界泰斗徐铸成先生曾满怀深情地说它“真像经天的彗星一样，曾有声有色，闪亮在孤岛的天空，而霎时就熄灭了！”

徐州会战时期的《文汇报》

创刊：“消息力求正确翔实，言论更须求其大公无私”

《文汇报》的创办人严宝礼，是一个没有办报经验的广告商人。他原任沪宁、沪杭甬铁路局财务方面的稽核，后来与同事余鸿翔等人办了一个交通广告公司，主要经营沿京（南京）沪、沪杭甬两条铁路两旁的路牌广告，有时也代办报纸广告——先前他与报纸的唯一接触便来源于此。在经营广告业务的过程中，他结识了一些新闻界人士。

《文汇报》的创办人严宝礼

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不久，严宝礼和同事余鸿翔等人遭到遣散，拿了一笔遣散费。但他们仍然每天在原办公室里聚会，一边聊天喝茶一边商议着是否要继续做些生意经营。有两个同事胡雄飞和徐耻痕提出：“目前，几家报纸都停刊了，而上海市民十分关心抗战，如果办一张报纸，不愁没有销路。”

于是，众人集资7000元，《文汇报》的“催生费”有了。不过起初，严宝礼等人的办报思想还有些朦胧。他们只知道，当时上海少数还存在的报纸受到严格的审查，不能刊登有关抗日的新闻和评论；几家洋商所办的晚报，篇幅小，也无法满足读者的需求。

7000元办一张大型日报，在当时物价渐涨的上海，谈何容易。严宝礼面对有限的资本，不得不精打细算，四处奔走，寻找索价不高的承印报纸的地方。后来，他通过朋友，打听到《大公报》停刊转移后，原有的印刷厂空关，工人也因有工会保障不能任意遣散，每月工资照发，于是便找上门试探。果然，对方给出的承印条件和报价都极为宽松：不仅无需预付定金，而且印报所需卷筒白纸也由《大公报》垫用，费用日后结算。

民国时期的上海

商人做生意自然是为了利润，但在那个年代，比报纸利润更高的实业有很多。严宝礼选择办报，除了利益之外，其实有着更高的追求。正如《文汇报》知名老记者郑重在《风雨文汇》中所说，严宝礼具有文化人的品位，试图通过办报来实现自己文化人的价值。

在《文汇报》创刊号上，有一篇署名“克明”的《为本报创刊告读者》，上面写道：“报纸是人民的精神食粮，其所负的使命，一则为灌输现代知识，另则报道消息，是以报纸的生命，在其独立的报格，不偏不倚，消息力求正确翔实，言论更须求其大公无私，揭穿黑幕，消除谣言……”此《告读者》旗帜鲜明地告示，这是一张拒绝日本侵略者检查的报纸，也是决心和敌人较量的报纸。

《文汇报》创刊号

克明是一位来自英国的商人，当时，只有洋商的华文报纸享有不受日方检查的权利。因此，《文汇报》问世时，挂的是英商招牌，请的是英国商人克明做“守门神”。但实际上，这篇《告读者》是储玉坤所著。当年他参加《文汇报》创刊，主编国际版。

社论：“上海并非孤岛，大家应该紧紧把握住自己的灵魂！”

1938年年初，在《大公报》空荡荡的报馆里，总编辑徐铸成第一次听说了《文汇报》创刊的事宜。

早些时候，由于日本当局的检查制度，《大公报》宣布停刊转移。总经理胡政之宣布，工厂暂维持，其余职工，除留一部分善后外，一律遣散，徐铸成也在遣散之列。直到多年以后，徐铸成提及这一点，仍然有些愤愤不平。

被遣散以后，徐铸成仍然常常去《大公报》报馆，与留下来善后的副经理李子善交换消息。有一天上午，他们正在闲谈，忽然有两个人找来，之后在李子善的陪伴下，到排字房和机印车间看了一遍。

徐铸成问李子善：“他们来和你谈些什么？”李子善说：“他们要创办一个新报，想找我们代印。还有，他们还没有请到总编辑，托我介绍，老兄有意一试吗？”徐铸成心想，办报而没有总编辑，岂非笑谈？于是哈哈一笑拒绝了。

徐铸成先生

但《文汇报》依然轰轰烈烈地问世了。创刊那天的报纸，头条新闻就是以特大标题报道津浦线上发生激烈战斗，山东济宁日军被我军两路包围的消息。当天第一版，还在显著地位刊登原山东省主席韩复榘违令擅自撤退，因而被枪毙的新闻。这大大打击了侵略者的气焰，鼓舞了“孤岛”人民的爱国热情，一万份报纸被抢购一空。

据徐铸成之子徐复仑回忆，《文汇报》创刊当晚，同乡储玉坤便登门拜访，说他在《文汇报》当国际版编辑，报馆没有写社论的，想请徐铸成每天写一篇。被抗日爱国激情所激励的徐铸成，随即热情洋溢、激昂慷慨地为《文汇报》写去了第一篇社论《淞沪之役六周纪念》（刊发于1938年1月28日的《文汇报》），缅怀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战，希望读者学习他们的爱国精神，共救国家于危亡。此后，又连续发表社论《上海并非孤岛》《告若干上海人》（分别刊于同年2月1日、8日《文汇报》）。

在《上海并非孤岛》一文中，徐铸成写道：“上海并非孤岛，大家应该紧紧把握住自己的灵魂!”而《告若干上海人》一文，更是把矛头直指当时上海有些民族败类的无耻行为。他写道：“目前的世界里，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是分不开的；一个工厂、一种事业，脱离了国家的保护，绝不会容你自由存在；你们打了许多聪明的算盘，结果只做了人家的爪牙。这次的战事，关系全国的生死存亡，绝不仅是一个人或一个政治团体的事；过去的恩怨，早应一笔勾销，否则你们的报复行动，一定会引起四万万人的愤怒。”

1938年2月1日刊登社论“上海并非孤岛”

这几篇社论，给“孤岛”中的上海人民以鼓舞和安慰，同时也触动了敌伪分子的神经。1938年2月10日，正在家中的徐铸成忽然听到马路上报童沸沸扬扬高喊：“《文汇报》被炸了！”连忙买一张《大美晚报》一看，才知道当天上午，有几个暴徒向《文汇报》报馆抛掷手榴弹，当场重伤发行科职员陈桐轩（后逝世于仁济医院），广告科职员萧岫卿也被炸伤。

徐铸成以满腔悲愤而又歉疚的心情读完这段报道，马上打电话给储玉坤问：“今天的社论是否还要写？如果要改变调子，我就不准备再写了。”过了几分钟，储玉坤回电话说：“严宝礼先生表示决不屈服，务必请你继续帮忙，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我们一定照登。”

过了几天，严宝礼同另一位董事登门拜访，希望徐铸成正式参加《文汇报》，主持编辑部，并请他以主笔的名义指挥一切。徐铸成一口答应，并在第二天就走马上任。

威胁：“主笔先生，如不改你的毒笔，有如此手！”

随着《文汇报》影响日益扩大，敌人的威胁、破坏，也步步升级。徐铸成正式加入《文汇报》后不久，报馆就收到一个用永安公司包装纸包裹的热水瓶匣子，上面写着“文汇报主笔先生亲收”，送的人把它扔在营业部的柜台上就溜走了。拆开一看，里面装的是一只血淋淋的手臂，还附了一张纸条：“主笔先生，如不改你的毒笔，有如此手！”徐铸成面对威胁不为所动。

当时，《文汇报》的基本方针就是坚持民族大义，宣传抗战救国，冲破“洋商”报“中立”的界限，热情地讴歌抗战，反对投降卖国。无论是平型关大捷还是台儿庄大捷，《文汇报》都无遗漏。这些报道，使困在“孤岛”中的上海人民欢腾雀跃。当年五六月间，《文汇报》的发行量已经超过5万份，很多广告经常要压一两天才能刊发，它的发行量甚至超过了老牌的《新闻报》，跃升为上海滩的大报。

当时，中国共产党既没有投资《文汇报》，也没有派人参加掌握《文汇报》，而是通过进步人士的思想影响着它，使它具有鲜明的进步色彩。对中国共产党及党的领导人、解放区的宣传，是当时《文汇报》的一大特色，这样的消息，在其他报纸上往往是看不到的。创刊不久，《文汇报》就在副刊“文会”上刊登了一篇前线通讯，题为《朱德将军最注意的事件》。之后“文会”还先后介绍了周恩来和叶剑英。

坚持：“没经我的同意，一个字也不要改”

坚持“挂洋招牌，办中国报”的编辑方针，并非轻而易举，首先是不可避免要遭到日伪方面的压力，恐吓威胁；其次，还有来自租界当局的警告、处罚；还会面临来自内部的压力，尤其是那个所谓的“董事长”克明。

在《文汇报》影响力越来越大后，克明要事先审查社论和有关抗战的新闻报道。对于《文汇报》来说，这真是“性命交关”的根本问题，徐铸成当然不能答应。

克明看到徐铸成的态度“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当时不再说什么。但等到8月，他认为下手的机会终于到了。八一三淞沪会战一周年前夕，严宝礼对徐铸成说“克明今天深夜要来”，问他来干什么，回答说：“他说要看看明天社论的小样。”编辑部的同事都很气愤。根据徐复仑的回忆，徐铸成说：“这人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让他来。”

武汉会战时期《文汇报》刊登的战况

之后，徐铸成赶快把社论写好，把新闻版面大体安排一下，并约定有事打电话到大方饭店找他，同时关照排字房：“克明要看小样，可以打给他看，但没经我的同意，一个字也不要改。”

大约过了深夜一点半，编辑部来了电话，说克明已来过，“把社论及头条新闻稿改了一通”。徐铸成回到编辑部，看克明改的稿子，完全不通，把它扔进了字纸篓，仍照原稿刊登。

第二天下午，克明来到编辑部，一见面就气呼呼地说：“你这样独断独行，不行。闯出祸来，我的脑袋要第一个搬家，你知道么？”徐铸成说：“谁都知道，《文汇报》是中国人办的，英商只是一块招牌，炸弹没有炸过你，几次威胁也都是对准我的，你放心好了，杀头，杀不到你。”克明词穷了，放高嗓子说：“总而言之，这是不行，我们不能再合作下去了。”徐铸成说：“那很好，既然到这地步，我先辞职，让你来干。”

编辑部的同事都站在徐铸成一边，董事会也没有办法。结果，克明被迫辞去董事长兼总主笔，仅保留董事名义。这一回合的较量，以克明的失败而告终。

国民政府同样也曾试图收编甚至直接控制《文汇报》。在经济压力和政治利诱面前，严宝礼仍然不卑不亢，保持了自己的人格，也保持了《文汇报》的独立报格。但是这次拒绝的后果是严重的。《文汇报》销路广、用纸多，结不到官价外汇，办报成本日高，现金流日益枯竭，后来在经济上维系不住，也是停刊的原因之一。

1939年5月16日，《文汇报》刊发社论《英土协定与集体安全》。5月18日，英国驻沪领事馆突然以言论激烈的罪名，罚令《文汇报》停刊两周。同一天，公共租界工部局在日本军部的压迫下，勒令《导报》《译报》《大英夜报》停刊一星期。罪名是“宣传抗日，破坏治安”。后来的事实证明，敌方早有阴谋，趁各报停刊一周的机会，从内部进行破坏。所以，这几张报纸后来都没有复刊。

1945年9月5日的《文汇报》

停刊半个月后，徐铸成接到《大公报》胡政之的电报和信函，最终前往香港主持编务。而严宝礼对《文汇报》复刊依然抱着一线希望，所以一不经商，二不办实业，三不离开上海，只为《文汇报》复刊做准备工作。1945年8月，日本投降消息传出，严宝礼立即筹备《文汇报》复刊工作，并急电当时在重庆的徐铸成，请他立即回沪合作办报。9月5日，这张停滞了6年的报纸复刊。

原标题：《一张报纸丨《文汇报》：经天彗星闪亮“孤岛”》

栏目主编：邵岭

来源：作者：郭超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