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我只想离得远远的，一个人清醒正常地活着

如果你读过张爱玲的小说，或许会记得《倾城之恋》里触目惊心的战争，《金锁记》里令人胆战心惊的曹七巧，《茉莉香片》里懦弱又缺爱的聂传庆，《小艾》里可怜又可恨的忆妃……

如果你读过张爱玲的散文，或许会记得她在《童言无忌》《私语》《对照记》里写母亲，写父亲，写姑姑，写弟弟，写年少时的细节……

那么，读《雷峰塔》《易经》一定会有熟悉之感。

这两本长篇小说是张爱玲回忆自己从四岁至二十二岁成长经历写成的自传体作品。张爱玲在书中化身沈琵琶，凝视着她成长里曾窥见的一切：童年时封建的深宅大院，少年时战争中的乱世漂泊，又把她所窥见的一切都用文字平静讲述。

读完这套书，你绝对会感到惊叹——张爱玲竟然能记住她成长中的那么多细节，而这些细节，正是她后来创作的养分。

沈琵琶出生在旧贵族家庭。封建礼教约束着这个家，深宅大院也成了吞噬人性的困兽场。父亲抽鸦片、养姨太太，旧贵族的陋习样样精通；母亲大胆离婚、远走西洋，想要逃离，只给琵琶留下背影；后母阴狠又精于算计，给弟弟陵用自己的杯子喝补药，把肺结核传染给了陵；陵被父权压迫，却在姐姐琵琶被父亲和后母关起来之后写信对亲戚说姐姐“玷辱门风，遗羞双亲”……

每一幕都俨然是《红楼梦》中“忽喇喇大厦倾”的复刻。雷峰塔倒掉的白蛇传说，在此化作封建父权的寓言——塔未倒时，人已成了盘踞塔底的妖，以亲情为锁链，以体面为刑具。

琵琶的弟弟陵便是深宅大院“吃人”的牺牲品。

| 张爱玲与弟弟小时候在天津的法国公园。收入散文《对照记》。

陵作为封建家庭的嫡长子，从小受到所有人更多的偏爱，甚至保姆秦干也因自己带的是男孩而自觉高人一等。

然而，他也难逃来自父亲和后母的“服从性测试”。

他练习签名，却因“等不及要签支票”，被父亲打了一耳光。张爱玲描述那记耳光时说：“榆溪顺手打了他一个嘴巴子，弹橡皮圈似的。”——打儿子的嘴巴子，就像弹橡皮圈一样随意。更不用说后母荣珠传染的肺结核最终夺去了他的性命。

这两件事发生时，琵琶都是在旁边哭——她觉得这不对，但她不知如何反抗，

只有哭。而陵只是沉默，甚至从未试图反抗，直到被那个“吃人”的家彻底吞没。作为被压迫的一员，却逐渐把顺从内化成了认同——弟弟被同化这件事让张爱玲想到了“为虎作伥”。

“陵也让老虎吃了，变成了伥。”

雷峰塔终于倒了，时代变了，那些被压着的白蛇和青蛇，会走向哪里？

雷峰塔下的女性们，被旧社会的阴影和新生活的朝晖反复拉扯，娜拉出走之后，面对的是怎样的世界？

母亲杨露和姑姑沈珊瑚是留洋归来、思想先锋的新女性，她们既给琵琶带来了启发式的精神冲击，让年幼的女孩获得了反思性和世界性的新眼光，又让琵琶处于传统生活和新式生活拉扯的阵痛中，困囿于被抛弃、被搁置的恐惧。

后母荣珠虽然是恶人形象，但她本人也是封建思想和父权压迫的受害者，她在婚前与表哥自由恋爱失败，约定好双双殉情，表哥又临时反悔，俨然是《胭脂扣》式的女性悲剧。

沈家保母何干，是传统的吃苦耐劳、精明能干式女性的代表，她带着旧式的思想艰难养活自己的家庭，却也给琵琶的童年带来了难忘的温情。

| 张爱玲与好友炎樱，摄于1944年。收入散文《对照记》。

琵琶脱离了那个凋零的、破败的家，前往香港读书，挣脱雷峰塔，走向广阔天地。但世事无常，港战爆发，流落异乡的无助与对战火的恐惧令她惶惶度日。随着香港被日军占领，琵琶计划返回上海，在战争中艰难求生。

在香港，琵琶遇到了好友比比。与沉静如月亮的琵琶相比，比比是勇敢灿烂如太阳一般的女性，独立又勇敢。在乱世中，她们彼此惺惺相惜。

张爱玲写出了既细腻又锐利的“女性世界”，展现出时代巨变中女性的可能性。她们或挣脱出“吃人”的封建礼教，走向崭新的、不可知的世界，或在雷峰塔倒下时，随之被掩埋在了废墟里。

张爱玲与母亲黄逸梵的关系向来是不少读者津津乐道的话题。在这套自传体作品中，可以一窥张爱玲是如何在先锋的母亲的阴影中长大的。

| 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1930年代中叶在法国。收入散文《对照记》。

母亲从小就说琵琶不漂亮，琵琶本就敏感，更因此深感自卑；母亲出走欧洲，琵琶身在没有人真正爱她的家里，感觉自己被抛弃；后来母亲决定带着琵琶生活，琵琶申请上了英国的学校，因为战事无法赴英读书，犹豫之间，她自觉母亲独自抚养她很艰难，却又无法做到“再爱她”；借道港大读书之后，琵琶努力想要自立，老师私人支了一笔奖学金，母亲却怀疑钱的来历，几番试探之后，把那八百块尽数输在牌桌上……

“她告诉自己，别光是痛苦却什么也不做，太可鄙了。越是痛苦，越是可耻。我们是在互相毁灭，从前我们不是这样的。”

黄逸梵是一个复杂的母亲。她在生活方式上深受西方影响，在张爱玲年幼时便选择离婚、出洋留学，以三寸金莲在瑞士滑雪、在地中海游泳。她感受到母职带来的重担，发自内心地想要自由，想要逃离家庭。后来当她重返上海，与张爱玲一起生活后，也极为看重张爱玲的教育，一直督促她努力学习钢琴、英语。就像书中的母亲杨露一再向琵琶强调的：“遗产不可靠，教育才可靠。”

是前卫的母亲为张爱玲打开了一片全新的天地，让她离开弥漫着大烟的父亲家后，还能有一处容身之所。

但是，作为母亲，杨露她对女儿时常抱有一种挑剔的态度，“她母亲对儿女的态度仍是旧式的，很节制，从不夸奖，怕会惯得她太过自负。”对张爱玲而言，母亲是一位活出了自我的前卫女性，却并不是一个温暖的“好母亲”。

一个新女性，但仍然用“传统”的方式对待女儿。这种东西方观念的冲撞在杨露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也深刻影响了琵琶的成长。通过读琵琶和杨露的相处，了解张爱玲与黄逸梵，便能窥见东亚母女关系的复杂与深重：其中有怨恨、有遗憾，也有难以启齿的爱。

波伏瓦曾在《第二性》中说：“没有‘反常’的母亲，因为母爱没有丝毫自然之处。”露用“非自然的”自己的方式爱着孩子，琵琶也爱着、渴望着自己的母亲——拧巴的女儿与出走的母亲之间，牵扯出一道苦痛交织的血缘线。

今年，编辑部对《雷峰塔》《易经》这两本自传体小说完成了全新的设计和改版。

新版封面以常玉所画的粉色花卉为主要设计元素。常玉画作中反映出的中西文化碰撞、社会变迁下人们的精神状态等，与张爱玲小说所描绘的旧上海及时代变革中的人物故事互相辉映，以花喻人，共同展现出那个时代的女性困顿、挣脱、绽放的姿态。

选用的两张花卉画作也与《雷峰塔》和《易经》的故事相对应。《雷峰塔》的封面选用的是罩在玻璃瓶里的花朵，对应《雷峰塔》中的女性们被禁锢在雷峰塔中；《易经》的封面选用的是插在瓶子里的两支花，呈依赖又疏离的姿态，对应《易经》中的核心的女性关系：琵琶与母亲、琵琶与姑姑珊瑚、琵琶与好友比比。花瓶中的花朵更为舒展，但她们要面对的，也是更广阔也更危险的世界。

如果你是对张爱玲感兴趣的新读者，《雷峰塔》《易经》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了解张爱玲的机会：看她如何讲述自己的传奇人生，也更能领会张爱玲对于人情、世态的深刻剖析，以及她何以形成独特的“苍凉”的文学风格。

如果你已经是一位资深“张迷”，这套书更是不容错过。

《雷峰塔》《易经》揭开了张爱玲在成为作家之前的成长经历，书中的情节与人物与她诸多作品都可对应，静待读者来发现其中线索。了解她的童年，就能更好地理解她所有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