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算盘（上）

（来源：南湖晚报）

转自：南湖晚报

　　N张偶良

　　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我仿佛又听到了父亲拨打算盘的声音……

　　其实，父亲谢世至今已经多年了。他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享年八十六岁。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平湖实行土地改革，后又组织成立农业生产互助组。父亲那时已经私塾高小毕业，为人处世知书达礼，谦逊和蔼，人又长得挺帅，尤其是算盘打得相当好。这在当时也算是个比较出挑、很难找到的人才了。于是，农业生产互助组一成立，父老乡亲们一致推荐他当了“账郎先生”。随后，不管农业农村合作化组织程度怎么提高发展，从低级社、高级社直至后来的生产大队、人民公社，会计一职都非他莫属了。

　　从记事起，在我家房间里的古老俗称“上火台子”（相当于梳妆打扮等多功能的写字台）上，以及客堂大厅墙壁的铆钉子上，我经常看到一把长方形、漆得乌黑发亮、四个角包着铜皮的十三档的算盘。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春夏还是秋冬，我都时常看到父亲伏案算账、记账的场景：每次开始算账做账时，只见父亲拿过算盘轻轻地“咔嚓”一甩，原来散乱在横梁上下的珠子，上面两颗，下面五颗，立马整齐划一地规范排列到位。随后，他手指齐舞，时而一手翻账本，一手拨珠子；时而扔掉烟头，双手齐拨，多管齐下。口中还念念有词，“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去二，四下五去一”“二退一二五，三退一八七五”。夏时忙得汗流浃背，冬时冻得手指通红。珠子相互碰撞，声音噼里啪啦。那熟练的动作，那美妙的声音，让我看得眼花缭乱，听得心生佩服。

　　到了小学三四年级，学校开设珠算课，父亲给我也买了把算盘。因为我对阿拉伯数字有点厌烦，再说这门课也没列入升学成绩，所以我对学珠算起初不太上心。父亲见状，就反复地做我的思想工作，循循善诱地启发教育我。他经常对我说，“小小算盘，责任重大。个十百千万，加减又乘除。上梁为天，下梁为地，横梁为人间。框代表规矩，珠代表行动。”父亲还说，“大伙儿让我当会计，拨打的不光是斤两钱两，还有责任信誉。看起来简单，实为不简单！”作为农民的儿子，父亲从事这项工作，觉得非常荣耀，还对我说，“你也是农民的儿子，从小多学点东西，多掌握门技术，将来工作好找不说，还可以更好地为老百姓服务。”我很理解父亲的这番苦心，对学好珠算也渐渐地重视起来了。

　　父亲不光言传，还用心身教。我上中学这几年的寒暑假，他总是有意无意地带我到劳动现场，在棉花稻谷进出仓库时，看他如何一边听别人报数字，一边在算盘上飞快计算，从来都准确无误。看他在年中年底分红的社员代表大会上，如何将精打细算后的分配数字和现金，一一细读，如数发放。对个别社员提出的疑问，提供明细账本，耐心作出解释，直到其满意而归。

　　特别让我记忆犹新的是，我在平湖第六中学（原黄姑中学）毕业那年，“文革”爆发，在大串联回校后，教育战线从上到下瘫痪，书也读不成了。下半年及随后的一整年，我竟然成了回乡知青。父亲为此深感不安。兴许是有意要培养，父亲在他因公出差、走亲访友时，多次特意安排我去大队部替他顶岗，当“临时代办”。每每走进会计室，看着墙壁上挂着的填写清晰的各种报表，翻阅柜子里摆放整齐有序的新旧账本，听着前来找我办事的乡亲对他的赞扬，再看看办公桌上摆放着的那把用得光滑锃亮的算盘，我对父亲所执意坚持的会计工作看得更加清楚了。难怪啊，在上两年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以“四清”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父亲能够经得起联合调查组戴着“有色眼镜”，对他历年来的账簿翻箱倒柜彻底清查了。也难怪，在这之前和之后，父亲为何能够多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了。更难怪，父亲为啥要刻苦钻研、精益求精地成为全公社屈指可数的“铁算盘”了！（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