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们]陈其: 追寻大师的背影, 北大数理学科名人

陈其，1950年生于北京。曾住中关园54号和46楼202号。1958年起先后在北大附小和附中学习。1968年赴内蒙古插队。1974年北京农村中学英语教员。1978年就读于北师大历史系，获世界古代史硕士学位。1990年自费留学美国夏威夷大学历史系，专攻美国社会史，获哲学博士学位。 人民教育出版社前编审、历史室主任，2010年退休。著有《史海萍踪》《海归心路》《回望美国》，合著《北大老宿舍纪事 · 中关园》等。北大东语系陈玉龙之长子。

原题

追寻大师的背影

（其二）

作者：陈 其

前两年，写了一篇回忆文章“追寻大师的背影（一）”， 追述和怀念了三位已经仙逝的北大学术大师陈炎、张世英和罗荣渠，社会反响还算不错。

近来，年事渐高，闲来无事，开始抓紧整理、或者说处理自己过去的老照片，决心从这些蛛丝马迹中，继续搜寻自己童年、青少年时期左邻右舍中的学术名家的背影。

从这些破旧、已微微泛黄颇有“包浆感”的相册里，我发现了几张20世纪70年代初的黑白照片。拍摄地点是我的北大中关园54号故居，记录了当时客厅里那动乱时代我们的生活场景，反映了我们这些二十郎当岁逍遥派的日常生活剪影。

那时，大家每天百无聊赖，便准时“上下班”，到我家聚会，在这里下围棋、打牌、瞎扯淡。

其中两张比较珍贵。

第一张是著名数学家程民德的儿子程卫平（左）和国际政治系教授赵宝煦大公子赵晨（右）对弈的场景（见下图）。

第二张是物理学家、北大副校长王竹溪的公子王世琏（左）与我的插友陈华生（右）搏杀的记录。华生的父亲是中国科学院地理所高级研究员，他本人后来成为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导演，成绩斐然，屡次获得国家级奖项。

由此突发灵感，程、王二位的父亲，就是我一直追寻的大家呀。

上次追忆的是史哲方面的大家，今天介绍的却是理科方面的大师，他们都是我的近邻，我们家后面两排35号、36号、37号的主人。这三位可是确确凿凿的重量级人物，是中国数、理学科的名人。

01

35号，数学大家程民德

与程先生比较熟悉，主要是因为与他的次子程卫平相当亲近。

他家是35号，距离我家不过百米之遥。从幼儿园时代起，我就喜欢去他们家玩儿。后来，小学、中学我和卫平都在一个学校，经常一起上下学。兴趣和爱好也很相投，特别是都比较喜欢体育。

他父亲程民德先生，我们习惯叫他“程伯伯”，是江苏苏州人。

他小时侯家里的情况，通过卫平的记述，显得意趣盎然：

1917年1月，父亲出生在江苏苏州的一个书香门第。爷爷程瞻庐原为中学教师，后辞职专心写作，成为江南颇有名气的章回小说作家，属所谓的“鸳鸯蝴蝶派”，《唐祝文周四杰传》（港台片“唐伯虎点秋香”即根据该书改编）是其畅销书之一。有趣的是，鲁迅先生的母亲非常爱看我爷爷等鸳鸯蝴蝶派写的小说，尽管鲁迅先生在公开场合对鸳鸯蝴蝶派大加挞伐，私下里却难违母命，经常买我爷爷等鸳鸯蝴蝶派写的书给他母亲看，在《鲁迅日记》里可见“某日买程瞻庐书某册”的记载。（范伯希策划，中关园发小集体编著《我们的中关园》307页）

在我印象中，程伯伯确有数学家的特点。他言语不多，显得很深沉、和蔼可亲。额头很大、谢顶比较明显，印象最深的是他喜欢香烟。我们小顽童去人家捣乱，从未见他皱过眉头。须知，数学家的时间十分宝贵，思维方式与我们常人也大不相同，我们的存在，必定叨扰了他的思考。当然，他跟我们这些小孩儿确实没什么可聊的，总是沉浸在自己的数学世界里。

他是北大数学系二级教授，在我们小孩子的心目中，绝对是权威的、神秘的、必须敬而远之的大人物。我们经常问卫平：“你爸到底研究啥学问啊？” 初中时期的卫平居然能够给我们讲得滔滔不绝，头头是道，我们听得一头雾水，只能徉装听懂，频频点头称是。难怪，后来只有初中肄业的卫平，能在1978年考上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计划系，后来又留校当了教授。而且，他的围棋也有专业水平，把我们这帮孩子甩了好几条街。

少年程卫平

可惜，后来他因长期肾病，提前退休，且过早离世，终年66岁，令人惋惜，否则他定会有更辉煌的成就。

书归正传。1932年，程先生考入苏州工艺学校纺织科，后因数学天赋突出，1935年被浙江大学数学系主任苏步青破格录取至数学系。1940年本科毕业后，他又师从陈建功攻读研究生，专攻三角级数理论，1943年在浙江大学任讲师。 1946年受北京大学数学系主任江泽涵邀请任教。1947年获李氏奖学金，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深造，师从著名数学家博赫纳（S. Bochner），1949年获博士学位。

最让我敬佩和尊崇的是程伯伯的爱国情怀，这充分表现在抗日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时期。卫平回忆说：

1935年，父亲报考浙江大学电机系，由于数学成绩特别优秀，被时任浙大数学系主任的苏步青教授横刀夺爱，转录到了数学系。读二年级时，日本侵略军攻入杭州，为了阻止日军南下，年轻的父亲毅然投笔从戎，加入了国民党组织的抗日游击队，参与了炸毁钱塘江大桥的行动（这段经历在文革中成为父亲揪扯不清的历史问题)。由于无法容忍国民党军队的腐败无能，父亲在游击队没呆多久，就重返浙江大学继续上学。

1949年，程伯伯顺利完成博士学业后，继续在美国留校从事博士后研究，期间受教于数学大师埃米尔·阿廷（Emil Artin）和克劳德·谢瓦莱（Claude Chevalley），学术成果丰硕，并获金质钥匙纪念章等荣誉。

这三年的学习，正好与国内的解放战争相平行。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促使许多海外学子萌生回国报效之心。1950年，程伯伯和华罗庚等留美学者一起，冲破重重障碍，毅然放弃在美国的优越科研和生活条件，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回国。1950年1月，他与华罗庚同船从旧金山启程，1950年2月（或3月）抵达香港。

程民德（后立者左三，他的右边是华罗庚）在归国途中

华罗庚在归国途中，在香港发表的《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通过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信中喊出“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并呼吁大家“为了抉择真理、国家民族、为人民服务以及个人出路，应当回去，建立工作基础，为祖国建设和发展而奋斗”。这封信在留美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成为大家共同的心声。它推动了1949-1951年间，近千名海外留学生回到中国大陆，形成建国初期留学生归国的一个高潮，生动反映了那一代科学家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深厚的家国情怀。

回国后，程伯伯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任教。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他成为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教授，并历任教研室主任、数学系副主任等职。并担任数学分析与函数论教研室主任，与系主任段学复共同推动北大数学系的初期建设。

20世纪70年代，他转向模式识别与图像处理，成为该领域的先驱，并推动北大建立了信息数学专业及国家重点实验室。他参与创办《逼近论及其应用》国际期刊，并推动数学天元基金的设立，为中国数学发展奠定基础。

程伯伯这个顶尖学者，还对数学的普及教育倾注了力量。记得我们小学高年级时，北大附小组织学生到北大听报告，他亲切和蔼、深入浅出地向小学生讲明学习算术、数学的重大意义。那可是六十多年前的事了，至今印象仍然十分深刻。最遗憾的是，由于运动，我失去了学习数学的宝贵机会，这一缺失，使我的逻辑思维能力未能获得发展，活到现在，一直是个智力半残的人。

程伯伯爱国爱党，1956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在“十年内乱”期间（1966-1976），仍然受到冲击，经历了长达7年的隔离审查和江西干校的劳动“锻炼”，遭受了极大磨难。记得最清楚的一天是1966年夏的某日，一群北大“革命小将”突然闯入他家院子，举着棍子乱挥乱砍，快成熟的葡萄四处飞溅，洒落一地。然后，他们又冲进屋里抄家。搜查搞得一片狼籍，满地的英文精装专业书，凌乱地洒落在地板上。

此后，小将们动辄就给他脖子上挂上牌子，上面写着“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程xx”; “老老实实 低头认罪！”有时把他押上台子，有时在大太阳下游街示众，有时戴高帽，有时“坐飞机”，“小将”们的花样真是层出不穷。

当时，我们只有十几岁，从没见过如此恐怖的场面，惊恐异常，我们一方面心疼老先生（其实，他当时接近五十岁，正是大好年华），一方面恨透了那些数学力学系的造反派大学生。

与卫平和伊跃华合影于中关园（约1970年）。伊跃华，发小，邻居，插友。父亲是陆平校长的老部下，北大人事处处长，运动开始时被戴上“黑帮”“走资派”的帽子

卫平在回忆录中，更具体地回忆了当时恐怖的场景：

记得1966年6月初的一天，父亲匆匆赶回家中，收拾好几件衣物之后把全家人召集到一起严肃地说：“我己被隔离审查，马上要到学校集中，你们要与我划清界限，站稳立场，好自为之。”说完便急匆匆地走了。接踵而来的就是批斗、抄家，门前被贴大字报。我曾亲眼目睹过一次父亲被批斗的场景。那是在北大的学生宿舍区，父亲和许多“黑帮”站在“斗鬼台”上，手里举着标有其名字的木牌，台下口号声此伏彼起，父亲全身汗流浃背，样子很惨。那时在中关园凡是门上被贴了大字报的住户，社会上的红卫兵都可以进去随意抄家。如果说大学生抄家还只对书籍、信件等文字材料感兴趣，那么中学生抄家就是“鬼子进庄”式的了。我清楚地记得我家被某中学红卫兵抄过的场景：桌椅板凳全被掀翻，箱子柜子悉数打开，父亲的西服、领带和母亲的旗袍全被剪烂，就连父亲的皮鞋也被剁成两半，家里的瓷器、花瓶、镜框和外国友人送给母亲的香水等等全被打碎，地上堆积的破损杂物足有半尺厚。开始我家的老阿姨还尽力收拾一下，可没等收拾完，下一批红卫兵又来接着造反，留下的又是一片狼藉。后来母亲讲，干脆不要收拾了，只打扫出吃饭睡觉的地方就行了。那阵子，我们几个中关园平时关系不错的“黑帮”子弟白天都不敢回家，大家结伴在街上闲诳．到夜深才各自回家休息。再后来父亲被下放到江西鲤鱼洲干校，我奔赴陕北插队，家里只剩下母亲和残疾哥哥相依为命，中关园35号彻底冷清下来。（《我们的中关园》308页）

当时，我还没想那么多，现在细思起来，这些“小将”可都是当时各省的学霸，数学天才、天之骄子。他们为何能如此残忍无情地对待那么卓越、悉心培养自己的国宝级恩师？ 屈指一算，他们现在应该也是耄耋老人了。回想六十年前的所作所为，他们会感到愧疚和忏悔吗？但愿他们当中的健在者如是。

1969年起，在工宣队和军宣队领导下的“梁效”（北大清华两校的谐音），到江西南昌鲤鱼洲建立干校。不知谁出的馊主意，这个地方是严重的血吸虫病防治重点区域。北大清华的教职员们就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中劳动锻炼（毋宁说是改造）。记得，我四体不勤、根本不谙家务的家父，居然担当那里几十上百号人用餐的大食堂的伙夫。更荒唐和可悲的是，程伯伯这个大数学家，摇身一变，成了“小放牛”，每天与牛群朝夕相处。当时，教职员们只能读读马列、看看革命书报，专业性的书籍根本不敢碰。据说，有些“书呆子”晚上如饥似渴，偷偷摸摸地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照明，速读那些所谓“闲书”“坏书”， 比古代的“囊萤映雪“凿壁偷光”毫不逊色。总之，两校教师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中断了。到1973年，运动已经进行到第七个年头，学校没学生，老师没书教。这年，幸运的工农兵大学生，通过推荐开始进入高校，两校才逐渐撤回北京。

程伯伯幸存下来，终于等到了科学春天的来临。改革开放后，他立刻重整旗鼓。早在1978年，他就倡议成立北京大学数学研究所，并担任首任所长（1980—1988），努力推动数学学科建设。他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82—1986年任北京数学会理事长，1985年创办国际期刊《逼近论及其应用》。

他长期担任北京大学数学系领导，培养了大批优秀学者，包括多位院士。他还积极推动中国数学国际交流，1980年率团访美，促进中美数学合作。 倡议设立“数学天元基金”，支持基础数学研究。1997年获“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1998年获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他的研究深刻影响了中国数学的发展，尤其在调和分析、逼近论和信息科学领域。

总结程伯伯的一生，既是中国现代数学发展的缩影，也是数学家投身国家科学事业的典范。他的学术成就和教育贡献，至今仍对中国数学界产生深远影响。

程伯伯留给我们的遗产是极其宝贵的。

程先生去世后，卫平连写两篇文章，深情地追忆了父亲的高尚品德。在《我们的中关园》里，我们更从整体上理解了程伯伯。

首先，是程先生的个人素质和科学素养。程先生天资聪明，超过常人。儿子评价道：

美籍华人数学家陈省声先生经常在后辈研究生中夸奖父亲，“无论多么难的考试，程民德也能考满分，考99分都少。”为了拓展父亲的发展空间，陈先生在1946年推荐父亲投奔北大数学系江泽涵先生门下。江先生不仅欣然收留了父亲，还毫无门户之见，当年就推荐父亲报考赴美攻读博士学位的李氏奖学金。

父亲的博学强记和深厚的数学功底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令他们赞叹不已。一个学生回忆说，在讲哈代不等式时，程先生不看讲稿，连续推导两个小时，所有的步骤一清二楚，所有的指标准确无误，实在令人折服。

其次，卫平特别回顾了父亲只争朝夕的钻研精神：

（留美期间）他终常通宵达旦地撰写论文，为了抓住稍纵即逝的灵感，他经常不分昼夜的连续奋战，直到完成论文为止。正是凭着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父亲在普林斯顿的不到三年期间共完成和发表了十几篇高质量论文，其中三篇发表在世界顶级数学杂志Annualof Math.《数学年刊》上，不到两年就提前获得了博士学位。从我记事起，父亲彻夜工作的情景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常常是我半夜醒来上厕所，发现父亲还在台灯下伏案工作，早起上学时，父亲又骑车上班去了。父亲晚睡早起的习惯一直保持到临终。据父亲的特护讲，父亲在临终前一天的晚上十一点半吃完一碗粥睡下，第二夭准时起床，洗浴，沐浴完穿衣时突然倒下，经抢救无效，于6时45分去世。

程先生的品质是极其高尚的，对学问的追求、对事业的责任心是最强、最严苛的，对此，卫平回忆道：

父亲一生克己奉公，乐于助人。对他来说，公家的事和别人的事再小也是大事，自己的事和家里的事再大也是小事。文革结束后，父亲担任了北大数学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并在教委和数学界兼任了许多公职，同时他又在纯数学和应用数学两个方向带研究生，每天的工作都安排得满满的，工作紧张起来连吃饭睡觉的时间都不能保证……

父亲犯了病也不愿意住医院，经我们再三劝说，同意住院了也要带上一大包业务材料，好像不是去住院而是去开会或出差。

还有，程伯伯不追求物质享受，把生活水平降到最低标准，儿子回忆道：

父亲在生活上一向低标准要求，从不铺张奢华。我们住中关园时，家里的陈设十分简单，有时来的客人多了还要向邻居借椅子。记得上小学时，同班的两个工人子弟不知从哪儿得知我父亲是“大教授”，非要到我家看看。去过我家之后，他们颇感失望地说，原来以为你家一定很“阔”，今天看了，除了几个书架，还不如我们家呢。

三年困难时期的后半期，国家为部分高级知识分子发了特供证，凭证可以定量购买当时市场上奇缺的烟、糖、肉、鸡蛋等副食品。父亲领到证后，除了每月买两条烟外其余副食一概不买。操持家务的母亲问父亲为什么光买烟不买别的，父亲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我们每月能吸上两条高级烟已经够特殊化的了，其他东西可不能再买了”。……父亲生活上非常节俭，动手能力也很强，家里的物品坏了都由他修好子再接着用。他和母亲一直睡木版床，认为席梦思根本没必要……父亲一生淡泊名利，体现了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崇高品德。

为了提高中国数学学科的水平，程伯伯付出了巨大精力与心血。1987年4月，著名数学大师陈省身先牛在一次采访中，对美国之音记者热情称赞了中国留学生的聪明、勤奋和刻苦，他预言“到21世纪，世界科学中心可能转移到亚洲，中国将成为一个数学大国。”父亲得知这个讲话后十分兴奋，当即邀集吴文俊、谷超豪、王元、杨乐和冯康等院士，共同发起和组织“21世纪中国数学展望”学术研讨会。

1988年8月第一次“21世纪中国数学展望”学术研讨会在南开数学所举行，程伯伯代表中国数学界做了题为“群策群力，让中国数学在21世纪率先赶上国际先进水平”的主题报告，第一次把“率先赶上”的宏伟目标提到全国数学界面前。这个报告振奋了全国数学家的精神，增强了团结全国数学界的凝聚力。“率先赶上”的口号得到中央领导的支持和鼓励。1988年12月18日李鹏总理批示：同意财政部拨专款支持数学家们力争率先赶上的决心。

后来此专款交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定名为数学天元基金，由程伯伯担任首届天元基金学术领导小组组长。当时己72岁高龄的程伯伯担任天元基金领导小组组长后，事情更多了，工作更加投入，也更劳累了。

卫平回忆道：

父亲不止一次地对领导小组成员说，现在“率先赶上”的话已经说出去了，数学界在看着我们，领导也在看着我们，能不能“率先赶上”，怎样才能“率先赶上”，应该有切实可行的计划和措施。在父亲主持下，经过反复商讨，终于在领导层达成了共识，“率先赶上”要分三步走：第一步用10-12年时间进行准备，把国内数学的学科、队伍和研究环境建设好：第二步赶上日本，在亚洲领先：第三步赶上数学最先进的国家，与美、俄平起平坐。计划和措施制定好之后，父亲十年来扎扎实实地抓落实，兢兢业业地做好每一件事。当经费不够分配时，父亲拖着病体上跑国务院下跑财政部，磨破嘴皮争取追加资金，父亲的执著和认真最终感动了经办官员，从而实现了基全的递增。

为了培养青年数学家，陈省身等教授倡议举办全国数学研究生暑期教学中心，由程伯伯具体负责，后来国家教委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全国数学研究生暑期’他却乐此不疲，因为他知道培养青年才俊是“率先赶上”的关键。他经常用这样的话勉励青年数学工作者，“做数学主要依靠个人的勤奋和聪明，中国人是最能吃苦的，头脑也不比外国人笨，我们有能力有把握，依靠自己的努力，在数学上首先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总之，程伯伯所做的一切，是为了数学在中国的发展，是为了国家的强大。他炽热的爱国情怀，尤其令人感动。程先生从美国归国的历程，既体现了当时海外学子的爱国情怀，也折射出新中国成立初期知识分子回国服务的时代背景。

在这方面，程卫平对父亲的最后概括十分精准到位，令人信服：

从本质上说，父亲就是一个爱国知识分子。他之所以毫不犹豫地抛弃美国优裕的生活条件和一流的学术氛围，毅然返回积贫积弱的祖国，就是因为他对养育他的这片土地和人民有着刻骨铭心的爱，他不愿自己的祖国永远贫困，被人看不起，他想为祖国的复兴尽一份力。他认为研究数学只是一种智力的比拼，只要有笔和纸，在哪儿都可以做出一流的工作。当年父亲就是怀着这种朴素的想法回国的。尽管父亲回国后的境遇与预期相差甚远，又在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但父亲的爱国热情始终没有熄灭。父亲用他的一生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爱国主义精神。

程先生享年81岁，这个岁数，对一般人而言，似乎可以接受了。但是对一个杰出数学家来讲，就未免有些缺憾了。如今，他的夫人、两个儿子、长期住在一起的老阿姨都已相继离世。他们一家在35号其乐融融的生活场景、甚至屋子里弥漫的烟草书香夹杂而成的味道，好象还驻留在我的记忆深处，久久飘散不去。

逝者如斯夫！时间和岁月，无情地带走了一切。

尊敬的程伯伯，安息！

02

36号：数学大家庄圻泰

程伯伯家的隔壁是36号，这里住着又一位数学大家庄圻泰。

庄圻泰（1909—1997）是我国著名数学家，长期担任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在亚纯函数的值分布与正规族理论领域有重要贡献。

印象中，老先生瘦高的个子，戴着眼镜，少言寡语，平常只见他在居所附近散步。由于他的子女比我们年长不少，故基本上没有什么交集。

但事情就是这样凑巧。1978年，我进入北师大历史系学习。我发现庄建镶教授十分眼熟，好像在哪里见过。她给我们上过世界中世纪史，特别是英国史。经过考证才知晓，她就是庄圻泰先生的女儿。庄老师不愧是大家闺秀，学识高深，讲课清楚，和蔼可亲，风度从容、举止高雅。记得当时我曾跟她套过近乎，告诉她我是她父亲的近邻。她也表示惊讶。当然，她并未因此照顾我。无论如何，这只是一份难得的缘分。

庄圻泰先生，1909年出生在山东，出身书香世家。1927年考入清华大学工程系，后转入数学系，1932年毕业并留校任助教。1934年，他进入清华大学理科研究所，师从熊庆来教授研究亚纯函数的值分布理论。 1936年，赴法国巴黎大学，跟随瓦利隆（G. Valiron）研究亚纯函数的正规族问题，1938年获博士学位。

庄圻泰的回国经历，是值得赞扬的。他获得博士学位后，本可留在欧洲继续研究，但1939年二战爆发、中国的抗日战争也处于最艰困的时期，因此他没有久留，毅然决定立即回国。

1939年，他回到祖国，受云南大学熊庆来教授之约，到昆明任该校数学系副教授，一年后转为教授。昆明是中国西南地区重镇，抗日战争时期常遭敌机轰炸，办学条件差，生活极为困难。云南大学理学院的所在地在远郊区，办学条件极其艰苦。学校用那里的一个大庙的大殿作为教室，厢房作办公室。教师们虽生活清苦，但大家都任劳任怨、埋头工作，为发展我国的教育和科学事业而奋斗。他在该校工作一直工作到1946年，此间他曾讲授微积分、复变函数以及微分方程论等多门课程。由于缺乏教材，他不顾身患疾病，经常连夜编写讲义，为学生的学习创造条件。同时，他的研究工作也未中断。

抗日战争胜利后，应江泽涵教授之聘，庄圻泰来到北京，任北大数学系教授。在那里，他仍担负着繁重的教学和科研任务，除开设数学分析、复变函数等课程外，还在化学系讲授微分方程课，在清华大学兼授复变函数课程，同时又撰写论文《亚纯函数与其导数的增长性之比较》，并将其发表于法国杂志《数学科学报告》。

1952年院系调整后，庄先生留任在北京大学。

“十年动乱”期间，他像华罗庚那样，把数学理论运用到生产领域，努力把自己的学问与当时的生产相结合。随着开门办学的洪流，他投身于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的研究工作，并取得实际的有效益的成果，为国防和生产部门解决了两个重要问题。20世纪70年代初期，七机部从国外进口了一个重要部件—耦合器，国外杂志对这一军用产品只有简要的报导，给在国内应用带来了很大困难，使用单位急需获得其计算方法与准确数据。庄圻泰经过深入思考，运用了较高深的椭圆函数的方法，得到了有效的计算公式，完成了这一任务。另一个重要成果，.是改进原子钟的准确度。某保密工厂欲生产原子钟，但一直困惑于提高准确度的问题。庄先生在接到这一课题后，运用数学方法提出了一种计算途径，而且在计算机上算出了一批数据，终于突破了这个难关，这一产品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获奖。

改革开放以后，全国各条战线生机勃勃，基本理论的研究风气兴盛起来，他又在他主攻的领域辛勤耕耘，发表十多篇研究成果。1985年，为表扬他的关于“亚纯函数的值分布与正规族理论”的研究工作，国家教委给予他优秀科技成果奖，翌年他又获北京大学科学研究成果荣誉奖。他还多次出席国内、外学术会议，并从80年代起一直主持全国单复变函数学术会议。

庄先生一直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政。他于1951年就参加了九三学社，曾任九三学社中央参议委员会委员。1983—1987年期间，还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常务委员。

庄圻泰的学术生涯跨越半个多世纪，对中国复变函数理论的发展影响深远，培养了大批优秀数学人才。庄圻泰在北大数学系长期任教，培养了许多数学人才。由于1952年院系调整后，北大数学系汇聚了来自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和北大的数学精英，庄圻泰作为核心教授之一，指导过不少天才勤奋的有成就的学生。

庄先生的研究领域影响了许多后续学者，包括杨乐、张广厚：虽然他们的直接导师是熊庆来，但庄圻泰与熊庆来同属北大数学系的复变函数研究群体，对他们的学术发展有一定影响。2015年，庄圻泰的家属在北大数学学院设立“庄圻泰奖学金”，以支持优秀学生。获奖者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他的学术精神。

03

37号，物理学泰斗、

北大副校长王竹溪

我对王竹溪先生的了解，一方面是因为近邻，另一方面主要是与他的小儿子王世琏有关。世琏与我同年，同在北大附小读书。他朴实无华，一点儿没有大教授、大校长儿子的派头。特别是“十年动乱”期间，他经常跟卫平一起来我家玩耍。他的哥哥王世瑚，长我几岁，是附中的同学，一个十分聪明、好学、正直，脚踏实地的好学生。印象中，他们俩的姐姐叫王世珍，一个积极向上、行为端正的有为青年，是北京大学的学生。

他们的父亲王竹溪（1911-1983）是中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北京大学教授、副校长。

1911年，王先生出生于湖北省公安县的书香门第，祖父和父亲均为清末秀才。1929年，他考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后因对物理学感兴趣，转入物理系，师从周培源先生，1933年本科毕业，1935年获清华大学硕士学位。王先生最初考取的是“庚子赔款”留美公费生资格，但他一直希望学习量子力学，而当时英国在该领域更领先。所以，他决心调整研究方向，改为去剑桥大学留学。这一调整得益于清华大学教授周培源、叶企孙等人的安排，他们希望中国学者能跟随世界顶尖科学家学习。1935年，他赴英国剑桥大学深造，师从统计物理学权威福勒（R.H. Fowler）。

王先生在福勒的指导下进行研究，领域包括统计力学和热力学。他的留学经历不仅提升了他个人的学术水平，也对中国理论物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938年，他获得博士学位后，中国的抗日战争正处于最为艰苦的时期。他放弃国外的研究条件和生活环境，马上回国。任昆明西南联大教授。在云南的岁月中，他培养了大批优秀学生，其中包括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和李政道。

抗战胜利后，1946年起，他任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后，调入北京大学，任理论物理教研室主任。1962年起，他任北大副校长，还主持物理学教材编写工作，并兼任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研究员。

“十年动乱”时期，年近花甲的王老先生，同样没有逃脱下放江西鲤鱼洲的命运。即使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他暗中仍坚持学术研究，以心算推导特殊函数表。1983年，他病逝于北京，享年七十有二，走得过早，令人惋惜。 杨振宁和李政道等著名科学家表示了深切悼念。

作为杰出的物理学家，王先生在热力学、统计物理学等领域做出了开创性贡献。他作为中国物理学界的泰斗，不仅在理论物理领域成就斐然，还在文科领域展现出卓越的造诣，尤其在文字学、文献编纂和传统文化研究方面贡献突出，在文科方面的也有很多主重大成就。

现在回想起来，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去过王先生家七八次，目的当然都是去他家看电视。记得50-70年代的中关园，家有电视机者寥寥无几。这些人家，大部分是留洋归国的大教授或领导干部，比如黄昆、程民德，王竹溪，等等。但是，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和颜悦色，慈祥和蔼，对他们孩子的朋友和同学表示热烈欢迎。当时，王先生家给我最深的印象、或者说令人震惊的场景是：房子不大，比起大干部的住房相差甚远。家里堆满了中文书、古装书、线装书，二十四史大书柜，空间狭小，下脚转身都得十分留心。当时，我就纳闷，一个大物理学家，存那么多文科的书籍作何用。他的茶几上，还永远放着一套古朴精致的围棋用具，据说他对棋谱颇有研究，有数理作为强大功底，他的棋艺肯定不低。

今日，查看他的有关资料，对他文理兼通的原因，终于有了答案。

其实，他自幼熟读四书五经，精通《诗经》《左传》《史记》《汉书》等典籍，而且书法造诣颇深，曾为乡邻题写楹联和碑文。

早在1943年，王先生就发明了“汉字新部首检字法”，突破了传统《康熙字典》的检索方式，使汉字查找更加科学化、系统化。他耗费40余年心血，独立编纂了《新部首大字典》这部巨著，收录了51,100个汉字，远超《康熙字典》的规模。这部字典采用新部首分类，并逐字推敲定音、释义。比较可惜的是，直到他去世5年后，这部字典才得以出版。

从1950年起，王生先就主持了中国物理学名词审定工作，30多年间审定名词2.2万余条，奠定了中国物理学名词统一的基础。他凭借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和语言学造诣，精准翻译了许多物理学术语。例如，将“Charm Quark”译为“粲夸克”，既符合音译，又引用《诗经》“今夕何夕，见此粲者”的典故，兼具音义之美。

王先生的文科成就，令他获得“百科全书式学者”的美名，颇有古罗马老普林尼和法国百科全书派思想家的特质。其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使他在科学与人文领域都留下深远影响。他的跨学科的辉煌成就，文理兼通，在物理学与语言学领域均做出里程碑式贡献，被誉为“现代中国罕见的通才”。

更重要的是，他的科学精神是留给后人宝贵的财富：治学严谨，强调“科学规律的客观性”，认为基础研究如同“房子的地基”，支撑整体科学大厦。 他还培养出无数重量级科学家和国家栋梁，如杨振宁、李政道、黄昆、邓稼先等，被誉为“中国理论物理学界的泰斗”。

为了纪念王先生的人生、成就与遗产，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特立起他的雕像，2013年出版《王竹溪量子力学手稿》，传承其学术思想。 2023年，在他的诞辰纪念日，学界以诗词《渔家傲》赞其“物理热学称泰斗，汉字瀚泱攒《部首》”。

王先生的一生体现了科学家对真理的追求与教育家的使命感，其贡献跨越物理学与语言学，成为中国现代科学史上的重要标杆。他爱国情操体现了这一代知识分子“科学救国、科学强国”的伟大追求。

共性总结

通过三位大师的生平、事迹和贡献，我们发现了他们身上具有很多共同点：

首先，20世纪初出生的这些科学大师，一般出身在比较富裕的、书香门第，从小到青年时代均接受了系统教育。

另外，不可否认的是，他们都有很高的天赋，更有刻苦治学的精神。他们都入学过中国最高学府，留学于美欧名校，受教于顶级学术巨匠。

在个人品质方面，都为人低调，谦虚谨慎，平等待人，物质上没有过高追求。

最为关键、最令人称道的是：他们都有崇高的民族大义，认为国家的富强高于个人利益。他们放弃国外优越的研究条件和生活待遇，克服千难万险，千方百计回到一穷二白的祖国，与同胞共同奋斗，体现了知识分子深厚的家国情怀。

他们坚持真正的科学精神，一心改变中国在基础科学理论研究方面的落后状态，追求“科学救国，科学强国”的伟大理想。抗日战争期间，民族灾难深重，大批留学生毅然回国，就像张文裕（剑桥物理学博士）、陈省身（汉堡大学博士）、马大猷（哈佛物理学博士）、王竹溪和庄圻泰，新中国建国时的程民德和华罗赓，当然还有钱学森、邓稼先和郭永怀等。他们的及时回归，为建立和开创新中国的高等教育和科研体系奠立了坚实的基础。。

总之，20世纪30年代-40年代，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五六十年代，他们的归国，不仅填补了战时的科学研究的空白，更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各学科的奠基人。正是他们，支撑起真中国近代现代科学的殿堂，扶大厦于即倾。他们推动了中国现代科学体系的建立。

最后，他们经历过建国初期频繁的“运动“、“那十年”的困顿和干校劳动，浪费和丧失了很多宝贵时间和精力，甚至在政治上受到冲击，遭受了巨大心理和肉体上的折磨。但是，一旦获得“解放“，他们根本不计前嫌，彻底抛弃个人恩怨，立即心无旁骛地投入到为国家的科学事业的拼搏中。

总之，这些学者的归国选择不仅是个人抉择，更是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爱国精神的集中体现。他们的贡献不仅在于学术成就，更在于在民族危难和困难时刻的坚守与担当，为后世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因为不懂他们的高深学问，我与这些大师虽比邻而居多年，却常常忽略他们，难有机会与他们有近距离的、频繁的接触，这无疑是一大遗憾。

如今，中关旧园早已被新园所取代，35、36、37号的红色普通平房早已化为尘埃，几位数理大师都已驾鹤西去，但是他们为北大和我国的数学和物理教育、为我国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世界和国家培养了众多的杰出人才。北大的物理系和数学系，在中国高校中仍然位居顶级水平，最有分量的、名气最大的学术重镇，中国数学与物理学科在世界的位置也获得极大提升。

我想，这里肯定凝聚着三位大师一生的心血！

为此，必须向您们致以崇高敬意！

你们的背影，将引领未来一代代年轻学子，为国家的科学不断进步而奋斗。

2025年秋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