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92岁的南京沦陷逃难者，决定写下他的人生故事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城市被血与火笼罩，天空被硝烟染成灰黑色。那年，阚广平才4岁，他的一家被迫在枪炮声中逃离家园，跌入逃亡的人潮。日军的轰炸机从未停止呼啸，亲人们在炸弹的尖啸与巨响中各奔东西，从此骨肉分离，再未团聚。

几年后，其母亲阚熊氏在沦陷区贫病交加、缺医少药的避难生活中，不幸病逝，她没能等到天亮的那一天。

这段惨痛的记忆，成为阚广平心中一道从未愈合的伤口，深深烙印在阚广平的记忆深处。

今年正值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92岁的阚广平在观看电影《南京照相馆》后，思绪良久，往事如潮水般涌来，他最终决定直面记忆，提笔写下《逃难——我同我的母亲》一文，后郑重地发送给红星新闻。

▲阚广平的手稿

8月23日，在成都一所养老公寓内，记者见到了阚广平老人。虽已年至耄耋，他依然精神矍铄、思维清晰，谈吐自如，行走间仍见从容，只可惜听觉不再灵敏，旁人只能用文字与他交流，去追寻那段血与火侵染的历史。

结合阚广平的口述、亲笔文字及相关史料，记者整理出这篇南京沦陷逃难者阚广平的口述史——

▲阚广平带记者看他收藏的照片

四岁的记忆

爆炸声震耳欲聋，哀嚎声与哭泣声交织

南京沦陷那一年，我四岁。

一个四岁的孩童，能记得什么？可日军的暴行，像烧红的烙铁，深深烫在我稚嫩的心灵上。八十多年过去了，那片焦灼的痛楚，依旧清晰。

那时，我的家在丁家桥附近。屋子不算大，前庭连后庭，中间围着一方天井。一家七口人——父亲、母亲、两个哥哥、两个姐姐，还有我，就在这方小天地里，靠着父母经营煤炭的微薄收入，过着清贫却也和睦的日子。

一切的安宁，终结在1937年8月15日。日军的飞机第一次闯入南京的天空，巨大的轰鸣与爆炸声，撕碎了所有的日常。此后的整个秋天，空袭的警报便成了生活里最刺耳的声音。我们终日活在恐惧里，一听见声响，就慌不迭地往外跑。若实在来不及，便只能蜷缩在桌下，母亲会急急地抱来厚厚的棉被压在桌面上，仿佛那单薄的一层，真能抵住从天而降的钢铁与烈焰。现在想来，那不过是在绝望中，为自己寻一个卑微的心理寄托。

持续的轰炸，榨干了人最后一点心安。终于，在南京城破前夕，我们一家七口和无数市民一样，被迫抛下了那个小小的家，汇入逃难的洪流。

战时交通资源匮乏，平民几乎只能依靠自己的双腿。父母肩头扛着简单的行李，还要轮流背着我。他们累了，走不动了，便放下我，牵着我的手，拖着我踉跄前行，行走在尘土飞扬的无名路上。我那懵懂的年纪，尚且不懂何为国仇家恨，只知脚下的路漫长又痛苦，却不明白，身后那座离我们越来越远的城市，已成人间炼狱。

▲1937年9月20日，侵华日军飞机轰炸南京后的情形 图据ICphoto

我们虽侥幸逃出了屠城，前方的路却同样荆棘密布。风餐露宿，饥寒交迫，更可怕的是日军飞机的突然来袭，它们一次次俯冲，对着手无寸铁的平民扫射、投弹。

我最深刻的记忆，便定格于此：我亲耳听到，爆炸声震耳欲聋，我亲眼看见，人们惊慌四散，不幸中弹的人倒在路边，鲜血渗进泥土里，哀嚎声与哭泣声交织一片。那景象，成了一个四岁孩子对战争最原始、最残酷的认知。

▲1937年12月，中国南京，在日军炮火和轰炸下，惊恐的当地民众挤在江边，争相登上舢板和汽船，试图逃离战火 图据视觉中国

母亲的最后一滴泪

她就这样带着满心牵挂，离开了人世

不知走了多少日夜，我们终于踉跄地逃到了扬州周边的村落。纵横的河道像一道天然的屏障，新四军常常在周边游击作战，日军不敢来犯，暂且隔开战火。而我的哥哥姐姐们，向着更遥远的大后方——四川方向逃去。一家人就在这兵荒马乱之中，无声地离散，从此天各一方，再未能团圆。

刚在陌生的土地上落脚，我就因水土不服而病倒，紧接着染上了疟疾。一连三年，“打摆子”的折磨如影随形。在那个贫瘠而缺医少药的年代，乡村几乎没有任何医治的手段，人的性命单薄如纸，只能交给天命。

有一次我高烧不退，彻底陷入昏迷，一家人围在我身边，心急如焚。是我的母亲，在绝望中想起了民间的老方法：她用力掐我的人中，把冷毛巾敷上我的额头，一声声唤着我的名字……不知过了多久，我终于从漆黑的深渊中挣扎出来，睁眼喊出一声：“妈！”她顿时泪如雨下，紧紧把我搂进怀里——泪水划过她的脸，滴落在我脸上，温热却也苦涩。那一刻我才知道，是母亲，又一次给了我生命。

可命运却没有放过她。我的身子才刚刚好转，母亲却因长年劳累彻底垮了。她倒下了，再没能起身，一天比一天消瘦，一句比一句沉默。我只能跪在床前，眼睁睁看着她在病痛中挣扎，却什么也做不了。最后时刻，她拼尽全身力气睁开双眼，紧紧地望着我——那么深，那么不舍，直至流下最后一滴泪。我痛苦不已，整颗心就像被刀割一样疼。

▲阚广平

我苦命的母亲，没有享过一天福，就连名字都不曾真正拥有。她姓熊，自我记事，她就只是“阚熊氏”——我父亲的妻子，我们这群孩子的母亲。她就这样带着满心牵挂，离开了人世。

（截至发稿前，阚广平老人向记者发来短信，他说:“我母亲还是给她取个名字吧，就叫熊正梅如何？我记得我舅舅名字是熊正宽，是以正字排行。”）

每当我回忆起那些苦难的遭遇，都难以控制心酸的泪水。那不是我一人的眼泪，也是一个时代、千千万万被战争碾碎的家庭，再也说不出口的悲痛。

迁往成都后的生活

曾入伍见证国家崛起，退休后爱好广泛

日本投降后，我的哥哥姐姐们几经辗转找到了我，带我重返南京。我们一路怀揣着模糊而炽热的盼望，走向丁家桥——走向记忆里家的位置。可真正站在那片土地上时，却只剩一片荒芜。曾经前庭连后庭、中间围着一方天井的家，不见了。不知道它是被炮火抹去，还是被拆了。我们人站在那里，家却没有了。

之后，我随哥哥姐姐溯江而上，迁往四川，最终在成都落下脚来，读书、成长。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我毅然应征入伍，在光荣的“空六师”成为一名领航员。我在空军服役整整二十四年，曾参与修改空军领航条例，亲历了我军战机的飞跃发展，见证了一支军队的强盛与一个国家的崛起。

▲阚广平曾在空军部队服役

▲阚广平曾参与修改空军领航条例

退伍后，我成为改革开放的见证者，亲历祖国经济腾飞、城市巨变。四十七年，于历史长河不过一瞬，而我却在成都亲眼看见高楼迭起、新城崛起，一片热土之上生生不息。

退休后，我爱上了旅游、读书、看报，做做家务，也上网、打打麻将，生活平静也丰富。甚至在85岁时，我还曾随同成都商报环球旅游俱乐部，赴美洲旅游，开拓视野，增添难忘的记忆。

今年是抗战胜利80周年，我在《成都商报》上读到很多人讲述、回忆那场战争，又去看了电影《南京照相馆》。一幕幕画面凿开记忆的沉沙——我决定写下我的故事。

我写下它们，是为了让更多年轻人知道：我们是从怎样的苦难中走出来的，今天的和平与安稳，曾由一代人的血泪浇灌。愿你们铭记历史、不忘使命，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美好、繁荣、强大——那段悲惨的历史、血的教训，绝不能在中国重演！

电影《南京照相馆》里留下了很多照片，只可惜，母亲连一张照片都未曾留下。我只能常常凭别人的话，想象她的模样——他们说，我长得和她很像。

红星新闻记者 王拓

编辑 包程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