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毛主席路遇两名小八路，他们说了什么？47年后谈话内容曝光

“1986年4月28日下午，我在丹东见到刘长贵时，脱口就问：‘刘长贵同志，还记得毛主席在你手心里写的那三个字吗？’”摄影家石少华后来回忆，这一句开场白把彼此一下子拉回到四十多年前的延安山谷。

那一年是1939年，陕北的春风掠过柳条，抗日军政大学三周年纪念活动刚刚启动。石少华提着相机准备补拍宣传资料，忽然看到前方一辆吉普停下，毛泽东弯腰与两名小八路交谈。他几乎下意识地按下快门——谁也没想到，这一瞬成了中国革命影像史上的经典。

照片里的两个孩子，一个叫安定保，一个叫刘长贵。当时他们不过十三四岁，脚下草鞋打了补丁，裤脚卷着尘土。吉普车旁，毛泽东摊开左掌，右手食指一画一顿，写出“毛泽东”三个字：“小同志们，名字里头有二十一笔，你们慢慢数。”孩子瞪大眼睛照着写，还抢着回答：“主席，我们一定记住！”

简单几句对话，却让摄影机外的苏联记者也笑了。石少华按下第二次快门，随后赶紧换胶卷。正是这张照片，后来被毛泽东称作“最喜欢的两张照片之一”。

然而，命运往往与底片一样脆弱。石少华离开延安去晋察冀前，500多张底片存放在抗大暗房。不久敌机轰炸延安，暗房化为灰烬，照片下落不明。建国后，报刊偶尔刊出这幅毛主席与小八路的照片，却没人知道作者是谁。石少华也沉默——他确信底片毁于战火，怕自家认领反倒闹乌龙。

1962年夏天，北京，一场个人影展开幕。毛泽东得讯，特地把石少华请到中南海。“那张与小八路的照片，你拍的，我记得。”毛泽东一锤定音，作者姓名终于补在照片下方。席间，主席提及那两个孩子的近况，叹了口气说：“有机会帮我找一找。”一句话，像锤子般敲在石少华心口。

此后几年，他每到一处就打听线索：军委、抗大老学员、晋察冀老兵……1964年再次见到毛泽东时，石少华只摸到两个名字——安定保、刘长贵。毛泽东说：“有名字就好，慢慢找。”

真相总在缝隙里闪现。1966年，石少华辗转找到海军参谋长张学思。提起安定保，张学思沉默片刻才开口：“他牺牲了，1947年，承德。”那是一场突击火车的遭遇战，警卫连60余人倒在积雪里。石少华听后愣了半晌，默默把名字写进笔记本，记上黑框。

转到刘长贵这条线索，却像水漂在深潭，连个圈都冒不出来。毛泽东1976年逝世，遗愿没能完成，石少华心里添了一块石头。十年后，一封来自辽宁的信忽然闯进他办公室：“石老师，我们厂有位退休老同志，说自己就是照片里的小八路。”

石少华半信半疑：这些年自称“我就是那娃”的人太多了。但去沈阳讲学顺路，就看看。28日抵丹东宾馆的上午，他见到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耳背，左眼略显浑浊。老人刚开口：“石老师，当年你身后可站着几个扛着电影机的苏联人吧？”石少华怔住——当年拍摄时，他确实与苏联记者同行，这个细节从未外传。

两人对视几秒，石少华伸手：“刘长贵！”老兵哽咽，一句“找你找得我好苦”冲破喉咙。

刘长贵的故事并不华丽。山西寿阳佃农之子，七岁耕地，九岁放牛。1937年春节前，红军宿营他家，队伍二月后拔营，他死跟不放。师部看他太小不肯收，他就一路扛行李易物换粮，尾随两天才获批准。后来编入120师，跟游好扬当通讯员，百团大战整编后被送往延安学习。

1945年东北解放，他在杨靖宇支队做交通员；辽沈战役时，他随四野在本溪、抚顺、沈阳连打硬仗；新中国成立，转到体委；1951年，他又跟部队赴朝鲜，伤痕累累。1955年复员时，组织劝他考虑个人前途，最好别娶地主之女王秀芝，他偏不松口：“打了这么多年仗，就是要普通人能堂堂正正过日子。”他把介绍信塞进兜里，回海城结婚，在丝绸厂一干几十年。

石少华问他：“照片上的对话，你真还记得？”刘长贵点头，眯着眼回忆：“毛主席写完名字问我们上过学没有，我说没有。他说‘革命要赢，还得靠文化’，然后让我描他的字，一笔一划说给我听。”老人伸出手掌，在褶皱中慢慢写着：毛——泽——东。笔画比当年多了深沟，但神情与照片重叠。

那天傍晚，宾馆走廊里挤满赶来的年轻记者。刘长贵签名时，石少华把相机举到眼前，又按下一次快门。闪光灯亮起的一刻，他心里轻声说：“主席，任务完成了。”

刘长贵退休后，用微薄工资买了几千册书，客厅改成小型图书室，孩子们叫他“刘爷爷”。有人议论照片里的小八路肯定当了大官，他笑着摆手：“我这辈子最大的官，就是自家图书馆馆长。”

1993年夏天，海城街头意外的高压线事故，让这位老人永远停在了66岁。救护车没赶到，他一句话也没留下。事故现场，民警在他老旧的钱包里找到一张褪色合影：毛泽东与两个小战士。背面，是他用钢笔写的八个字——“永远的老师，永远的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