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党的叛徒，被关进功德林后，众多解放军将领却纷纷为他求情

都知道“优待俘虏”是我党的一贯传统，但对于那些罪行十分严重的、死不悔改的，也会选择给予相应的惩罚。可有这样一个人，曾经一度背叛了党组织，却在被关进功德林之后，还有许多解放军将领为他求情。

这个人是谁？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待遇呢？他就是韩浚。

1893年，韩浚出生在湖北黄冈一个还算体面的家庭。爷爷是县里的教谕，父亲是秀才，肚子里有不少墨水，按说家境该不错。可到了韩浚这一辈，赶上清末民初的乱世，家里的日子渐渐紧巴起来，虽说没到吃不上饭的地步，但也不复往日的风光。

不过韩浚从小就懂事，读书特别用功，后来还考上了县里的高等学堂。那时候的中国，到处都是乱糟糟的，日俄两国在东北打仗，列强盯着中国这块肥肉，国内贪官污吏又多，老百姓日子苦不堪言。

韩浚看着这一切，心里憋得慌，觉得光靠读书救不了国。正好那时候赶上武昌招兵，他一咬牙，把书本一扔就去参了军，那个时候的年轻人，心里都揣着股救国救民的热乎劲儿。

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韩进正巧赶上了。可革命成功以后，中国并没有就此好起来，反而陷入了更加严重的军阀混战之中，百姓们还是接连遭殃。面对这样的情况，韩浚看着十分心疼，又觉得当兵不是长久之计，就又考上了师范学校，成为了一名教员。

可没教几年书，韩浚又动心了。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孙中山先生重新举起革命的大旗，韩浚觉得跟着孙先生干，说不定能让国家好起来。

1924年，黄埔军校招生的消息传来，他毫不犹豫地报了名，还考上了第一期。在黄埔，他认识了陈赓。俩人一见如故，聊得特别投机。陈赓了解到韩浚的想法后，就跟他讲马克思主义，讲共产党的主张，韩浚越听越觉得有道理，没多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黄埔军校中，韩浚表现得很不错，脑子也灵光，毕业之后，他就留校任入伍生团队长、排长、连长。1925年，他被派到了苏联学习军事，次年回国参加北伐战争。

1926年10月，随着北伐战争的推进，北伐军成功攻克武昌城，战局的突破也带来了部队人事的调整。此时的韩浚，因前期作战表现被调至张发奎麾下，担任教导营营长一职。

可就在1927年，革命形势陡生变数。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公然背叛革命，这一消息传到武汉后，当地局势瞬间紧张起来，原本合作推进革命的局面被打破，武汉国民政府内部的矛盾也愈发尖锐。

同年5月，更大的危机袭来：夏斗寅突然叛变，率部向武汉发起进攻，企图推翻武汉国民政府。危急时刻，叶挺将军奉命率军平叛，韩浚也接到命令，带领麾下部队参与作战。在叶挺的统一指挥下，韩浚与其他参战部队紧密配合，经过激烈战斗，最终成功击溃了夏斗寅的叛军，挫败了这次叛变，暂时稳定了武汉的局势。

到了6月，部队再次调整编制，韩浚被调往张发奎部的警卫团，担任参谋长。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警卫团团长是卢德铭，两人在日常工作与军事训练中频繁接触，因理念相近、行事风格契合，很快建立起良好的关系，为后续的工作配合打下了基础。

后来，周总理等前往南昌组织起义。8月2日深夜，卢德铭、韩浚收到两封重要电报。一封来自周逸群，告知他们南昌已经起义，部队脱离了张发奎；另一封则是张发奎从九江发来，命令警卫团迅速到九江待命。

韩浚与卢德铭经过商议，决定率部前往南昌与起义部队会合。

但是，当部队行进到武宁县时，前去联络的人回来报告说南昌起义部队已经离开。此时，张发奎得知警卫团起义的消息，立刻派部队前来围堵卢德铭等人。韩浚临危不乱，带领部队转移到江西修水，并在那里扩充部队，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第一师。

为了获取党中央的指示，卢德铭、韩浚等人秘密前往武汉，向湖北省委负责人向警予汇报工作。向警予依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指示他们回去组织起义。但在返回部队的途中，他们遭遇了敌人。不幸的是，韩浚被唐生智部抓获，关押了两个月后才被保释出来。

当他再次回到武汉时，却发现党的机关已经不知去向。而卢德铭则顺利回到部队，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参加了秋收起义。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鬼子占了东北，全国上下都呼吁抗日。蒋介石这时候采纳了张治中的建议，对黄埔旧部放宽了政策，不少黄埔同学都劝韩浚，让他加入国民党，好歹有个正经出路。

韩浚那时候又穷又迷茫，觉得找不到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说不定还能有机会抗日，就这样，他背叛了共产党，成了国民党的一员。

虽说换了阵营，但韩浚在抗日战争中，倒也还算有骨气。他积极主张抗日，先后参加了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两次长沙会战和雪峰山会战。那时候他在73军，从副军长一步步升到中将军长，打仗时总冲在前面，好几次都差点丢了命。

他为官也算清廉，从不克扣士兵的军饷，对下属也不错，杜聿明跟人聊天时，还调侃他说“身上有共产党的作派”，这话虽然带着点玩笑，却也说明韩浚跟那些搜刮民脂民膏的国民党贪官不一样。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又想打内战，要消灭共产党。韩浚那时候已经跟共产党断了近20年的联系，虽说心里不愿意打内战，可军令难违，只能硬着头皮上。

1946年5月，他带着73军，还有其他部队，去进攻苏北、皖北的解放区，几个月里跟解放军打了许多场仗，给解放区造成了不少损失。

1947年1月，莱芜战役打响了。蒋介石让陈诚指挥徐州南线兵团，再加上王耀武手下的李仙洲兵团，想把华东野战军围歼在山东。韩浚也带着73军参加了这次战役。

可国民党内部矛盾重重，各部队互相拆台，没几天功夫，李仙洲兵团五万多人就被华东野战军打得全军覆没。韩浚带着残兵想跑，结果半路上被解放军抓住了。

韩浚被俘的消息传出去后，不少人都替他惋惜。陈赓大将听说后，专门给陈毅和毛主席写信，说韩浚虽然后来加入了国民党，但没干过什么特别坏的事，抗战时也立过功，希望能对他宽大处理。

当年跟他一起参加过南昌起义的不少老战友，也都为他求情。毛主席考虑到韩浚的特殊经历，又听说他身体不好，常年有病，就亲自给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打电话，让他们多照顾韩浚，别让他受委屈。

刚开始，韩浚被送到潍坊解放军官训练团学习，后来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成立，他就被转送到了北京。刚到功德林的时候，韩浚心里挺不是滋味，觉得自己以前跟共产党对着干，现在成了战犯，肯定没好果子吃。

可没想到，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对他特别客气，知道他身体不好，还专门给他配了医生，药也从没断过。他听说这都是毛主席特意关照的，心里特别感动，觉得自己以前做错了，开始认真学习改造，想早点重新做人。

在功德林里，韩浚跟其他战犯不一样。别人可能还对过去念念不忘，时不时抱怨几句，他却踏踏实实地学习党的政策，看《毛泽东选集》，还主动跟工作人员交流自己的想法。有时候身体不舒服，他也坚持学习，从不懈怠。

1961年，因为改造表现好，韩浚被特赦了。特赦后，韩浚没回老家，而是留在了北京，后来又去了武汉。国家考虑到他熟悉历史，尤其是国民党军队的情况，就让他担任了文史委员，负责编撰文史资料。

韩浚特别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把自己知道的事情都详细地写了下来，后来都成了研究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重要参考。

晚年的韩浚，生活过得很平静。他经常跟人说，自己这辈子走了不少弯路，幸好最后能得到国家的原谅，还能为国家做点事，已经很满足了。

1989年，韩浚在武汉去世，享年9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