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金观涛先生《我的哲学探索》有感 ｜读者来信

大家好，我是船长。

前不久，我们收到一位朋友的来信，表达了他对《我的哲学探索》一书的读后感，写得非常详实、真诚。这篇读后感从纯哲学思辨能否跟上科技迅猛发展的话题展开，讲述了他对于金观涛老师、刘青峰老师一系列书籍的理解与启发，他坦言：“如果这些看法被恰好同样对这些点感兴趣的朋友注意到，并且吸引大家进一步研究这些问题并一起阅读金老师等思想家的著作，那就是我非常快乐的事情啦。”

读金观涛先生《我的哲学探索》有感

文/秦岭

作为一名爱好哲学的普通人，在很早以前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在以理论物理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理论，以及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程度，“纯哲学”的思辨是否能够“跟上”前二者的发展？

当我使用“跟上”一词的时候，我所持有的先入为主的看法是，在“语言学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之后，现代哲学理论在“文”的方向上愈发的茂盛，从本体论、存在论、认识论、伦理学、政治学等各个维度深入而细密地展开，深刻地影响到现代语言学、符号学、心理学、人类学、政治学、历史学、文学理论等通常被当做是“文科”的范畴，但视乎并没有太多地吸收，甚至是提及现代理论物理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发展过程中所展示的以前不为人们所熟知的一些世界的图景。作为一个被天经地义地认为与“世界观”有关系的领域，哲学研究视乎是停滞或者自我限制了，以至于让我感觉它没有“跟上”。

但事实是，只是因为我狭隘的眼光和有限的阅读，导致了我很长时间以来并没有意识到以金观涛先生和刘青峰先生为代表的当代哲学家群体，早在 1980 年代以来就在不断地探索这些问题，并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绩。

这些探索是从系统的哲学出发走向真实性哲学，从科学真实出发，延伸到人文真实。金老师所论述的问题，让我对我之前的一些疑问有了比较清晰的答案。

作为一个“民科”（the folk understanding to science）和“民哲”（the folk understanding toideas）野路子的 nobody，我所写下的这个书评显然无法成为金老师整个哲学探索的综述，只能从我所感兴趣的，和印象深刻的一些具体的点来发表一些零散的看法。如果这些看法被恰好同样对这些点感兴趣的朋友注意到，并且吸引大家进一步研究这些问题并一起阅读金老师等思想家的著作，那就是我非常快乐的事情啦。

希望读到本篇书评的读者，能够系统地阅读金老师《我的哲学探索》一书，以及包括《消失的真实—现代社会的思想困境》、《控制论与科学方法论》、《轴心文明与现代社会—探索大历史的结构》在内的其他著作、相关的学术论文，并且可以关注和观看有关平台上金老师的讲课视频，全面把握真实性哲学的所有学术话题。

第一个让我深有感触的话题是“常识理性”。金老师指出“常识理性是我和刘青峰在《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一书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又称为‘常识合理精神’，它是指中国文化以常识和人之常情作为合理性的最终根据”（金观涛，2025.p.001）。

我的直观感受是，当面对世界和个体人生时，很多人的行为反映出来这种常识理性的存在。一方面是对具体科学知识的“常识理性考量”，有趣的是这种考量往往是反科学“常识”的。比如，人们会谈“辐射”（radiation）色变。2010 年代出现过一次抢购食盐，另一次又抢购纸尿裤的行为，皆因为对“辐射”的恐惧而导致。

很少有人会稍加深入地研究九年义务教育初中物理就讲过的关于“电磁辐射”（electromagnetic radiation）和“电离辐射”（ionizing radiation）的区别。众所周知，可见光、电台发送的节目信号、手机基站的信号其实都是无害的电磁辐射。过度使用手机等电子屏幕只会对您的视力造成损伤，而辐射层面上几乎没有什么影响。电离辐射就非常的可怕，泄露的核反应堆、摄入过量的 X 光都可能会对人体造成致命的杀伤。

然而在现实中，人们一方面在医院做体检时蜂拥挤在胸透室门口焦急地等待，无视门口电离辐射危险的警告；另一方面又认为某款茶砖能吸收电脑显示屏的“辐射”，并用高价买来放在自己的电脑桌上。

这种矛盾的“双标”是因为在解释人文问题时，很多人会仅从字面意思（在常识理性的驱动下）去迁移引用一些非常具体的科学术语。比如，在社会上随处可见的以生活交友为主题的社群活动中，经常出现“高能量人士”“同频共振的朋友”等说法，这些说法套用了科学的术语，却使用的是迁移的“引申”意义。而这种引申，来自于对母语词汇本身的常识理性判断。

说到“来自于母语词汇本身”的常识理性判断，我们可以观察到普通人（averagepeople）和职业学术家（academic pros）的一个有趣的呼应。金老师认为“从表面上看，自然语言包含逻辑语言，但作为符号系统两种语言的真实性结构并不相同，也就是说‘自然语言包含逻辑语言’是混淆两种语言带来的假象。”（金观涛，2022. p.XXXIV）上文所讲的对于“能量”和“频率”的认识问题反映出了这种呼应。

物理学家用术语指称客观，而社群活动成员们则用之指称了别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呢？是社交达人们的“参与体验”（experiencing） 。金老师认为“在科学真实中判别经验真假的方法是看受控实验是否可普遍重复。在此过程中主体必须悬置。在社会行动和历史中，某一个人判别相应经验是否真实，唯一的办法是自己参与行动，或者想象自己参与其中，由此确认该行动是否可重复。其主体不能悬置。”

在上述关于“能量”和“频率”的使用里，物理学家们悬置了主体，而社交达人们没有悬置主体。这种不悬置反而参与的方式，被一些人称之为“接地气”。（金观涛，2022. p. XXXIII）金老师认为“人文学者只是感觉到人文世界不能化约为科学世界，却不能对他进行证明”。有趣的是，普通人却没有去区分符号系统与经验对象的真实，所以自我感觉活得更真实，这也是“接地气”的踏实感的来源。

另一个重大的命题是“哲学的解放必须依靠科学理性”（金观涛，2025.p.003）在从系统的哲学通向真实的哲学过程中，有三个比较重要的范畴。第一是人的哲学,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认知的物理基础；第二是发展的哲学，其中比较吸引人注意的是不确定性原理。第三是整体的哲学，它涉及到整体性的问题。

我们先来看关于认知的物理基础。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讨论发生在我与刘蘅博士之间。

刘蘅博士曾经问到，怎样向一个还在读幼儿园的孩子解释什么是“宇宙大爆炸” （theBig Bang）？熟悉现代天文学理论的朋友们都知道，由于观测到离我们越遥远的星系远离我们的速度越快，由此可知宇宙是在不断膨胀的；既然我们的宇宙是一个不断膨胀的模型，那就意味着在过去的某一个时刻它比现在要更小。

倒着往前推，一定会得到某一个时刻的宇宙一定是一个体积无限小的存在。大爆炸模型除了有星系红移（thegalactic redshift）和宇宙微波背景辐射（the cosmic microwave background radiation，CMBR）等观测结果的支撑，还包括关于数学的证明，其中最有名的是亚历山大·弗里德曼（Alexander Friedmann，1888-1925）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1879-1955）方程的求解。

关于大爆炸起始的奇点（Singularity）问题已经有了相对明确的科学解释。可是普通人不禁还是要问在大爆炸奇点之前，我们的宇宙是什么？了解宇宙论（Cosmology）的朋友们会马上回答，因为时间和空间本来就含在这个奇点里边，所以在奇点之前什么也没有。把时间看做是一个向前也无限，向后也无限的连续体（continuum），这是我们的一种常识的体会。我们不必为这种常识的体会而感到羞愧，因为当初牛顿（Sir Issaac Newton, 1643-1727）也是这么理解的。

而具备一定物理学知识的人会把时间理解成宇宙的一个维度（dimension） ，它与空间深度交织，在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the Theory of General Relativity）体系里存在。牛顿的理解更接近我们普通人对时间的看法，其实在牛顿力学体系里时间恰恰是不必要的，因为所有物体的运动都会遵循恒定的物理法则，可以用精确的数学方法进行描述，只要你对当下的事物观察得足够精细，采集的数据足够多，你就可以更加精准的预言他的未来，也可以看到他的过去，所以引入时间作为一个参照其实并不必要。而在广义相对论体系里，时空就是宇宙的结构本身，宇宙的膨胀就是时空的膨胀，所以时间不仅非常必要而且它还在不断的变化之中。

那么这些相互矛盾的科学认知是否也陷入了新的常识理性困境呢？我们试想一下，构成我们自身的基本粒子与宇宙的其他基本粒子别无二致；左右我们身体和精神运行的基本物理法则与宇宙里运行的基本物理法则也别无二致。也就是说我们是大爆炸的产物，必须在这个事件之内，我们的存在是它的长尾效应。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人类智识作为大爆炸的产物竟然可以提出“大爆炸之前的时间”这个概念呢？因为大爆炸既然包含了宇宙现存的一切，那么也包含了我们的智识。

至少是产生智识的前置条件，而这个智识现在构建了在前置条件之外的语义概念。那么是否应合了《圣经》（the Holy Bible）里边儿的一句话叫做“In the beginning was theword” （John 1:1）也就是“太初有言（道）”呢？

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语言是否先于真实的？如果语言是先于真实的，那么上文关于“辐射”、“能量”，“频率”等语言迁移到日常生活中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这些术语并不天然地必须指称物理学的真实。于是语言学家们和道学家们就可以不必再为这些所谓语言的堕落而感到伤感啦。

但是更大的问题发生了：我们的大爆炸宇宙模型乃至于整个物理理论的真实是否都应该被重构呢？从这个角度想下去，金老师关于“科学真实”与“人文真实”的分野有可能被进一步地延展，和得到更多地思考。其他关于“数学真实”以及“逻辑语言和自然语言”的区别问题也值得做进一步的探究，毕竟这些概念都是从大爆炸产生出来的。

如果我们更极端一点，我们可以在生活中和思想上找到特别多的例子，这些例子往深里边去思考都会影响到我们对大爆炸理论的信心。对于认知的物理基础更多的讨论，金老师在书里提到过惠勒延迟选择实验（John Wheeler's delayed-choice thought experiment）以及关于贝尔不等式（Bell’s inequality）的数学解和实验结果的差异，还有哥本哈根学派（theCopenhagen School）量子力学主观唯心论解释。从单电子双缝干涉实验开始到因果倒置的惠勒实验，理论物理学的这些发现被很多日常生活中的玄学爱好者所推崇。

人们惊讶的发现，我们竟然可以在可控制重复的科学实验里重现结果决定原因的情况。薛定谔的猫（Schöedinger’s Cat）一度成为了所有人口中的一个日常梗。

从薛定谔的猫既生又死状态的话题出发，我们可以移步到《发展的哲学里》的不确定性原理。金老师的哲学体系里。对不确定性原理的引入是这样的：“为了强调发展的重要，辩证法将变化和否定视为每一种存在内在的规定……互相依存的对立面的冲突无处不在，《发展的哲学》肯定了变化观念对哲学的重要性，但用不确定性原理对其做了重新表述，认为矛盾会导致逻辑悖论和斗争哲学的泛滥，必须用不确定性作为辩证法的新表达。”（金观涛，2025. p.005）

纯粹从术语的文字表面来看不确定性的原理。不仅让人想到了量子力学里“海森堡测不准原理”（the Heisenberg principle of uncertainty）的问题。了解这个原则的朋友们都知道，一个基本粒子你无法同时测定它的速度和它的位置。有初中物理基础的朋友们也知道，光是具有“波粒二象性”的，有的时候它看起来像粒子，像一个个弹性的小球，有的时候它又像波会产生干涉的现象。这些与宏观世界里边儿的常识相悖的现象告诉我们。一定有什么东西隐藏在他的背后，我看来这种隐藏在背后的东西就是不确定性原理。

为什么测不准呢？在一部分理论物理学家的眼里粒子（particles）和作用于粒子的场（fields）其实是统一的东西。我先打一个不是很精确的比喻：物质能量的场就好比是水的平面，而粒子就是这个水平面溅起的水滴。粒子是场激发的产物，而粒子似乎又独立于场在里边运行。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场是一条高速公路，而粒子是在上边通勤的车辆；有的时候我们又发现没有什么高速公路，也没有什么车辆，整个存在是浑然一体的。这种既分又合的状态，既决定了薛定谔的猫既生又死，也决定了我们的宇宙观是不确定的。

奇妙的是也许早期哲学家直觉地意识到了这些问题，比如中国传统哲学里关于“混沌”、“道生于无”等概念是否就指的是这种原理呢？有可能不确定本身就是存在，而存在就一定是不确定的，我们在整个宇宙框架下的问题与矛盾似乎都存在于这种不确定性的基础之上。

用这个思路去看待辩证法的二元对立统一论，就会发现是不确定性决定了矛盾，而不是矛盾决定了不确定性。理解了“测不准”的问题，就可以推行到下一个阶段的《整体的哲学》讨论中啦。

金老师认为，“整体的哲学用两条基本公理来建立整体演化论。首先提出了任何存在都需要条件，只是整体分析必须立足的第一条公理。其次，根据《发展的哲学》用不确定性取代矛盾。把任何存在都处于不确定性扰动之下，作为另一条公理。用上述两条公理推出整体存在的逻辑。” （金观涛，2025. p.005）

从科学真实的角度出发，这个整体性是非常好理解的，因为主体被悬置了。那么我们可以从物理的基本真实得到这样的一个概念：如果构成我们宇宙的场和粒子其实是同一个东西的两种表现形式，那么也就没有必要去区分运动的物体和运动物体所存在的时空。

在人文真实的领域，这个问题会变得非常复杂，因为我们知道人文真实是基于参与者的体验的，那么难道说体验和体验的主体本来是一体的吗？换句话来说就是，我就是我所有感受的集合吗？是不是王守仁（1472-1529）的“心外无物”又得到了这样的一种“民科”式的引申呢？关于这个话题，金老师对主体和客观性的论述精彩至极。

金老师指出，“只要去分析受控实验和受控观察的结构，立即得到一个结论，主体不在上述神经网络之中！为什么？因为只要主体不去实行控制，就没有受控实验和受控观察。更重要的是受控观察和受控实验中的可观察变量和可控变量中都没有主体，主体亦不存在于输入和输出关系之中。”这个论述是跨入研究真实性的重要的门槛。

无论是对于自然科学家还是人文学者，无论是对于哲学理论家还是思想史的大师，仅仅做到上述的研究就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了。然而令人惊叹的是，金观涛先生和刘青峰先生等人把对真实性的理解扩展到了人文历史领域，其中最显著的成果是《轴心文明与现代社会》一书。

基于唯物辩证法的理论认为历史的必然就是必然的历史。而基于科学真实与人文真实的分野，并将其框架延伸到探索大历史的结构中去是金观涛先生等人最了不起的学术方法论拓展。

1980 年代，金观涛先生和华国凡先生在《控制论与科学方法论》的序里讲了一个关于帮助一位化学界的老教授用控制论来管理进行“的确良”合成的工艺实验的趣事（金观涛、华国凡，1983. p5-6） 。在这个实验中，引入控制论方法，使得实验取得了重大的突破。金观涛先生认为“追溯控制论的思想源流发现它是由三条悠长的支流汇合的结果” （金观涛、华国凡，1983. p6） 。他们是数学和物理的发展，生物学和生命科学的进展，以及人类对思维规律的探讨。

我个人认为基于控制论和科学方法论的进展金观涛先生做出了一个了不起的突破，就是在科学真实和人文真实间架起了一个方法论的桥梁。这个桥梁就是引用真实性哲学作为基础，对人类的历史发展规律做出了更有力的解释。如果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进一步阅读金老师的《轴心文明与现代社会——探索大历史的结构》一书。此处我就不再展开。

我个人总是在虚无和意义之间拉扯，试图寻找某种平衡，也可能是寻找一种站队的决定。然而作为一个野路子的民科、民哲爱好者，无论是我的学养还是我本身的思维能力，都很难驾驭这个艰难的命题。然而生活总要继续，这种思考也不会停止下来。我非常期待在某一天，我这个世界和自己的生命能有“系统”或者“真实”的答案？希望阅读到这篇书评的朋友们，也能够分享您的答案。谢谢大家！

秦岭

2025 年 6 月写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