撞妻3次，捅人136刀仍获轻判：抑郁症可不敢背这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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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东莞杀妻案一审判决的新闻，非常诧异其中将罪犯在犯案时处于抑郁症发作阶段作为从轻发落的理由。

不了解案件原委的大体情形如下：

案犯与被害人长期夫妻关系紧张，24年3月1日，争吵后被害人提出离婚。3月8日，案犯持刀以自杀威胁，要与被害人沟通，开车将被害人带走，之后二人在车内争吵，发生打斗。被害人逃脱下车，案犯驾车撞击被害人三次，后追上被害人，用水果刀捅刺。尸检显示被害人身上被捅伤口136处，仅胸腹处就有53处。

根据新闻，法庭宣判提到：“ 作案手段特别残忍，后果特别严重，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极大，论罪应处极刑，但考虑到本案系因婚姻家庭矛盾所引发，XXX在案发时是限定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认罪态度较好，对其可不必立即执行。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

从此描述看，本来依据犯罪事实，适用死刑，但由于3个原因从轻发落：

• 凶案因婚姻家庭矛盾引发

• 案犯在案发时为精神病人，属于限定刑事责任

• 认罪态度良好

这三条理由都让人看不太懂。

“婚姻家庭矛盾引发”有什么特殊性吗？凭什么就要从轻？结婚登记时难道还附赠一份生死状不成？如果婚姻家庭矛盾可以成为免死金牌，那吴谢宇弑母案应该能归于家庭矛盾引发，是否也有从轻发落的基础？

至于认罪态度良好，案犯是经周围民众报警后被警方当场抓获，可以说是人证物证俱全，他可能认罪态度是很良好，但事实是他不认也改变不了什么。认罪态度良好很容易让人想起“坦白从宽”，可“坦白从宽”只是在量刑时可以考虑减轻，不是必须减轻。在减轻刑罚上，更强效的是具有自首情节，这里可没有自首。

以上两点算是法律条文解读上令人不解的，第二条案发时属于精神病人，因而从轻处罚，在疾病认定上也令人费解。

据描述：

“ 杨某东在法庭上供述，自己案发前曾去广州检查过是否有精神病，但在填写问卷时离开了医院，没有见医生。

案发后，杨某东家属为其申请了精神鉴定，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称，被鉴定人杨某东患抑郁发作，作案期间处于发病期，具有限定刑事责任能力。 ”

案发前，案犯并未确诊患有精神疾病，抑郁症的诊断是在案发后。虽说有可能案犯在作案前就患有抑郁症，可是如何在事后确定在作案的那个时刻正好抑郁症发作了呢？

而且按法律条文，限定刑事责任能力是指行为人因年龄、精神状况或生理缺陷等原因，在实施犯罪行为时，辨认或控制自身行为的能力减弱，但未完全丧失，仍需承担部分刑事责任，且可酌情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

要把案犯归为限定刑事责任能力，可不是光判断他彼时有抑郁症就行，还要确定他在犯案时，因为抑郁症，辨认、控制自身行为的能力减弱。

这和精神病患者免于刑事处罚的原则有相似性。不是所有精神病患者都能免罪，免罪的原理是一些精神病患者由于疾病，无法理解自己行为的后果或没法认识到自己行为的错误。俗话说杀人偿命，但对于部分精神疾病患者来说，他可能都不知道自己在杀人，或者都不理解杀人是怎么回事，让他们偿命，显然有违人类文明。

抑郁症作为一种精神疾病，在也能在法律上成为以精神病为由免罪或减罪的基础，也就是以此来做精神障碍辩护。但就像前面说的，这不是确诊抑郁症就可以，而是要证明在案发时，嫌疑人真的无法理解自己的行为后果。通俗点说，病得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啥。

抑郁症是非常常见的心理疾病，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可能有5400万人患有抑郁症。但抑郁症要能用于精神障碍辩护难度可要大多了，一般都要是非常严重的抑郁症，出现过极为严重的症状，有时还是伴随精神分裂等其它精神疾病。

美国有过一个很有名的案例，Andrea Yates弑婴案，她在2001年淹死了自己的5个孩子，05年一审被判有罪，隔年重审被判无罪。Yates就是以严重的抑郁症作精神障碍辩护。但她有长期的抑郁症病史，生育后也被确诊产后抑郁，有过自杀尝试。病情重到了医生要求必须有人24小时陪护，并在她生下第四个孩子后强烈建议其丈夫千万不能再要小孩。

而东莞杀妻案中，案犯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根据案犯的网络检索记录，案发前一天，他搜索了多个关于自杀与杀人的内容，后者包括扭断脖子需要多大力气，刀插心脏死亡多长时间，颈动脉位置等。

怎么看都像是预谋杀人，参考美国的司法体系，会属于一级谋杀，最严重的谋杀罪类型。

抑郁症等心理疾病困扰很多人，又长期不被社会重视，但如此随意地使用“抑郁症”，恐怕只会进一步污名化心理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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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https://m.sohu.com/a/927472904_115479?scm=10001.325_13-325_13.0.0.5_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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