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毛主席召开重要会议，亲自点将王诤：有他在，我们都放心

“1969年3月，北京，中南海西楼。”参谋递过刚译出的情报，毛主席忽然抬头问：“前线被干扰的电波，王诤怎么看？”短短一句，把会场气氛凝住。与会者心里明白——只要毛主席点名，答案多半藏在那位“电波老兵”的口袋里。

会议的焦点是珍宝岛方向的无线电对抗。苏方频率压制越来越狠，我军监听、指挥一度受阻。毛主席皱着眉，翻看作战参谋的记录，突然挥手：“有王诤在，我们都放心。”于是，“调王诤进京”的电报当夜飞向总参。

消息传到沈阳军区，老同事孙志恒笑言：“又轮到这位‘无线老炮’出山了。”其实，外界只看到毛主席的信任，却未必了解这位通信中将为何总能被“点将”。要追溯答案，得把时针拨回三十八年前。

1931年1月，江西瑞金的冬天意外温暖。毛主席在红军总部院子里接见几名“俘虏改编”的技术兵，王诤便在其中。那天，他抱着尚能收信号却坏到冒火花的旧电台，惴惴不安。毛主席却握手大笑：“白军有的，我们迟早都会有；他们送来的，更好。”王诤后来回忆，这句看似轻描淡写的话，让他相信红军真能把“从无到有”四个字落地。

无线电队随即成立，树荫当教室，石板作课桌，练摩尔斯码没电键就用大拇指点桌面。苦是苦，可年轻人兴奋得像发现新大陆。王诤带的第一期学员大多只有小学文化，却半个月能抄满整页电码，毛主席夸他们“耳聪手快”，士气蹭蹭往上窜。

一年后，第二次反“围剿”打响。红军能准确摸清敌人调动，靠的是王诤截获的那段“明码通联”。公秉藩师用“SOS”向吉安留守处求救的瞬间，王诤站在白云山腰，摘下耳机冲斜坡就跑——他要把情报抢在暗号变更前送到毛主席手里。当天夜里，战场尘埃落定，毛主席拍拍他的肩：“电台是无声的枪，你们打得也漂亮。”这句话王诤记到老。

转折出现在湘江。敌机轰炸后王诤掉队三天，传言四起，有人甚至怀疑他投敌。毛主席听完汇报，只说：“要活见人，死见尸。”好在王诤自个儿晕倒醒来又摸回队伍，闹剧平息。此后他破译敌码愈发小心，长征路上，多亏几条关键情报，中央红军避免数次硬碰硬。驻松潘时，他一句“敌军防线薄弱，东面可穿插”直接影响了毛主席的行军决策。朱德总司令欢喜地说：“王诤的耳朵比望远镜还快。”

延安时期，全国根据地被封锁，邮线不通，无线电堪称“延安的呼吸”。王诤奉命创办通信学校。学员们凿石当凳、割竹做床，最难是器材：可变电容片得用铜元打磨，牛角化身旋钮，杜梨木刻成度盘。王诤却常开玩笑：“土办法也是办法，别嫌丑，只要能出信号就是好机器。”事实证明土办法救了急，新华社与各边区通信恢复，延安广播电台点亮红色天空，蒋介石的封锁再严，也堵不住电波。

抗美援朝时期，他又一次坐镇东北，把志愿军作战网搭得严丝合缝。前线参谋回忆：“最怕对岸飞机压制，可只要王部长一句‘换频’，耳机里立刻又清爽。”战争结束，他亲赴前沿复盘，留下十几万字报告，后来成为总参通信教材的骨干章节。

1956年，国家航空工业委员会成立，聂荣臻力邀王诤出任副院长兼电子工程局局长。有人担心他“跨行”难适应，他却摆手：“雷达、电子对抗归根还是无线电，同理。”当年，中国第一支电子干扰部队在他的主张下组建。装备简陋，天线都靠钢管拼接，但敢想敢干。一次演练，部队把对手雷达屏幕搅成雪花，指挥员当场叫好。也正因如此，1969年那场会议才会直接点他的名。

回到中南海。王诤到达时已是夜半，会议却没散。毛主席让人腾出一角临时作战席。文件摊满桌，王诤一路听汇报，一路提笔画圈：频谱、功率、天线阵列……他边写边说：“苏军这套干扰大多凭功率蛮压，我们换跳频再叠加指向性干扰，七成把握。”毛主席点头：“就按你说的办。”

事实证明，“七成把握”足够。三周后，前线报告：敌方干扰明显下降，指挥恢复顺畅。毛主席批示：“王诤功不可没。”可他给家里写信却淡淡一句：“老本行，又派上用场。”

不得不说，这位中将在技术、胆识之外，还有一种难得的“定心”作用。熟悉他的人都知道，王诤办公室墙上只挂两句话。第一句出自毛主席：“红军的字典里没有‘困难’。”第二句是他自己写的：“无线电，听得见的战场。”半生奔波，他始终守着这两句话——从瑞金竹林，到延安窑洞，再到北京会场。

1969年的春天就这样过去。珍宝岛硝烟未散，国际形势依旧紧张，但总参那间小小的通信作战室里，操作者脸上少了慌张。原因很简单：指示清晰，干扰可控，“电波老炮”又坐回第一排。毛主席的话在走廊里被反复提起——“有他在，我们都放心。”这句评价，比任何奖章都沉甸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