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拾遗：外国观察家眼中的古代泉州

泉州的特殊之处，在于其历史和经济地位的多次振荡。从盛唐到两宋，这座刚刚崛起的港口城市已经历过第一轮盛衰。随后又在元朝至明朝之间，迎来更加跌宕起伏的第二轮转折。这里不仅是海洋文明抵抗大陆的桥头堡，也是中原人尝试睁眼看世界的绝佳窗口。

正因如此，泉州曾被外国访客誉为“世界第一大港”，却在后来的沿革大潮中悄然落寞。

穆斯林眼中的必经之路（9-10世纪）

直到南北朝后期泉州还不是什么重要地方

起初，泉州的地位并不紧要，只是南朝后期的某个水军基地。到8世纪初才正式建城，逐步吸引包括穆斯林在内的广大胡商进驻。换句话说，难以比肩同期的广州、福州与扬州，连晚唐阶段的宁波和上海都较之略胜一筹。

然而，命运的天秤很快倾倒下来。由于黄巢之乱肆虐各地，尤其是公元879年的广州大屠杀，距离最近的泉州应声鹊起。加之技术进步和航海理念更像，让番邦商贾不必以珠三角为中转站，即可直接到闽南水域下锚。甚至反过来，先到泉州落脚，再按需求辗转至广府活动。

黄巢起义间接促成泉州港崛起

于是，在9-10世纪的穆斯林眼中，泉州已是一个必须提及、无法省略的停泊之地。

例如波斯学者胡尔达兹比赫，曾在自己编制的《道里邦国志》中写道：从汉府（广州）至汉久（泉州）八日程……诸港皆临大河，潮汐可至，海舶直入城下。

类似黑石号的穆斯林商船从唐末起频繁光顾泉州

另有阿拉伯马苏第，在作品《黄金草原》中标注：从尸罗夫（Siraf）出航，经故临（Kulam，今奎隆）、婆鲁师（Fansūr，今苏门答腊Barus），再经占婆（Champa），可抵中国之刺桐（Zaitūn）与广州。

不过，泉州的这轮时运仅仅维持到10世纪结束，就因宋军南下而受到限制。从表面上看，港口规模获得扩大，市舶司建立更是对贸易税收的政策性肯定。一个名叫赵汝括的吏员，甚至能在闲暇之余，写出记录海外风情的《夷狄志》。但内部货币政策的不稳定，造成严禁铜钱外流的限制政策，直接伤害到贸易交涉。最后反噬港口本身，形象萧条、萎靡等衰败景象。

到两宋时期泉州的地位已无法被撼动

世界第一大港（13-14世纪）

泉州的真正顶峰无疑是蒙元时代

公元1277年，作为本地实力派的蒲寿庚家族，放弃南宋而转投蒙元怀抱。于是，泉州的国际港身份触底反弹，常住人口首次超过45000规模。尽管这轮复兴只持续百余年时间，却因几位著名访客的记录而被历史所铭记。

首先是大名鼎鼎的马可波罗，在梦幻般的游记中对泉州大加赞扬：

离福州后,渡一河,在一甚美之地骑行五日,则抵刺桐城,城甚广大,隶属福州。此城臣属大汗，居民使用纸币而为偶像教徒。应知刺桐港即在此城,印度一切船舶运载香料及其他一切贵重货物咸莅此港。是亦为一切蛮子商人常至之港,由是商货宝石珍珠输入之多竟至不可思议,然后由此港转贩蛮子境内。

我敢言亚历山大或他港运载胡椒一船赴诸基督教国,乃至此刺桐港者,则有船舶百余。所以大汗在此港征收税课,为额极巨。凡输入之商货,包括宝石、珍珠及细货在内,大汗课额十分、取一,胡椒值百取四十四,沉香、檀香及其他粗货值百取五十。

马可波罗见证到泉州繁荣贸易的开头

其次是基督教传教士鄂多立克。他的笔记往往只关注宗教事物，很少涉及其他事物，依然对泉州当地的异教规模感到赞叹。若是没有强大经济基础，这番景象恐怕根本不会出现。

最后，大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也对泉州印象深刻，在《游记》留出相当篇幅：

我们渡海到达的第一座城市是刺桐。这是一巨大城市，此地织造的锦缎和绸缎，也以刺桐命名。该城的港口是世界大港之一，甚至是最大的港口。我看训港内停有大艟克约百艘，小船多得无数。这个港口是一个伸入陆地的巨大港湾，以至与大江会合。该城花园很多，房舍位于花闶中央。

我们搭乘近似我国战舰的船只沿河出发、这种船只是划浆人都站在船中心划浆，乘客则在船首和船尾。全船上搭有遮棚，是用当地出产的一种似麻非麻而比亚麻细致的植物编织成的。

伊本白图泰见识过泉州繁荣贸易的终点

然而，泉州的第二段高光时刻，还是在不久后被戛然而止。先是伊司马仪之乱的屠戮，接着是明太祖朱元璋的海禁政策，将严重依赖外贸的城市经济摧残殆尽。

只留下具有象征意义的市舶司，专门接洽琉球方向的朝贡事物。至于利润更大的南洋和日本方向，则按计划制定给广州与宁波分摊。

15世纪 欧洲手抄本里的泉州插图

宁静的海滨城市（公元16-世纪）

明初泉州只剩下市舶司维持少量贸易

公元1473年，本已萧条的泉州又遭重击。明朝当局一纸调令，将市舶司迁往省会福州，从而形成军政经层面的三领域压制。同时，冒险出海的闽南私商，为安全考虑退居漳州。

于是，夹在两者之间的泉州，只能依托老本苟延残喘。哪怕熬到16世纪，大航海时代的西风与东风再度汇聚于福建，泉州已无机会进行对接。在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眼里，当地只剩下规模尚可的城市建筑，而无值得称道的交易市场。

明朝时期的泉州城地图

譬如曾被明军俘虏的葡萄牙人伯来拉，就在回忆性质的《中国报道》中写道：

泉州的街道,及我们在别的城市看到的街道，都相当平坦、又大又直,使人看来惊羡。他们的房屋用木头构造,屋基例外。那是用石头作地基,街的两边盖有波形瓦,下面是接连不断的廊子,供商贩活动,街道宽到可容15人并排骑行而不挤。

当他们骑马行走时，必须穿过横跨街道的牌楼。牌楼是木结构,雕刻成各种式样，上盖的是细泥烧的瓦。在这些牌楼下,布商叫卖他们的小商品,他们要站在那里抵御日晒雨淋。富绅在他们家门口也有这些牌楼，尽管其中一些修得不及另一些雄伟。

近代欧洲人眼里的泉州早已不复往昔

稍后，随使团造访福建的西班牙人拉达，也在《出使福州记》里留有这么一段：

我们所在的泉州城有五万多人户,不包括那些住在城郊的，城郊多而大。城市四周有石头筑的高墙围绕，还有一座十分出名的桥,六百多步长,整个齐整地铺以石板,每块二十步长，一个半瓦拉(varu)厚,或多点少点不准。

值得一提是，两位作者都对同时代的福州印象更深刻。乃至对漳州褒奖更多，书写篇幅明显多于泉州。

明末清初的福建省地图

总结

今日的泉州风景

时至今日，泉州依然被许多外人所诟病，认为其重视历史功绩多过现实困境。但考虑到地区发展的经济特性，以及相当特殊的前沿位置，这类思维层面的挣扎应该被理解与包容。至于所谓的港口淤积造成衰败，其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暴露出来，与久远的古代毫无必然联系。

当然，每座城市的兴衰交替，总绕不开天时地利人和的悲欢离合。泉州历史上的两度潮起潮落，不过是表现的更为戏剧化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