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笑一：找回人文学术的“定海神针”

与青年谈治学的，究竟是何方神圣

高中毕业之后的那个暑假，悠闲、漫长又有些无聊。记得一拿到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我就把做过的数理化习题集送去废品站论斤卖了。回到家里，父亲指着书架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以后我这里的书你可以随便看看。

念初中时，我也算是文学爱好者，感兴趣的书找来就读，并不总盯着几本名著。俄罗斯诗歌和中国现代左翼作家的小说，还真看了不少。整个高中几乎没什么自由阅读的时间，所以“随便看看”四个字一下子给我松了绑。我赶紧去补看了先前没有读过的一部分鲁迅作品，再加上两本唐诗、一本宋词。把《史记》中感兴趣的传记都看了，又通读了一遍《庄子》，算是自我挑战。

进了中文系，就不再是一般的文学爱好者了，如果要走研究的路，还得做些准备。我心里这样盘算着，就去书架里翻找，结果发现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插在最靠边的地方，淡紫色的封面上，写着一行字——“与青年朋友谈治学”，由文史知识编辑部编撰。

现在的图书，假如起这样一个书名，估计青年朋友会弃若敝屣。这书“爹味”太浓！你是谁？有什么资格与青年谈治学？青年凭什么要听你谈治学？再说了，你和青年做朋友，征得他们同意了吗？

那个年代，还没有“爹味”这个词，我对那“味”儿也没那么抗拒。倒想看看书里那些与青年朋友谈治学的，究竟是何方神圣。

佳作背诵如流是一种基本功

翻开一看，这是20位学者谈治学经验的文章合集，依次是夏承焘、朱东润、郑天挺、余冠英、周祖谟、李学勤、何其芳、庞朴、蔡仪、何兹全、陆宗达、杨志玖、周一良、曹道衡、缪钺、林庚、刘叶秋、王运熙、辛安亭、韩国磐。这些人里，我听说过的只有夏承焘、朱东润、何其芳和王运熙。夏先生是词学大师，朱先生是《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教材的主编，何先生我读过他的散文，王先生在复旦中文系任教。

我也知道，要治学首先要用功，读书要勤奋刻苦，但究竟怎么个刻苦法，这些学者的文章还是震撼到我了。这种震撼是从书中第一篇夏承焘先生自述的一个细节开始的：“因为觉得自己‘笨’，那就必须勤奋。从十五岁到二十岁，是我读书很努力的时期。当时，一部《十三经》，除了其中的《尔雅》以外，我都一卷一卷地背过。记得有一次，背得太疲倦了，从椅子上摔倒在地。”（《我的学词经历》）夏先生不是词学大师吗？家中的书架上摆着他的《唐宋词人年谱》《月轮山词论集》，他早年居然还背过《十三经》！对于《十三经》，当时的我，属于“没吃过猪肉，但见过猪跑”，知道这是儒家最核心的十三部经典。除了字书性质的《尔雅》，夏先生竟然都背诵过。这是什么概念呢？或许有人说，科举时代的读书人，不是都能背诵儒家经典吗？但问题是，夏先生生于1900年，他是考入温州师范学校接受新式教育的，下这么大气力背诵《十三经》，并不是为了科举，也没有老师逼迫，而是为了给自己未来治学打一个坚实的底子。除此之外，他还竭尽全力，博览群书：“我在求学阶段，举凡经、史、子、集，乃至小说、笔记，只要弄得到书，我都贪婪地看。我体会到：如果不刻苦读书，就谈不上治学，谈不上什么科学研究。”（《我的学词经历》）我由此知道，研究词学，只读词是不行的，必须经、史、子、集样样都看，有精力的话，基本经典最好能够背诵。多年之后，我的博士生导师刘永翔先生建议我去读读夏先生的《天风阁学词日记》，并感叹说：“夏先生是很用功的。”导师的这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是不是只有夏承焘先生对于背诵格外重视呢？并不是。翻看后面的篇章，才知道背诵是好多学者都非常强调的。如刘叶秋先生说：“诗文佳作，背诵如流，更是一种基本功。有几百篇诗文烂熟于胸，张口即来，才能得心应手地运用，为阅读和写作打下坚实的基础。”（《略读与精读》）有些学者表面上不主张背诵，其实骨子里还是看重，比如周祖谟先生说：“前人讲究背文，现在我们不提倡背诵，要求熟读，熟读可以成诵。古代一些大文学家，对一些名著都反复念，念得非常熟。至今还有学者能背《汉书》，这很受用。”（《谈治学的方法》）要熟读成诵，能背《汉书》很受用，这才是周先生要讲的重点。后来，我读到俞平伯、叶嘉莹等先生的回忆，都说早年背诵诗词让他们如何受益，我觉得都是前辈真切的体会。

背诵之外，学者们几乎无一例外地谈到熟读经典的重要性。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缪钺和陆宗达先生的自述。缪先生说：“对于史书，《资治通鉴》是我最爱读而且熟读的书（当我十二三岁肄业于高小时，国文教师张卓园先生经常指导我读课外书籍，他特别指出《资治通鉴》的重要，要我读时以硃笔断句，并且在小本中记下疑难与心得）。”十二三岁，自己断句读《资治通鉴》，今天想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可是当年缪先生就是这样读书的。

更令人惊骇的是陆宗达先生，他讲述乃师黄侃（季刚）先生亲口告诉他《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的重要作用：“《说文》是一部用形音义结合的方法解释晚周经典的专书，是研究文字训诂学的基础，攻‘小学’，由《说文》起步最为便捷。”（《基础与专攻——跟从黄侃师学习〈说文解字〉的体会》）《说文》对于学习古代汉语的意义，我也有所耳闻，但让我吃惊的是黄侃接下来的教学方法：“黄侃先生偏偏不让我去读那么多的书。他只是告诉我，先把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连读三遍，基本上把《说文》的词句点断、读懂，然后抛开段注，光读《说文》白文。”段注《说文》可不是小说，其枯燥繁难人所共知，即使是小说，连读三遍也受不了啊。更何况黄侃让陆宗达读的是没有断句的段注《说文》，让他自己点断文句。对于学习古代汉语来说，这就好像唐僧师徒只有经历九九八十一难，才能取得真经。陆宗达后来果然成为一代训诂学大师。上个月，北京师范大学刚刚举行了纪念陆先生诞辰12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高度评价他对《说文》的研究。

读了缪、陆二位的自述，我就知道自己要去点读古书，而不是仅仅读现成的标点本。后来读了博士，听我的老师们说，当年徐震堮先生教授《汉书》课程，就是直接让研究生们点读《汉书》的。一部书能点下来，自然就理解了。假如读不懂，就根本点不断。这是读古书的基本方法。

大学者放下架子，讲述治学的经验

《与青年朋友谈治学》中每个学者的治学领域和途径有所不同，但我发现他们都反反复复讲这样几个道理：一是要熟读古代文史领域最基本、最核心的经典；二是要博览群书，尽量拓宽视野，超越狭隘的单一专业；三是做学问要下苦功夫，从文献资料出发，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四是有些特殊领域的知识，无论做哪门学问都要了解一点。比如书中庞朴先生的那篇《和初学者谈“天”》，说的是文史学者必须懂得基本的古代天文和历法知识，他举了《诗经》里“七月流火”的例子。这里的“火”并不是太阳系的行星火星，而是心宿二的大火星，是一颗恒星。“七月流火”说的是，夏历七月，大火星西行，表示暑往寒来，天气开始转凉了。后来经常看到有人误用“七月流火”形容天气炎热，庆幸自己较早了解了这一知识。我们在给《中国诗词大会》命题的时候，有一道题还问“七月流火”到底是指天气炎热还是天气转凉，考问的就是古诗中的这个天文知识。

这本书还让我有了“文史不分家”的观念。作者们都在说，学习古代文学，要懂得典章制度，而学习古代史，也需要利用诗文的资料。现在常说人文学术要跨学科，其实中国古代学术本来就是跨学科的。书中作者们屡屡引用顾炎武的论述，后来，我参与校点整理《顾炎武全集》，分到的任务是《天下郡国利病书》等地理书的校点，切实感受到顾炎武这样的大学者跨学科的非凡成就。

《与青年朋友谈治学》出版于1983年，是中华书局《文史知识丛书》之一种。所收录的文章，都是之前曾发表在《文史知识》杂志上的。这本杂志专门请权威学者用通俗易懂的方式给当时社会上的文史爱好者、学习者撰写普及文章。大学者放下架子，平易近人地讲述自己的治学经验和方法，当年对我这样将要入门的年轻人是多么有帮助啊！今天AI时代来临，势不可挡。很多人说，似乎不用读那么多书了，更不必背诵经典，写文章也不用字斟句酌了，AI不是只需要几秒钟就生产出来了吗？此时此境，重读这本《与青年朋友谈治学》，重温这些大师的自述，我的心绪很是复杂。陷入对自己青年时代的回忆的同时，似乎又在人文学术的滔天巨浪里，找回了一根“定海神针”。（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古籍研究所所长）

《与青年朋友谈治学》

文史知识编辑部 编

中华书局

原标题：《方笑一：找回人文学术的“定海神针”》

栏目主编：王一 文字编辑：王一

来源：作者：方笑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