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恶和愚昧总是相伴同行

一个老画家曾向我介绍过几十年前的一次遭遇。

那时候，他喜欢雕塑，用胶泥塑造出一个个戏曲人物。也没有什么别的戏曲，不过是几出样板戏而已。

他家的屋子里，装满了惟妙惟肖的戏曲人物，人们看了都啧啧称赞。

有一次，他被革委会带走调查，关了一天一宿。原来，有人举报他是国民党特务。

因为实在找不出什么证据，画家被放了回来。当他回到家里，却发现自己辛苦雕塑的作品，一个个被砸得粉碎。

家里人告诉他，革委会怀疑他把发报机藏在雕塑里。

这件事让他深受打击，从此以后再也不碰雕塑。

每当欣赏雕塑作品的时候，我就想起那位老画家的经历。人变得有多愚蠢，总会怀疑身边的人是特务？变得多愚蠢，砸烂人家的雕塑寻找发报机？

然而，在那个荒唐的时代，这样的行为从来没有人认为是愚蠢的。

我小时候看过一本连环画《海岛女民兵》，有个潜伏于小渔村的国民党特务刘阿太，把发报机藏在假肢里面。

几年后，当我到一个小镇上去上学的时候，遇到一个装假肢的人。我总看他不像个好人，怀疑他假肢里藏着发报机。幸亏我那时只是一个孩子，如果是一个握有权力的人，岂不会做出伤天害理之事？

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渐地有了思考的能力，能分辨善恶是非，才不致在邪恶愚昧的泥潭里越陷越深。

后来，我听说这样一件事，黄梅戏著名演员、《天仙配》中七仙女扮演者严凤英因不堪批斗自杀后，军代表怀疑她肚子藏着发报机，下令把她的尸体解剖搜查。

刚听说这件事的时候，我有些不相信，怀疑是网上谣传。这件事如果属实的话，比砸烂雕塑搜查发报机，岂不要邪恶一千倍？

直到找到中新社的一篇采访报道，才相信这样的残暴竟是血一样的事实。

在这篇报道中，严凤英的丈夫王冠亚向中新社记者介绍了妻子蒙冤惨死、随后又被开肠破肚的经过。

王冠亚说，“文革”中，严凤英被贴了无数大字报，指控她反党。连续多天批斗，严凤英已经被折磨得身心疲惫，全靠安眠药控制。

1968年4月8日，严凤英照例服药入睡，一个小时候后，严凤英在床上痛哭，并让丈夫看桌子上的遗书。遗书中说：“我也演过一些‘封资修’的毒草坏戏，我是有错误的，革命群众斗我，我是拥护的，但我不反党……”。

得知严凤英服毒后，王冠亚立即让年幼的大儿子小亚到楼下找文化局的医生来抢救，由于合肥很多医生都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只有3个部队医院还在运作，3名跟严凤英私下交好的医生来为其抢救。

王冠亚说：”整个剧团只有一部电话，而这部电话已经被军代表控制了，我再三请求让医院来救护车，救护车没来，却来了一群‘造反派’，说严凤英你会演戏，现在不要再演了！要她交待那张大字报揭发的罪行！严凤英委曲地哭着申辨，讲自己是拥护党的，她还哭着申辩自己是拥护演现代戏的，讲那张揭发她反对江青的现代戏的大字报是造谣诬陷！……她边哭边讲，越讲越没有气力。”

王冠亚看到求“造反派”没用，便去借板车，几经波折才弄到板车，用板车将严凤英拉到医院。医院说必须开介绍信才能看病，王冠亚再三央求无果，只能返回剧团开介绍信，此时严凤英的瞳孔已经扩散。

严凤英死后不到一个小时，剧团的领导就赶来了，任务只有一条：严凤英之死有不少疑问，有人检举她是国民党特务，是奉命自杀的，所以要剖开她的肚皮挖出她的内脏，检查她肚子里的特务工具。王冠亚坚决不同意，却也无可奈何。

王冠亚说，医生用手术用的小斧头从咽下砍起，向下一根肋骨一根肋骨地砍，然后把内脏拉出来，剖开，找所谓的“发报机”、“照相机”等“特务工具”——当然一无所获！只查到一百多粒安眠药片。

后来我又找到王冠亚写的回忆录，回忆录提到迫害严凤英的军代表叫刘万泉。

据说文革结束后，调查组找刘万泉调查时，他承认了迫害严凤英的事实，却丝毫没有悔意。他没有因为这件事受到惩罚，以老干部的身份养老，享年八十多岁。

恶人逃离世上的惩罚，还能逃离死后的审判吗？

人的残暴和愚昧密切相关，人有多愚昧，就会有多残暴。

在朋霍费尔看来，愚蠢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而不是一种理智上的缺陷。越是良知缺失，肆意作恶的人，越是极其愚昧的人。

朋霍费尔说，愚蠢是后天形成的，而不是天生的；愚蠢是在某些环境中形成的，在这种环境中，人们把自己发展成蠢人，或者允许别人把自己发展成蠢人。就是这些受邪恶操纵极其愚蠢的群体，在人类历史上书写了一起起惨不忍睹的暴行。

本文写作参考：《王冠亚忆爱妻严凤英之死》 人民网 201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