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新四军老战士郑英的传奇故事

新四军老战士郑英的传奇故事

谨以此文献给抗战胜利80周年

口述/郑英 整理/郭晓梅

写在前面的话:今年,我们迎来了伟大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军民经过十四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谱写了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历史的长河中,红色记忆永不褪色,铁军精神世代传承,我将母亲郑英回忆录部分内容整理于后,敬献给抗战胜利80周年。

一、抗战篇

1927年11月,我出生在江苏省盐城市一户大家族里。1941年6月参加新四军,1944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新四军军部和第二师师部当过通讯员、侦察员、医务员,曾任抗大学员、班长、排长、卫生队队长。从入党那天起,我就把一切交给了党。我的青春是在革命战斗中度过的,经历南征北战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为没有虚度青春年华而深感欣慰,那烽火岁月历历在目……

1944年郑英在皖东战地医院

陈毅军长为我改名

历史不会忘记,1941年1月7日,国民党顽军在蒋介石授意下,置民族大义、国难当头而不顾,悍然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9000多人遭国民党军8万多人伏击,除2000多人突围外,大部分被俘或牺牲,抗日战争进入极为艰难的阶段。国民党顽固派于1月17日发布通令,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中共中央针锋相对,于1月20日发布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1941年1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江苏盐城泰山庙重新成立。新四军9万将士活跃在大江南北,抗击日寇,建立华中抗日根据地。

陈毅率领的新四军,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巩固苏北、苏中抗日根据地的指示,1940年11月底在盐城创办了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第五分校,陈毅任校长兼政委。

抗大五分校位于省立盐城中学,距我家不远,步行10分钟。1940年,我12岁就投身革命,经常帮助新四军送信、引路、送衣、洗衣等。在抗大五分校学习,新四军女兵给我讲革命道理,我要革命要参军的心愿越来越强烈。

1941年6月7日,是我漫长人生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天。那天下午,新四军张茜大姐(陈毅军长夫人)和路力行大姐(抗大五分校政治部主任余立金夫人)对我说:“小妹妹,今晚你在家等我们,不要睡觉,夜里12点钟我们来接你去参加新四军,听到门敲响三声,你就开门出来。”那天晚上,夜深人静,我兴奋地望着窗外的星空,静静地等待着。突然,三声门响打破了寂静,我在月亮下轻轻打开家门,看见张茜大姐和路大姐还有一位男同志来接我当兵了。张大姐低声对我说:“小妹妹,跟我们走吧!”就这样,我和父母弟妹不辞而别离开了家。

我穿上新四军军衣,走进了部队,踏上了抗日革命的征途。首长看我年少机灵,就留我在新四军军部当通讯员。陈毅军长问我“几岁了,叫什么名字”,我回答首长:“我叫郑桂清,13岁。”陈军长笑着对我说:“我给你起两个字的名字好不好?就叫郑英吧,英雄的英,你要做英雄呵!”我喜欢陈军长给我起的名字,从此,首长和同志们都叫我郑英了……

我没有上过学,张茜大姐和路大姐教我识字、学唱抗战歌。行军打仗再累,我都坚持每天学写两个字。没有笔和纸,我拿树枝在地上写,后来我参加了军部识字班,文化进步很快。在训练中,我学习努力,不怕苦不怕累,从打背包,打绑腿,站岗放哨学起,直至学会使用枪支、投弹、拼刺、劈刀、格斗、摸爬滚打、冲锋腾跃这些军事技术,用游击战术打击日伪军,消灭敌人。我们行军前唱抗战歌曲《游击队之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八路军军歌》《新四军军歌》,军歌已成为我们新四军力量的源泉,鼓舞着战士们冲锋陷阵、英勇杀敌,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如今我已90岁了,仍然爱听爱唱《新四军军歌》,听到这首歌,仿佛又回到了抗战烽火岁月……

战斗中不断成长

抗战时期,新四军成为华中抗日斗争的中坚力量,新四军由1万余人发展到31万余人,活跃在苏、浙、皖、豫、鄂等广大地区,先后参加了2.46万余次战斗,毙伤日寇伪军29.37万人,俘日、伪军12.42万人,另有5.4万日伪军向新四军反正,建立了苏南、苏中、淮南、淮北、皖江、鄂豫皖、湘赣、浙东八块抗日根据地,为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作出巨大贡献。

1941年7月,新四军军部反“扫荡”,从盐城撤离向阜宁转移。我随军部在滨海一带打游击战,遇到日本鬼子就打,带着老乡去摸鬼子据点。晚上鬼子站岗,我们穿着伪装潜伏在据点附近,俯卧前行靠近鬼子杀了岗哨,夺鬼子的枪和刀,然后钻进敌据点抢武器。如被鬼子发现,我们扔手榴弹赶紧撤离。

1942年,新四军军部转移到阜宁县,由于日、伪军对我新四军进行“扫荡”,新四军伤员多,我去了军部直属卫生队,上战场急救伤员,跟着队长边干边学。在一次前线阵地救援中,敌机炸弹伤到我小腿,痛得我全身颤抖。战士们劝我到后方去,我觉得我没有伤到骨头,便咬着牙自己用力把弹片拔了出来,只见鲜血往外涌出,我撕下身上的衬衣包扎好伤口,坚持留在前线,继续救援其他伤员。如今,这道伤疤见证了那段抗战经历。

那时,日军机械化部队拥有新式武器,长柄大洋刀洋枪,天上是飞机,地面是大炮,狂轰滥炸,死难同胞血肉横飞,惨不忍睹。我们新四军用的是马拐子步枪,枪柄短,刺刀小而短,无法与鬼子的武器比。参战将士们靠的是坚定必胜的革命信念,前赴后继,勇往直前,奋勇杀敌,用手中武器和血肉之躯打击敌人。我在前线阵地离鬼子很近,只有二三百米,看见新四军官兵们勇敢冲杀肉搏,有的牺牲在战场,负轻伤还在继续同敌人作战,日本鬼子残忍地用刺刀刺杀新四军身负重伤的战士。我们战场救护首先要快速把前线阵地存活的重伤员抢拖下来,护送到相对安全的地方进行急救包扎处理。对四肢骨折的伤员,我们用自制的夹板进行固定;对头部、胸腹部负伤的重伤员,我们转送去后方医院救治。由于当时敌人的军事包围与经济封锁,部队的药品和医用器械来源十分困难,没有抗感染药和酒精,就用盐水消毒伤口,伤员换下来的纱布绷带洗干净再用,没有条件消毒。换药时,有的伤员伤口感染化脓长蛆,我用镊子一个一个夹出来,伤员们很坚强,忍着疼痛不叫一声。新四军卫生部部长宫乃泉教我,伤口上纱布干了揭不下来时不能硬揭,先用盐水浸湿纱布,慢慢揭开,这样可减轻伤员的疼痛,我将宫部长教给我的很多救治伤员的方法用于战地救援。前线新四军勇士们的精神和壮举感染着我,我在战场急救中表现勇敢,不怕牺牲,赢得首长嘉奖。

1942年下半年,日军准备3个特种师团,对苏北进行第二次大“扫荡”,企图摧毁新四军领导机关和苏北抗日根据地。为应付残酷的斗争,摆脱不利的地理环境,新四军军部、华中局及其直属部队离开阜宁停翅港,长驱转战数百里,向皖东津浦路转移。

1942年12月25日,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机关及直属队分成3个梯队,从阜宁地区西移,于1943年1月10日抵达黄花塘。黄花塘位于淮南抗日根据地的中心,是一个平常而不显眼的小村庄。作为新四军的军部,有其得天独厚的条件。

我在黄花塘军部多次出色完成了去六合、南京、上海等侦察任务,执行任务后又去军部卫生部工作,去战场救护队上前线阵地,冒着枪林弹雨救护伤员,激昂雄壮的新四军军歌在我耳畔回响:“浴血奋战在罗霄山下,血染着我们的旗帜……要英勇冲锋歼灭敌寇,要大声呐喊唤起人民……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敌人还没有消灭,全国没有解放,只要生命不息,我就不能停止战斗。

半年后,我从新四军军部调入新四军第二师师部任班长,住在半塔集大刘郢。新四军第二师是抗日战争时期坚持华中抗战的新四军主力部队,罗炳辉任师长。淮南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与侵华日军总部所在地、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首都隔江相望,处于敌伪军事政治中枢的卧榻之旁。

1942年,津浦路东敌据点已增加到40个,伪据点22个,经常驻军的敌人有1746人、伪军7292人,六合归南京指挥,敌对我军“扫荡”时六合的敌人就会出来。为掌握南京方面日军情报,部队首长派我和刘竹清两人去南京执行侦察任务。我们到了敌占区南京江边码头,日军控制封锁了码头,设置路卡,对所有进出码头的人逐个进行严格搜查,验证身份。如果我们不能通过封锁路卡的日军检查,就不能完成这次侦察任务。我急中生智,只有走地下是唯一的办法了。我和小刘决定,钻阴沟洞(下水道)。我人瘦小,很快钻进了码头附近的阴沟洞。19岁的小刘是男同志,身体高大些,没能钻进去,我只能一个人去完成任务。在黑暗潮湿、脏臭的地下沟道里,趴下身体艰难向前移行,我想到杀敌战场上牺牲的革命同志,无论再艰难我都要完成任务。爬着爬着,手被扎破了,什么也看不见,只感觉疼痛、在流血。我心想干革命连死都不怕,这点伤算什么,我继续向前移动,直到看见前面一丝亮光。快爬到沟道出口了,我高兴得忘记了疼痛,从阴沟洞出来,梳理头发,换上花旗袍,拿着白手绢,扮成城市姑娘,找到杂货店地下党联络站,用暗号和交通员接上了头,研究布置日军据点的侦察方案。在交通员掩护下,我们去了日军在南京的军事据点,潜藏在附近眺望、了解敌情,我用学会的代号和数字记录了日军步兵几个团、坦克多少辆、大炮多少门、枪支弹药的数量等兵力和武器装备情报,用三天时间我完成了侦察任务返回部队。首长看了我带回的日军军事情报,夸我干得好,特予以嘉奖。从1943年下半年开始,新四军第二师和淮南根据地军民转入攻势作战,不断摧毁日伪据点,扩大淮南根据地。

一切为了抗战胜利

1943年秋,我因腹部逐渐膨大,在新四军二师师部医院住院,新四军卫生部部长宫乃泉给我检查诊断是“黑热病”。军部从苏北转移,不少人患上这种病,当时师部医院没有治疗这种病的药物,宫部长想方设法通过组织联系上海地下交通站的同志,艰难地买来药品给我治病。他很细致,有经验。宫部长关心我的成长,问我“你愿不愿意去学习当军医”,当时我因师部将要批准我加入党组织,而迟疑没有答复宫部长。我的“黑热病”经过住院治疗逐步好转,至年底离开了医院,又回到了师部。

1944年1月,我在新四军二师由军工部党支部书记吴运铎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我参加革命后最幸福的时刻,那年我16岁。这一天永远在我的人生记忆中闪烁,我没有忘记对党的宣誓:我要为党的事业生命不息,革命不止,把一切交给党,一生献给共产主义!

年轻时的郑英

由于严重地遭受战争摧残破坏,敌人的严密经济封锁,随着敌后战争环境转向日益严重,我们的经济困难日增不减,唯有加紧大生产才是解决部队物质困难的良方,才能胜利完成坚持敌后新阶段的总任务。为战胜困难,新四军第二师全体指战员从1942年开始掀起学习南泥湾的大生产运动,开办兵工厂、织布厂等。1943年11月11日,陈毅致电二师:“必须在持久战中阻止和击退桂顽进攻,党、政、军、民均应动员起来作自卫战,兵工生产需赶做。”

我身为共产党员,以革命需要为己任,从师部调到二师军工部任排长,负责检查兵器。我参加运送枪支弹药上前线阵地,通过敌军封锁线时冲破重重阻击,敌军飞机轰炸、枪炮射击,每一次都是生死考验。

1944年9月,二师军工部工作人员369人。其中,领导、政工干部32人,事务人员连级7人、排级11人、班级14人。每月生产寻榴弹1.4万个、枪榴弹1.5万个、枪榴弹筒60个、地雷500个、子弹3.5万、迫击炮弹300发,质量逐步提高,枪榴弹射程一般为200至650米,37毫米平射炮射程达2000米,可打穿6毫米钢板,加强型手榴弹能打小型坦克和碉堡。同时,还在部队系统建有被服厂14个,烟草公司14个,制革厂、水壶厂、铸锅厂、油米厂各1个。

新四军通过大生产自救运动,部队的物质供给情况有了极大改善,从武器、弹药供给到粮食、军需衣服的发放,都有了很大提高,极大地改善了根据地军民的生活,提高了部队的抗日作战能力。

1944年后,随着生产的武器质量提高和增多,抗日作战歼灭敌人的数量节节上升,极大地鼓舞了我军士气,增强了战胜日寇的必胜信心。从此,我军由过去的防御性战略转向进攻战略,掌握了抗日战争的主动权,直至1945年9月2日,日寇向我军投降,迎来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

1944年春,我调入新四军第二师卫生部工作,奔赴抗日烽火战场战地救护伤员,将我的青春和生命献给党,献给抗日战争全面胜利!新四军第二师在党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年浴血奋战,粉碎了日、伪军的10次“大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共作战3400余次,歼灭日、伪军6.1万,发展成为5万人的武装力量,创建和保卫了拥有330万人口、2.1万平方公里、17个县级政权的淮南抗日根据地。新四军二师和淮南人民付出了极大代价,共伤亡2万余人,其中有我爱人郭云山的胞兄郭运才(1935年,兄弟俩一起参加红军)在“三打来安城”战斗中,与日寇拼杀壮烈牺牲,时年22岁。让我们永远怀念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为新中国的建立而英勇牺牲的革命英烈!

二、解放篇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一方面虚与委蛇地与中共方面进行谈判,一方面急急忙忙把之前收缩于西南大后方的嫡系部队运往沦陷区,与身处抗战前线的人民军队抢地盘。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计划是要抢在国民党军队之前,指挥我军接收日伪占领区,把解放区连成一片。

我在新四军第二师、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南征北战,亲历了解放战争诸多重大战役、战斗。在那烽火年代,1946年4月10日,经新四军二师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肖望东批准,我和大我11岁的老红军郭云山同志结为夫妻。我和云山按照约定等抗战胜利,在皖东战地结了婚,婚后有了孩子。我想全国还没解放,我不能停止战斗,一次次割舍骨肉上战场,随着大军一场战斗接着一场战斗,一直打到解放全中国。我和云山相敬互爱,同甘共苦,并肩战斗,相濡以沫地走过了半个世纪的春夏秋冬。

1946年4月,郭云山与郑英结婚证明书与结婚证。

革命军人使命

1945年10月,我军根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和部署,在山东主力部队挺进东北的同时,新四军军长陈毅遵照中共中央要求,率领新四军军部及大部分主力部队北移山东。我们抵达临沂,那时我怀着孩子,参加了保卫山东的战斗。在行军路上,我生下了男婴。孩子一出生就闻着战火硝烟,就为孩子取的地名名字“临沂”。孩子长得虎头虎脑,很是逗人喜欢,也给艰难的日子带来了欢乐。我和云山十分喜爱我们的第一个孩子,但又十分为难,由于严酷危险的战争环境,云山一直在前线作战,我跟随大部队行军打仗,带着孩子很麻烦很困难。当时,国民党向山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

1947年2月,我和云山所在华东野战军要打一场大规模运动战“莱芜战役”。云山上前线作战,我也要求参加卫生部战地救护卫生队上前线,于是我和云山商量决定:为了旧中国的劳苦大众都解放,我们革命不能因为儿女情长半途而废,战争是残酷的,不是我们不爱自己的儿子,是不能带上孩子打仗。云山看我要上前线参加战斗的决心坚定不移,他沉重地对我说:“你上前线阵地,孩子不能带,我同意把孩子送给老乡……”虽然我决心已定,却心如刀割,泪流满面。孩子是我的心头肉,哪有母亲不疼爱孩子的?我在艰难战争时期生下自己的骨肉,为了保卫山东解放区,不得已要将自己孩子送给当地老百姓。当时,通过部队组织上联系了临沂村庄一户姓杨的村民。

那是一个寒冬的夜晚,风雪交加,一片漆黑,按约定时间,我怀抱着2个月的儿子,在云山陪同下悄悄来到了杨家。杨爹爹家3口人,有大娘和一个儿子,虽然他们的生活很贫困,但是这一家人淳朴厚道,通情达理。我向杨爹爹讲了要打仗送子的事,并将云山写好的字条交给了杨爹爹。我激动地说:“杨爹爹和大娘就是我的亲人,我和孩子的父亲都要上战场打仗,我们随时会牺牲回不来了,我的儿子就送给你们吧!”正当我忍痛把孩子轻轻地交给大娘时,襁褓里的儿子突然声声啼哭,我赶忙抱起给孩子喂奶,盯着他那张幼嫩的小脸,轻轻地亲吻着,泪水禁不住涌出,我心如刀割,深情轻轻放下入睡了的儿子。杨爹爹温和地对我说:“闺女,你放心去打仗吧,我们会喂养好孩子!”杨爹爹的一番暖心话让我很感激,我弯下身子向杨爹爹和大娘深深地鞠躬道谢,告别了两位可亲可敬的老乡。

后来听说,敌人搜查村庄,杨爹爹将孩子藏在地窖里,敌人来到杨爹爹家逼他交出共产党的孩子,杨爹爹说没有,敌人就对杨爹爹灌辣椒水、皮鞭抽打、用开水浇、点燃火烧、遍身流血,他至死还是没有交出孩子,被敌人活活打死。(整理者注:说到这里,妈妈哽咽的失声痛哭,比失去儿子还要悲痛!杨爹爹在妈妈心中不仅是贵人,早已是她的亲人!此时,任何语言都表达不了妈妈对杨爹爹的感激之情,敬重之情!)

之后,杨大娘精心喂养孩子,历经千辛万苦。孟良崮战役胜利后,杨大娘打听到部队的下落,那一天,天气晴朗,我听说有老乡找我,当我看见是杨大娘带着她的儿子,扁担上挑着两只箩筐,一边是我的儿子,一边是杨大娘亲手为孩子缝做的衣服、鞋子和吃的食物,我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杨大娘亲切地对我说:“闺女,俺专程给你送孩子来了!”我脱口而出叫了一声“娘”!扑在了杨大娘怀里,像久别重逢的亲人泪水悲喜交集。杨大娘从箩筐里抱出孩子交给我说:“闺女,孩子是革命的种子,你们共产党军队为我们穷人打敌人,我们乡亲应该保护好你们的孩子!”我被杨爹爹一家人的大义大爱深深感动,一生都忘不了他们的恩情,一直怀念他们……

一切献给党

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决战阶段。1948年11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的淮海战役,是我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区域内,对国民党军进行的一次大规模战略性进攻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以60万对敌80万,是我军战史上一次辉煌的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

淮海战役前夕下达了战斗动员令,我在征得云山同意后,又向陈毅司令员提出申请,要求上前线战斗。陈毅司令员问:“那你的两个孩子怎么办?”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全国还没有解放,我不能因为有孩子就停止战斗,孩子送给老百姓。”陈毅司令员说:“郑英同志,你还是想上前线当英雄啊……”就这样,我再次忍痛将两个儿子,当时大儿子2岁,小儿子满月不久,分别送给了当地老百姓,纸条上分别写着:“老乡,我们随时要为解放全中国而战斗和牺牲,孩子送给你们,不再要回。”我正在吃奶的第二个儿子幸运地送给了一户姓刘的小夫妇,他们的儿子和我的孩子差不多大,她的奶水愿意喂养两个孩子。我握着她的手说:“我要去打仗,我的孩子就是你的孩子,你喂养两个孩子不容易啊!”这位妇女说:“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俺们穷人过上太平的日子,你打敌人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俺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的孩子受苦。”乡亲的话刻在了我的心里,孩子的啼哭声像锥子一样刺痛我的心,我擦干眼泪咬着牙,头也不回地毅然决然地上了战场。

1950年郑英戎装照

我和云山又一次告别了亲生骨肉,我们不仅面临生死考验,同时也面临亲情分离的痛苦。即使如此,为了共产党人的信仰和使命,我强忍苦痛,舍生取义。每一次上战场对我来说都没有想到能活着回来,明天和解放是神圣的字眼,那时我只想为了国家的明天、人民的未来、千千万万后代的幸福,即使自己流血牺牲,也在所不惜。

在淮海战役前线,我始终牢记自己肩上的使命和责任,把乡亲们的支援化作力量,不畏艰险,不怕牺牲抢救前线阵地伤员,用尽全力就是爬也要把伤员和牺牲的指战员背下阵地。一天,当我一人背下了20多名伤员,我胳膊和双腿血肉从磨破了的衣服中露出,我已忘记了疼痛和劳累,身上那股劲好像用不尽一样。

一次,我在前线阵地上看见一位战士瞪大眼睛,手里紧紧握着枪倒在血泊里,他的头部和胸前腿部多处受伤。我正准备急救,却发现他已经断气。我一阵心酸,悲痛化仇恨,立刻从他手中端起长枪,怒火在我胸中燃烧,看见眼前200米左右冲上来的敌人,我毫无畏惧猛烈开火,只见敌人一个个倒下……

一场战斗中,敌机轰炸,一位团首长身受重伤,我们纵队战地救护卫生队的刘队长,我亲眼看见他为了掩护趴在这位团长身上,敌机一梭子弹击穿了刘队长,他不幸牺牲。这时,我毫不犹豫奋不顾身飞奔过去,扑在受伤的团长身上,用自己的身体挡住敌机轰炸和扫射。只听轰声巨响,一颗炸弹落下,爆炸的弹片深深扎进了我的小腿。我必须马上背送团长离开阵地救治,一阵剧痛,我咬牙用力把弹片拔了出来,鲜血喷涌而出,我立刻撕下身上的衬衣包扎好伤口,解下自己的绑腿将伤员固定在自己身上。我顾不得自己腿上伤口鲜血仍在流淌,匍匐前进将团长背下阵地,由担架转送医院救治。我立刻又返回前线,将牺牲的刘队长背下阵地,决不能让战友尸体留给敌人。刘队长和我1941年在新四军军部就是战友,淮海战役我们又同在纵队卫生部战地救护卫生队共同负责工作,他牺牲我很悲痛,至今都忘不了。

我参加淮海战役后,敌人千方百计想将共产党斩草除根。由于坏人告密,敌人知道了刘家两个男婴中有一个是共产党的,敌人残酷拷打逼着他们交出共产党的孩子,刘家乡亲为保护我们的孩子,忍痛将自己亲生骨肉交出去被敌人残害了。当我和云山知道后非常感动,在那样险恶和艰辛的环境下,山东乡亲刘夫妇为了收养人民军队的孩子,舍家舍命舍弃自己的骨肉,这是大恩大德啊!

解放战争时期,我在山东参加了每场战役,是乡亲们收养了我的两个儿子,结下了不解之缘,有挥之不去的情结。在战火年代,我们军队女兵类同我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全国解放了,战争的硝烟散去,这些平凡的母亲出于当年的保密要求,她们很少向人说起这段不为人知的经历,然而她们在山东大地用无私大爱铸起了一座座丰碑。

淮海战役中,解放军兵力、装备都比国民党军队差很多,战场情况又复杂多变,但是我们的军队能打胜仗,歼灭了国民党军1个“剿总”前进指挥部、5个兵团和1个“绥靖”区的部队,共56个师55万余人。这样辉煌的胜利,靠的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央军委、总前委的正确决策,华野、中野的密切配合,靠的是广大指战员前赴后继勇往直前不怕牺牲的精神,靠的是军民鱼水情老百姓全力以赴支援,才创造了我军战史上的奇迹!

1969年郑英送女儿郭晓梅参军学医

2017年2月,淮海战役纪念馆在北京采访我时,我已是90岁高龄,但是烽火硝烟中我亲历的每一场生与死、血与火的战斗,永远都在我的记忆里不会忘记!我怀念为革命牺牲在战场上的战友,怀念为战争胜利作出巨大贡献的人民百姓!

2017年10月,纪念北京新四军研究会成立20周年新四军老战士合影(前排左七为郑英)

2017年2月27日,时年90岁的新四军老战士郑英接受淮海战役亲历者采访时手书

2017年2月27日,时年90岁的新四军老战士郑英在北京接受淮海战役纪念馆采访留影。

我双眼残疾,左眼失明,右眼只有光感,在连续数小时讲述自己亲历淮海战役的故事后,应邀现场为淮海战役纪念馆题写了“人民军队永往直前”“救死扶伤”两幅字。

那天,我向淮海战役纪念馆捐赠了自己在淮海战役中使用过的换药盘,放在淮海战役纪念馆展出。我还向淮海战役纪念馆采访同志演示了当年自己在战场救援赤手空拳与敌人拳打脚踢搏斗的动作,赢得采访同志的赞誉。

作者简介

郑英,1927年11月出生于江苏省盐城市,1940年参加新四军抗大五分校学习,1941年6月在新四军军部工作,陈毅军长给她改名为郑英。1944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当过通讯员、侦察员、医务员,曾任班长、排长、卫生队队长、党支部书记。曾在新四军军部、第二师师部卫生部、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

抗日战争期间,参加游击战、阜宁战役、涟水战役、淮阴战役等战斗。

解放战争期间,参加孟良崮战役、莱芜战役、柏山战役、潍县战役、鲁南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等战役、战斗,多次负伤多次立功授奖。

1946年4月,经新四军政委萧望东批准,郭云山、郑英结为夫妻。

1947年,郑英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任支部书记,在延安见到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华东第三野战军、华东军区、省军区等单位工作,荣获一等功、甲等功三次,荣获模范标兵、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1985年离休后,任北京新四军研究会老战士会员,积极从事红色历史研究和宣传,热心社会公益,得到人民群众广泛赞誉。2021年4月4日去世,享年95岁。

特别提示

转载请注明:“来源:方志四川”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口述:郑 英

整理:郭晓梅(郭云山、郑英女儿,1954年生,197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9年参军,解放军军医大学毕业。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八路军研究会、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