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被拐22年雷公起诉人贩子。法院：赔4元，不用道歉和精神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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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公是谁，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雷公原名叫雷武泽，由于他左侧的眉毛有些特别，“是立起来的”，被圈子里的人称为“雷公”。

他所在的圈子也很特别，都是一群被人贩子搞得骨肉分离的可怜父母，寻子是他们唯一的生存意义。

有些人看过黄渤、张译等主演的电影《亲爱的》，就是反映这个群体的故事，但电影里他们所遭受的身心折磨，不及现实里的万分之一。

想想有多少父母因此过早的还着遗憾离世，有多少年纪轻轻就满头白发，有多少家破人亡。

即便做不到感同身受，也能理解他们对于人贩子的痛恨。

雷公的孩子川川，于1998年4月出生，于2001年被人拐走，直到2023年6月，才被找了回来。

整整22年，一个人从孩童到长大的全部过程，都缺席了。

雷公起诉人贩子王浩文、胡某雄夫妻的人格权纠纷案一审已宣判，法院判王浩文赔偿雷武泽及其妻子交通费、误工费共计4元。

雷公的诉求是，要求二人赔偿交通费1元、误工费1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元，共计索赔6元，并请求判令王浩文、胡某雄向他们公开忏悔并赔礼道歉。

而法院的判决中，仅支持了交通和误工费，却驳回了精神损害赔偿以及赔礼道歉的诉求，这又是为什么？

法院方面解释：

1.王浩文、胡某雄已被判处刑罚，根据司法解释，再要求赔偿精神损失没有法律依据；
2.王浩文已经当庭赔礼道歉，并提交书面材料，故法院对“忏悔并赔礼道歉”的诉求不再予以支持。

有网友质疑：孩子被拐卖，身心受创是显而易见的，难道不该索赔。

遗憾的是，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现行的法律规定的确对于受害人一方不利。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

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受理。

其实，这一条也是公众意见比较大的一个地方。

犯罪承担刑责，这是法律对犯罪分子的惩处，与犯罪分子赔偿受害人的精神损失有什么冲突？

难道说，坏人坐了牢，就抵消了他对受害人的伤害，或者说那些伤害就能当作不存在，这有些说不过去。

让人无法接受的一点在于，犯罪分子能够用“精神类疾病”摆脱法律责任，受害人却很难以“精神受到伤害”为由获得赔偿。

这种“双标”，似乎过多的考虑了犯罪分子的权益，而忽略了受害人的意见。

其实，雷公索赔6元，就是一个象征性的诉讼，比起寻子二十多年的花费，简直不值一提。

就像他自己所说，就是“为了给自己、家人讨个公道，更想替那些还在寻亲路上挣扎的家庭发声。”

确实，这些案件的意义远不止“6块钱”那么简单，它更关乎着受害人的尊严，甚至对社会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拐卖妇女儿童问题背后的困境有多大，从这起案件的判决里也能看出来。

从法律上来说，或许法官判得并没有错，但从情理上来说，公众很难接受这样的结果。

如何权衡情与法，确实值得法律从业者好好地思考。

长久以来，民间要求判“人贩子死刑”的声音一直不断，也有不少人反对，称这么做会让人贩子挺而走险。

留给人贩子多一些“活下去”的空间，对被拐卖的儿童也是一种保护。

这起案件同样如此，也有网友觉得判得对，称既然人贩子已经服了法，承担了刑事责任，就不该再做过多的追究。

笔者反而觉得，这一类的观点，有些太过于“理性”，站在人贩子角度想的多了些。

法律当然应该保护每个人的合法权益，犯罪分子也一样。

但在保护他们的同时，其实更应该多一些目光关注到受害人一方，在两者之间，所给予的保护就不应该是平等的。

只有犯罪的成本足够大，所起到的警示作用才足够明显！

犯了罪，该蹲班房就蹲，该给受害人的赔偿一点也不能少，不能因此剥夺了受害人索赔的权利。

有人或许会说，犯罪分子没钱怎么办？

要知道，犯罪分子在监狱服刑期间参加劳动是有报酬的，这钱完全可以直接打到受害人账户。

如果刑期结束还没还完，出狱后赚钱接着还。

我们过多的替犯罪分子着想，操心他们有没有找律师，判决的过程里权益有没有受损，出狱后怎样顺利回归社会。

这些当然不算错。

可问题是，坏人都能得到该有的保护，受害人的损失为什么就不能得到赔偿？

这些被拐儿童的家庭，哪个没有经历日复一日寻子的折磨，这些都不用花钱？

那些骨肉分享的痛苦，对精神的反复折磨，受损害难道不是事实，索赔为什么不行？

雷公找到了孩子，这还算是幸运的，像杜后琪一样还在执着寻找着“小米奇”又不断遭遇着失望的还有很多。

确实有些想不通。

对于判决结果，雷公也表示将会上诉，希望二审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结果，对这些可怜的父母来说，也算是一种安慰。

对此，大家怎么看？

引用信息来源:

中国新闻网:“雷公”起诉人贩子，判赔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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