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毛泽东准备进行第二次长征，张学良：建议熬过一二个月

1936年11月下旬，西路军占领永昌、山丹后，暂时停止向西进军，就地休整。马家军连续对西路军进行疯狂进攻后，似乎也疲劳了。只要西路军不出城，他们也就停止了进攻。河西走廊的炮火硝烟随风飘散，出现了半个多月的寂静时期。

陕北红军的情况却是越来越危急。他们处在国民党大军重重包围之下，真有喘不过气来的感觉。国民党的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地方军阀的各路军队，胡宗南、关麟征、毛炳文、王均、何柱国、王以哲、董英斌、孙震、万耀煌、杨虎城、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高桂滋、高双成、李仙洲等指挥的260个团，把陕北根据地围的水泄不通。蒋介石看准了红军经过长征之后，疲劳衰弱，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恢复。他要抓住时机，将红军一举消灭。

在毛泽东的革命生涯中，又一次面临着巨大的危险。不仅如此，贫穷落后的陕北缺衣少食，一、二、四方面军会合是件好事，但随之而来的生活困难着实让中央发愁。吃穿用的严重匮乏使红军各部队无法维持最低的生活需要。

几十年后，张国焘在香港写回忆录时，对于当时穷苦状况依旧记忆犹新，他说道：保安是我所见到的县城里最荒凉的一个。它的规模不及长江下游的一个集镇，而且经过历年的天灾人祸，房屋多已倒塌，我们来后立即发生住房不敷分配的现象；我和朱德都分得了山边的一个窑洞，与毛泽东、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林伯渠等结邻而居。这些窑洞的前面，原有一条由商店住房组成的街道，但那时房屋已是荡然无存，在废墟之上已种满了各形各色的菜蔬。……这里人烟稀少，街上通常都是红军战士多于老百姓。据说这里的粮食，只要一年丰收，就够吃三年。可是这样的好年，却是难逢难遇。

1936年11月14日，前方总指挥彭德怀电告毛泽东、张闻天：“山城堡胜利，又时将入深冬，敌有暂时转向守势可能。我应趁机全力整理部队，请你们最大努力准备两月经费，共需30万元。能否做到，请给予确当答复。”

30万元对中央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根本办不到。由于经费缺口太大，红四方面军红4军和红31军到陕北有一个月了，眼见天气越来越冷，大多数战士还穿着长征时的破烂衣服。11月28日，红31军军长萧克、政委周纯全向彭德怀汇报：“我军给养除后方直属队外，生粮二天，干粮三天，是就地筹粮。棉衣除前日造外，领了1110套，缺2084套（后方军直属队除外）。草鞋每人平均一双，帽子五分之一，鞋子四分之一，大衣七分之一。”

国民党军队的围困和红军内部的困难，使毛泽东极为忧虑。只有制止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为红军求得喘息机会，改善恶劣的生存条件，才能扭转被动局面。毛泽东不放弃任何可能和解的机会。

从1936年8月到12月“西安事变”前，毛泽东不停地写信给国民党各方大员和社会知名人士，做统一战线工作。8月13日毛泽东派张文彬去西北军，随身携带给杨虎城的信。信中说：“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

8月14日，毛泽东还写信给南京的宋子文，托董健吾牧师向宋子文转达希望南京转变反共立场，恢复国共合作和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遗愿。

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致中国国民党书》，向蒋介石伸出和解之手。明确表示：“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

9月8日，潘汉年携带毛泽东致宋庆龄、章乃器、沈钧儒等民主人士的信件，前往南京。在给宋庆龄的信中，表达了中国共产党愿意建立统一战线的态度，并请她将潘介绍给孔祥熙、孙科等国民党要人，打通上层路线。

潘汉年与国民党陈立夫、陈果夫兄弟进行秘密接触，表达了中共中央愿意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上与国民党合作，只要蒋介石停止对红军的进攻，红军愿意接受改编，与国民党军队一起开赴抗日前线。

陈立夫向蒋介石转达了中共的建议。但是蒋介石根本不容共产党的存在，一定要把红军置于死地。他提出了苛刻的条件，让陈立夫转达。11月14日，刘鼎电告中央： 小开（作者注：潘汉年）来电说： 一、已晤陈立夫。彼出蒋意，要我方接受收编。可留三个师，师长以上一律遣送出洋。军事将领按材使用，其他人员酌量分配各种适当工作。 …… 六、蒋介石企图把红军全部赶到外蒙，给苏联来解决这个矛盾。

这样苛刻的条件是中共中央无法接受的。潘汉年连续来了几封电报，询问中央指示，还说陈氏兄弟希望与周恩来进行高层会晤。

在10月、11月间，毛泽东天天和周恩来等领导人商量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的问题，并亲自起草了一份《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准备让周恩来带去与南京方面谈判。它表明了中共中央的态度：只要蒋介石允许红军的存在，中共愿意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同国民党军队联合抗战。

以上仅是毛泽东在这个时期所写的部分信件。从信中恳切急迫而又委婉谦恭的语言中，不难体会到他的良苦用心。总而言之就是三个字：打不得。

后来毛泽东也承认，他干的是“买空卖空”的事。真与国民党军打起来，长征保存下来的红军是寡不敌众。如果陕北站不住脚，红军还能到哪里去？当时共产党和红军真是处在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毛泽东希望能找到和解的机会，从逆境中度过难关。

煞费苦心地游说和努力，虽然得到国民党内部尤其是东北军、西北军将领的同情和赞许，但并没有解除陕北苏区面临的军事威胁。因为蒋介石不会改变立场。蒋介石积十年之反共经验，深知共产党的厉害。尽管日军入侵，国难当头，他还是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先消灭红军再去对付日本人。现在好不容易把红军困在陕北，他绝不放弃这个机会。

天无绝人之路，正当蒋介石调兵遣将包围陕北，准备彻底消灭红军的时候，张学良、杨虎城领导的东北军、西北军广大官兵，却不愿为蒋介石打内战。

1936年4月间，张学良亲自到洛川与周恩来秘密会见，赞成共产党统一战线联合抗日的主张。此后，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陆续进入西安，开通了共产党与东北军、西北军的地下交通线。

张学良听说红军缺衣少食，慷慨解囊相助。当时红军没有棉衣过冬，张学良命令他在西安、咸阳的被服厂为红军赶制棉衣送去。他还通过前方的王以哲军长，几次向红军输送大笔银元，为穷困的红军解了燃眉之急。 尽管张学良、杨虎城一再拖延，避免与红军作战。蒋介石却毫不放松，一再督促催命，让两人配合胡宗南进军围剿红军。这一时期，王以哲军长与彭德怀保持密切联系，通风报信。在蒋介石严厉命令下，东北军也不得不装成出击的样子，但事先都向红军通报。

1936年11月11日，王以哲通知彭德怀： 一、总部原令我部于删日（作者注：15日）前进至灵武附近地区，而且如果有延误，就以军法论罪。但是，弟深知彭兄等异常困难，所以，一再借故拖延。为不使他人猜疑，又不得不稍行前进。 于是彭德怀通知徐海东部有计划地转移，避免与东北军发生冲突。王以哲的帮助使红军及时掌握了国民党军的动态，避免了许多可能出现的损失。在保护红军方面，张学良、王以哲是功不可没的。

虽然经过多方面努力，但是国民党依旧不愿意合作。面对四面包围的巨大压力，坐以待毙总不是办法。毛泽东决定实施《作战新计划》，这是一件事关全局和红军命运的大事，等于进行第二次长征。所以毛泽东特别慎重，征询彭德怀和其他军队领导人的意见。

《作战新计划》是在《宁夏战役计划》已经没有办法执行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于1936年11月8日秘密制定的，总共有11条。

如果没有历史背景的人，理解起来比较困难，作者简单概括如下：黄河东岸三个方面军于11月集结到灵武等地，12月份开始兵分两路，红一、二方面军组成南路军，主要任务是扩大红军、补充给养。红四方面军两个军（红三十一军，红四军）组成北路军。扩大根据地，然后开进到神府地区，最后和南路军同时到达黄河沿岸。然后部队在延长、延川和清涧、绥德，以及神府三地开始造船，准备渡过黄河进入山西。进入山西后，如果和阎锡山达成协定，则按照协定抗日。如果不能达成协定，则首先开始东征。然后第一步占领同蒲铁路作战，扩大红军……第五步到鄂豫皖；第六步到鄂豫陕。尔后再转西北，准备以一年至两年完成……最后一条徐向前、陈昌浩河西部队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苏联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11月份之前，全军任务是把国民党军引向宁夏。

西路军西进，打通和苏联的联系，要求是一到两年之内完成，而不是立即打通，主要是为了隐蔽陕甘红军的战略企图，迷惑和调动敌人，保证河东部队实施这个新的战略计划。

这个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林育英制订的计划只通知了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五个人，这个秘密计划除十人之外，红军各级指挥员都不知道。

在战略转移途中，为了避免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发生冲突。毛泽东向张学良通报了红军的秘密计划。谁知张学良力排众议，要红军就地坚持，不要进行战略转移。

毛泽东急忙把这个新情况用密电通知彭德怀、任弼时：

彭德怀、任弼时：
（甲）李毅（作者注：张学良化名）承认尽力使全线停止，但又说无法长期停战，蒋介石目前不愿意长期守势。我军仍须一面整理，一面准备作战，再打一仗则大局定了。
（乙）一二月后绥远、西北、全国有起较大变化可能。李毅建议我军熬过一二个月。
（丙）十二月确定在现地区以随时准备打胡宗南的姿势，加紧休息整理。最小限度经费可以解决，衣服可以做齐。
毛周朱张（作者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国焘）

张学良所谓的“一二月后绥远、西北、全国有起较大变化可能。李毅建议我军熬过一二个月。”这句话究竟是什么含义，这个“较大变化”又是什么意思，毛泽东猜想不出。当时中共中央任何人都不会想到，张学良会在12天后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作战新计划》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