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造“中国好人”的“诗性”品格

（来源：光明日报）

转自：光明日报

秦腔《攒劲女人》以全国脱贫攻坚奋进奖、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中国好人”李耀梅为原型，讲述了女主人公李水河在生活苦难与命运坎坷中，从起初的沉默隐忍，到后来的抗争蝶变的历程，深刻塑造出一位与自我、他人及命运抗争的“攒劲”女性形象。

从题材内容来看，这是一部典型的现实题材剧目。它以现实中的英模人物为原型，主要情节基本遵循原型人物的命运走向，流露出强烈的致敬现实的意味。从舞台呈现而言，它又极具个性化风格。尽管导演的整体艺术构思仍以现实主义为精神内核，但二度创作并未拘泥于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而是通过一系列写意的舞台语汇，对题材映射的现实生活进行了更深入的挖掘与更强烈的表达，既铸造了这部现实题材戏曲的“诗性”品格，又彰显出自身独特的舞台美学追求。

“攒劲”是宁夏方言，指“利索能干”，是剧中要突出塑造的李水河的性格特点。全剧采用串珠式叙事结构，以“攒劲”品质为主线，串联起主人公李水河被迫出嫁、丧子失子、自我觉醒、艰苦创业等重要人生片段。这些内容均源自原型人物李耀梅的真实经历，其中虽不乏充满力量、引人向上的情节点，但更多的是对她所经历苦难的映射与再现。这就给创作者带来一个棘手问题：若没有足够的苦难铺垫，难以展现李水河的自我觉醒与最终的艰苦创业；可过多的苦难叠加，又会不可避免地强化全剧的悲情叙事基调，极易让人产生歌颂苦难的错觉。那么，《攒劲女人》的创作者们是如何处理这些苦难，将其纳入全剧“诗化”叙述逻辑的呢？

一方面，编剧对题材进行向内、向深的开掘，完成了作品在文学层面的诗性架构。对“苦难”素材的处理，没有沉溺于写实的苦难情节铺陈，而是将它们作为激化戏剧矛盾冲突的“点”与凝视生命困境的“场”，把李水河与外部“苦难”的对抗转化为丰富、复杂、深刻的内在生命表达，逐一剖析她犹豫、窘困、挣扎、抉择的生命状态，使“悲情叙事”自然转化为“生命叙事”，为全剧的“诗化”叙述逻辑奠定了坚实的文本基础。

另一方面，导演对作品的内在生命意象进行了外化表达。全剧舞台基调始终开阔明亮，导演没有为渲染苦情而刻意营造逼仄阴暗的氛围，即便身处苦难中的李水河，也没有陷入怨天尤人的泥淖，舞台上彰显的始终是她勤劳、善良、向上的本色。这种开阔明亮的舞台基调和温暖的人物底色，与贯穿全剧的大地色芨芨草交相辉映，共同体现了导演对诗化艺术语汇的追求。

如果说“生命叙事”构筑了全剧“诗性”品格的基本框架，那么创作者对“芨芨草”和“驴”这两个黄土地原生生命的诗化处理，则从细节处丰满了这部舞台“诗歌”的血肉。在编剧眼中，“芨芨草”平凡而坚韧的形象最能代表那片土地上隐忍倔强的女性群像。从开场主题曲“三十三根野草九十九块根——黄河水哟，养育出攒劲的人”，到第三章“草籽随风处处走，哪里能活哪里留。老根断了新根长，钻出芽来又从头”，再到尾声“不死的芨芨草，长在这黄土上！不倒的芨芨草，长在这天地上”，通过这些唱词，主人公李水河的命运与黄土地上野蛮生长的芨芨草紧密相连。剧中，“顽强坚韧的草与顽强坚韧的人”这一相互呼应的生命意象，不仅构成一组重要的诗化象征，还为导演的二度创作打开了诗化空间，提供了极具张力的主体形象。为此，导演塑造了一群拟人化的“芨芨草”——它们时而充当歌队，时而扮演群舞；时而外化李水河的内心，时而又成为无声的倾听者。大地色系的服化，让它们俯身时可化为厚实的黄土地，起身时又变成挺立的芨芨草……

除“芨芨草”外，“驴”是全剧的另一个重要舞台意象。这头由三位演员分别扮演驴头、驴身、驴尾的毛驴，在剧中既是李水河的重要交通工具，也是她命运的见证者和叙述者，同样得到了拟人化处理。作为叙述者的毛驴，以旁白方式讲述李水河的人生苦难。这种将苦难叙事由“戏剧体”改为“叙述体”的处理方式，既冲淡了因过度敷演苦难而产生的悲情基调，凸显了生命叙事的崇高；又大大增加了剧情跳跃、时空转换的灵活性，使情节编织与情感表达更加疏密得当、浓淡相宜，在现实逻辑之外、情感逻辑之中，将写实性的舞台时空转化为可自由进行诗化意象处理的写意时空，让现实题材戏曲舞台呈现出令人回味的“诗意”。

（作者：廖夏璇，系上海戏剧学院助理研究员、《艺术管理》杂志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