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国神社究竟藏着什么秘密，让中国人如此敏感？南京大屠杀的真相

在日本东京都市中心千代田区九段，有一座总面积1 0 万多平方米，始建于1 869 年(明治二年)的神社。

原名为「东京招魂社」，最初是为了纪念明治维新时期在内战中牺牲的军人。1879 年6月，东京招魂社改名为「靖国神社」。

「靖国」二字取自中国古籍《左氏春秋》中的「吾以靖国也」一句，意为「镇护国家，使国家永保安宁」。

之后，在历次对外战争中阵亡的日本军人、军属和准军属均被供奉于靖国神社。

被供奉者的亡灵经「招魂」仪式进入神社，其姓名及简要生平记载于「灵玺簿」，供奉于「灵玺簿奉安殿」。

对于日本军人而言，最高的荣誉就是战死后被供奉在靖国神社，因为连至高无上的日本天皇也会去俯首参拜，所以在战场上，与其投降不如选择战死。

靖国神社的大门是一道高大的牌坊，日本人称之为「鸟居」。在日本文化中，鸟居是「神界」与「俗界」的分界点，过了鸟居就代表进入了神的领域。

换句话说，被供奉在靖国神社的亡魂，在日本人心中就相当于被封了神。

神社的核心部分被称为「大殿」，大殿分为本殿和拜殿，分前后两进。

本殿是供奉所谓的「神灵」的地方，不对公众开放，镇社之宝「神镜」就藏在这里。本殿后面有一栋小房子，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灵玺簿奉安殿」。

目前，殿内的灵玺簿大约有2000 册，在日本人心中，那是246万余名为国家献出生命的英雄，可是对于很多他国人民而言，那是时间也无法抹平的伤痛.

因为这246万名亡灵中也包括被国际军事法庭判刑的甲级、乙级和丙级战犯1000 余人，其中甲级战犯14名，他们是侵苏、侵华、太平洋战争的主要决策者。

在距离靖国神社2000多公里远的南京西南江东门，有一座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址就在大屠杀发生地之一的江东门「万人坑」遗址上.

馆内有一面大屠杀幸存者照片墙，每有一位登记在册的幸存者离世，就会熄灭一盏灯。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与靖国神社隔海相望，无声地控诉着那段让人撕心裂肺的历史。

为什么每个中国人都对靖国神社感到如此敏感？

为什么部分日本人会认为南京大屠杀根本没有发生过，就是一段虚构的历史？

1937年12月的那个冬天，在南京这片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今天我们来聊聊南京大屠杀的真相。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全面侵华，中国军队在华北地区抵抗不利，日军快速推进。

为了扭转战局，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决定在上海及其周边地区开辟第二战场，分散日军攻势，以打乱日本妄图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计划，并争取国际注目，希望借国际压力逼停日本的进攻。

蒋介石曾解释说，开辟上海第二战有着诸多原因，上海是全国经济和金融中心，也是重要的工业基地、通商港口，扫荡这里的日军，对于保卫江浙、以及首都南京，都有重要意义。

而且在中国北方打仗，国际上是不大注意的，但上海是一个国际市场，在上海打仗，就容易引起国际关注，如果能在上海多保卫一二个月，将可引起国际方面的干涉和支援。

然而遗憾的是，事情并没有完全按照蒋介石的计划发展。1937年8月11日，国民革命军向位于上海的日本租界发动进攻，2天后，淞沪会战全面爆发。

日本政府拒绝了英国的调停，经过了3个多月的顽强抵抗，中国军队还是未能阻止日军的进攻。

1937年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标志着淞沪会战的结束。随后，日军迅速向南京进发，企图一举攻占中国首都。

日本陆军大将松井石根宣称：「南京是中国的首都，占领南京是一个国际性的事件，所以必须作周详的研究，以便发扬日本的武威而使中国畏服。」

11月20日，蒋介石正式宣布迁移政府于重庆，同时紧急制订南京守卫计划，表示会持久抗战，不会轻易放弃南京。

民国时期，南京是有着十分特殊的地位的，它不仅是首都，还是孙中山陵墓之所在，如果不战而退，显然是有失体面的。

所以即便从军事角度来看，南京已无坚守之可能，但蒋介石还是想要能守多久，就守多久。

起初，蒋介石对苏联援华也抱有很大期待。1937年11月22日，苏联派出援华航空队参加对日作战，在南京上空打响援华首战。

可由于军事实力的悬殊差距，即使得到了苏联的部分军事援助，国民政府依然没能阻止日军的攻势。

12月5日，面对不利形势，蒋介石依然在致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阎锡山）的电报中下令：

「南京决守城抗战，图挽战局。一月以后，国际形势必大变，中国当可转危为安。」可见他当时还是没有放弃对国际干预的期望。

12月12日中午前后，日军攻破南京城正南门---中华门，防守此处的国民革命军第88师被迫撤走，南京失陷已成定局。

可由于先前的抗战宣传教育，和蒋介石表现出的坚守南京的高调姿态，民众对战争势态抱有错误的估计。

南京失陷前后，大批难民拥入城中的国际安全区，然而安全区并未得到日本的承认，国民政府各大机关又多忙于政府迁移的工作，对国际安全区的支持不够，难民的生活物资和人身安全都没有保障。

一场惊世惨剧正在酝酿当中。

1937年12月13日，南京守军的最后一道防线轰然瓦解。六朝古都沦陷之日，成为扶桑之国狂欢之时。

日军占领中国首都的消息令日本军民陷入疯狂。裕仁天皇亲自下令给战争最高指挥官松井石根发去贺电，称其「战绩卓著，史无前例」。

而就在日本举国上下一片欢腾的时候，随后发生的事，让这场战役的胜利变得丑陋不堪。松井石根和他所率领的所谓「大日本皇军」也从此被钉在了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

平民的壮举

1938年1月的某天，经历了6周疯狂血洗后的南京城，刚刚恢复社会秩序。一个日本军官拿着两卷樱花牌胶卷，走进了华东照相馆冲洗照片。

15岁的照相馆学徒罗瑾在洗照片时，被底片上触目惊心的暴行画面震惊了：砍头、活埋、奸淫……这些罪恶的瞬间让年轻的罗瑾激愤难平。

其中，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三张连拍，记录了一名日军挥刀砍向中国平民的全过程，而周围的日军或坐或立，如观看表演般「欣赏」这场杀戮。

罗瑾偷偷加印了几张照片，作为日军屠城的罪证藏了起来。后来这些照片累积到了30张，罗瑾挑出了其中最骇人的16张，制成了一本相册。

在相册的封面，他画了一幅图：左上方是两颗滴血的鲜红心脏，右下方是一把利刃，利刃上面还写了一个大大的「耻」字。

在那个年代的日伪统治下，私藏反日物品是要掉脑袋的，但罗瑾仍将这本相册秘密保存了两年多。

后来，为了生存，罗瑾考进了位于毗卢寺内的汪伪政府警卫旅直属通讯队做学徒。

起初相册一直被他藏在床板下，但1941年初，毗卢寺内突击检查手榴弹，为防不测，罗瑾在毗卢寺内厕所的墙上掏了个洞，偷偷将相册藏到里面，还隔三差五去查看，相册是否安全。

不料有一天，相册还是不翼而飞了，惊恐万分的罗瑾担心自己已经暴露，只得匆忙逃离南京。

多年后，罗瑾才知道，相册是被同学吴旋取走了，而吴旋为了保存这本相册，提心吊胆地度过了2000多个日日夜夜。

1941年，18岁的吴旋为了谋生，参加了汪伪交通电讯集训队，与罗瑾成为了同学。

一天，吴旋在蹲茅厕时，偶然发现墙上有个洞很是异常，封洞的泥土颜色明显与周围土色不符，吴旋抠开了墙洞，只见里面藏着一本相册。

翻开第一页，吴旋就不由得头皮发麻，双手颤抖。为了确保相册的安全，吴旋后来把它藏在了寺内大佛的底座下。

从位于毗卢寺的通讯队学徒班毕业后，吴旋先后供职于电讯团、江南汽车公司等处，却始终将相册的秘密深埋心底。

他将相册用报纸层层包裹，放在小箱子里，随身携带了整整六年，谁都没有告诉。

直到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南京大屠杀战犯时，开始只有人证，缺少直接的物证，一些战犯矢口否认他们犯下的滔天罪行。

最终吴旋将这本相册交给了南京市临时参议会，成为了审判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的「京字第一号证据」。

时间来到上个世纪90年代，曾经都用生命守护过相册的吴旋、罗瑾终于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首次碰面，此时他们都已年近古稀，共同翻看着这本存放在档案馆的相册，感慨万千。

其实除了罗瑾留存的「京字第一号证据」，南京城内当年发生的事，也被很多西方记者、商人、传教士，甚至是日本人自己的媒体记录了下来。

外人的视角

事实上，早在日军攻破南京中华门之前，屠杀行为就已经开始了。

1937年12月6日，《东京日日新闻》（也就是今天的《每日新闻》）报纸上刊登了这样一张照片，附文是日军第十六师两名军官在进行百人斩比赛的报道。

第16师团是围攻南京的日军主力部队之一。

11月底，侵华日军由淞沪战场向南京进军的途中，抵达无锡时，第十六师第九联队第三大队少尉副官野田毅，突发奇想，向同在第十六师任职的另一名少尉军官向井敏明提出了进行「砍杀百人大竞赛」的提议，谁先杀满100人谁胜利，奖品为一瓶葡萄酒。

两人从无锡一路杀向南京，随军记者浅海、光本、安田、铃木等人，沿途采访，将竞赛状况传回《日日新闻》。

报道详细记录了二人在无锡横林镇、常州车站、丹阳奔牛镇、吕城镇、陵口镇、南京紫金山等地，刀劈百余人的经过，包括时间、地点、过程和人数。

记者第四次前来采访此事的时候，两人手持杀人军刀，一起照了一张合影来炫耀所谓的「英勇」，于是便有了这张沾沾自喜的合照。

12月10日中午，部队抵达南京紫金山，此时野田和向井已经分别砍杀了105和106人。

因为分不清到底是谁先杀满100人，胜负难决，于是他们又丧心病狂地将获胜门槛提高至150人。

站在紫金山上眺望着南京城，向井甚至对《日日新闻》的记者说：「不知不觉中，我和野田都超过了一百人，好高兴啊！」

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城后，6周的时间里，这片土地迎来了人类历史上了至暗时刻。

当时众多西方人士纷纷撤出南京，但也有极少数战地记者、传教士、医生和商人决定留下，为城内突遭横祸的百姓提供帮助。

《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斯蒂尔、《纽约时报》记者德丁、美国派拉蒙新闻电影社记者孟肯、美联社记者麦克丹尼尔和英国路透社记者史密斯，将亲身经历与所见所闻报道出来，为世人留下了来自南京一线的消息。

12月15日，斯蒂尔等西方记者与日军当局交涉后，最终获准乘坐美国军舰「瓦胡」号离开南京，前往上海。

斯蒂尔一上舰艇就立即赶往发报室，将他手头最新的稿件发送出去。

这就是1937年12月15日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报》头版刊登的新闻《日军杀戮数千人》，副标题为「目击者叙述沦陷城市‘四天地狱般的日子’，街道上尸体积有五英尺」。

报道称日军在南京的江边杀人数千，这是世界上第一篇有关日军在南京暴行的报道。

12月18日，《纽约时报》记者德丁又发布了一篇题为《所有俘虏均遭屠杀》的电讯新闻。南京发生的一切被大洋彼岸的西方世界初步知晓。

南京城内的国际安全区是在11月22日成立的，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南京办事处主任约翰·拉贝被推选为了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

约翰.拉贝1882年出生于德国汉堡。1908年，26岁的他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之后受聘为德国西门子驻华分公司雇员，曾在北京、天津、南京等多地工作生活近30年。

拉贝于1934年加入纳粹党，但当时他并不了解希特勒的政治主张，30年来他只回过德国两次。

1937年日军进攻南京前夕，拉贝和十几位外国传教士、教授、医生、商人等共同发起建立了「南京国际安全区」，方圆3.86平方公里的安全区，共建立了25个难民收容所，其中也包括拉贝在南京的住所和办公地「广州路小粉桥1号」。

这个500平方米的院子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保护了约600位难民，而整个安全区为约25万名中国平民提供了避难所。

不过血淋淋的事实是，安全区也并不完全安全。12月13日，日军完全攻陷南京的这一天，有上千名中国军人进入安全区寻求帮助。

安全区的委员们遵循国际惯例，劝说他们放下了武器，以期待得到日方的宽待。但是，这些战俘很快就被日军分批杀害了。

听着机关枪扫射声传来，安全区的委员们都惊呆了。拉贝也曾多次驱车前往日本大使馆，试图交涉，但都无济于事。

而在路上，他也亲眼目睹到了南京被破坏的程度。汽车每开100米到200米，就会碰上一个遗体堆。

12月15日中午，拉贝终于见到了日军参谋长。在会晤纪要中，这位日军指挥官表态：「可以放心把已经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交给日军办理，您应该相信日军是有人道主义的」。

然而，拉贝刚刚返回安全区委员会办公室，凳子还没被坐热，勤杂工就急匆匆地告诉他一个不好的消息：

一队日本士兵又闯入安全区，将1300名原中国士兵绑了起来。拉贝也曾尝试解救这批人，但一切都是白费口舌。

一直以来，拉贝都有写日记的习惯，而《拉贝日记》也成了南京城内惨剧最完整的记录。

12月14日，拉贝在日记中写道「日本人每10至20人组成一个小分队，他们在城市中穿行，把商店洗劫一空。如果不是亲眼目睹，我是无法相信的。」

1938年初，拉贝奉西门子公司之命离开南京，返回德国。临行前，国民政府授予了他三等采玉大勋章，那是国民政府能授予外籍人士的最高荣誉勋章。

1950年1月5日，拉贝在德国因中风去世。1996年，在美籍华人作家张纯如、邵子平博士等人不断寻访下，《拉贝日记》得以重见天日。

拉贝先生的外甥女乌尔苏拉·赖茵哈特在美国纽约公布了尘封近59年的《拉贝日记》。

日记长达2000多页，还有80多张南京大屠杀的现场照片。2016年4月，拉贝的后人向中国中央档案馆捐赠了《拉贝日记》南京卷，这些资料也被誉为中国版的「辛德勒名单」。

2020年3月，历史又出现了奇妙的回响。新冠病毒在全球肆虐之时，中国驻德国大使馆接到了一通来自德国西南部城市海德堡的求助电话。

海德堡大学医院的一位大夫想请中方为他所在的医院提供抗疫物资援助。中方得知这位医生的身份后，二话不说，立马安排。

大批药品、防护服、口罩等医疗物资跨越山海，被运送到海德堡大学医院。只因求助的这位大夫名叫托马斯.拉贝，他是约翰.拉贝的孙辈。

除了拉贝，美国传教士约翰.马吉也称的上是中国的恩人。马吉1884年出生于美国一个律师家庭，1912年作为牧师被美国圣公会派往中国传教。

南京沦陷期间，马吉用他那部16毫米摄影机，冒着生命的危险，记录下了南京大屠杀的部分实况，是唯一留存至今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动态影像，总时长长达37分零5秒。

这个片段拍摄于1937年12月16日，那是南京沦陷的第四天。马吉在位于南京上海路的安全区内，透过窗口拍了这一幕。

一队日军士兵突然闯入安全区，开始四处搜寻疑似当过兵的中国男人。不断有人被拉入已经排成的队列中，这些人一旦被带离安全区，他们的生命就将被画上句号。

就在马吉牧师拍摄这段影像的当天下午，当年24岁的裁缝刘永兴在位于安全区东边的大方巷被捕。

日军把刘永兴和5000多个从安全区抓到的年轻人，一起驱赶到了中山码头屠杀点，刘永兴跳到水里装死，这才侥幸活了下来。

和刘永兴一样，常志强也是大屠杀幸存者之一。他的父母和四岁、六岁、八岁的三个弟弟都被日本兵的刺刀夺去了生命，只有他和大他两岁的姐姐活了下来。

当时常志强和姐姐被摔晕在了地上，这才躲过了一劫。再次醒来时，日本兵已经走了，常志强爬到母亲身边，用手拼命地捂着母亲的伤口，说着「妈妈，我给你捂着，捂着就好了」。

这是一段马吉牧师在金陵医院拍下的片段。镜头中小女孩的父母死在了日本兵的长枪下，小女孩的肘部也被刺伤了。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血腥的镜头，鉴于平台的审核政策，就不给大家放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搜索纪录片《马吉的证言》，那是1991年著名导演王正方根据马吉所拍下的真实影像制作的。

战争中，「不杀平民」是一条国际公认的道德准则，后来还被列入了日内瓦公约，但显然1937年冬天，在南京的日军并没有遵守这一准则。

1937年，马吉牧师在南京期间，他的妻子和孩子住在英国。

在给妻子的信中，马吉牧师这样写道：

「12月17日，上星期发生的事我这一辈子没有碰到过，我做梦都没有想到日本兵会那么野蛮，整个星期都在杀人、强奸，大概在历史上是少见的。他们不仅抓到战俘就杀，许多普通老百姓，不论男女老少也不放过，就像在野外猎杀兔子一样….」

在斯蒂尔和德丁等西方记者的报道见报后，国际谴责声浪此起彼伏，日本政府这才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他们开始一面在南京城内采取严厉的新闻封锁措施，另一面粉饰已发生的一切，拉着百姓摆拍照片，制造「中日亲善」的假象。

而凡是出现平民伤亡的照片都被打上了「不许可」字样，意为未通过审阅，不允许外流。

为了让世界更多地了解真相，马吉牧师决定冒死将他拍摄的电影胶片运出南京。可凭他一个人的力量是很难做到的，于是他想到了安全区总干事乔治·费奇。

费奇负责药品和食品的采购，多次往返于南京上海之间，日军并不会对他的随身物品做过多的盘查。

当马吉把自己的想法告诉费奇，费奇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

1938年1月29日，费奇将胶卷缝在驼毛大衣的内衬里，悄悄从南京带到了上海。

一到上海就立刻到柯达公司做了四份拷贝，加上英文说明，送往美国、英国、德国等地播放。

凭着坚韧的意志和后来多方国际支持，中国人赢下了这万分之一的可能性。

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裕仁宣读《终战诏书》，宣布大日本帝国无条件投降，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

投降仪式于9月2日在美国海军战舰密苏里号上举行。

紧接着，盟军最高统帅部在3个月的时间里，连续发出4批逮捕令，将118名前日本军政要员列为甲级战犯嫌疑犯，其中就有指挥日军攻占南京的最高指挥官---陆军大将松井石根。

所谓甲级战犯是指犯下了破坏和平罪、违反战争法规及惯例、违反人道主义罪三种罪行的战犯。而除了甲级战犯，远东战争罪犯还有乙、丙两级。

1946年1月19日，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宣布，在日本东京成立由中、美、英、苏等11国法官、检察官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甲级战犯。

乙、丙级战犯则由设在各受害国的法庭单独审理。

庭审中，松井石根、谷寿夫等南京大屠杀的始作俑者丑态百出，甚至不惜上演假死的戏码，以求逃脱法律的制裁。

恶魔的末路

1946年4月29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首批28名日本甲级战犯正式提起诉讼，这场前后持续2年、开庭818次的审判后来被惯称为「东京审判」。

首场庭审开始于1946年5月3日。这天上午8点42分，押送日本战犯的美军道奇客车来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门口。

第一个从车上下来的是前关东军总司令南次郎，紧跟在他后面的是日本前首相广田弘毅，第六个便是南京大屠杀的最高指挥官松井石根。

为了弄清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真相，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特别设立了一个独立的单元进行法庭调查。第一个出庭作证的是曾在金陵医院工作的美籍医生罗伯特.威尔逊。

他说南京陷落一周后，该院180张床位立 刻爆满，有的人甚至只能在地上或楼道里接受治疗。

在威尔逊列举的病人伤情中，有40岁后颈断裂的妇女，有60岁胸部被刺伤的老人，有多次被日本兵强迫而得病的女人，还有不满10岁的孩子们。

他们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平民。三名大屠杀的幸存者，南京居民尚德义、伍长德、陈福宝，也被请上了法庭。

还有马吉牧师，当他在庭上出示他所拍下的影像资料时，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无比惊愕。

约翰·拉贝原本也被请求出庭作证，但他婉言拒绝了，原因是他纳粹党员的特殊身份，他担心辩方律师会用他的身份做文章，编造故事，攻击他，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

最终，1948年11月12日，法庭宣布东条英机、广田弘毅、松井石根等7名甲级战犯被判绞刑，另外还有16人判处无期徒刑，1人判处20年有期徒刑，1人判处7年有期徒刑，还有另外3人或病死或发疯。

1948年12月22日，7名被判处绞刑的甲级战犯在东京草巢鸭监狱被行刑。之后盟军将其骨灰抛入太平洋，而在场的日本辩护律师偷偷将一部分骨灰转移了出来。

1978 年1 0 月1 7 日，靖国神社在「秋祭」时，正式将1 4 名甲级战犯的亡灵放进神社，其中还包括后来又去世的一些甲级战犯。

为保密起见，这场仪式连家属都没有通知。直到1979 年4 月1 9日，媒体才披露此事。

将甲级战犯供进连天皇都曾常去参拜的靖国神社，将他们封为「神」，这无疑是在曾经受侵略的民众伤口上撒盐，也难怪中国人此后会对参拜靖国神社感到如此敏感了。

要知道，在靖国神社里，南京大屠杀是被称为「南京事件」的。迫于国际舆论压力，1978之后，日本天皇也再未参拜过靖国神社。

在东京审判进行的同时，中国南京也成立了「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1946年8月1日，松井石根的副手、南京大屠杀的直接缔造者谷寿夫，作为乙级战犯被引渡至中国。

谷寿夫是日军第六师团中将师团长，1937年12月，他率第六师团攻破中华门，突入南京城。入城后，他对手下宣布「解除军纪三天」，正是他的这一句话，整个南京城顿时变成了一座炼狱。

之前在日本海军大学讲授陆战术时，谷寿夫还曾无耻地强调：「作战时的掠夺、强盗、强奸是保持士气的重要手段」。然而被捕后，这位陆军中将之前的趾高气昂顷刻间荡然无存。

在后来的庭审中，谷寿夫也是百般抵赖，他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奉天皇的命令向中国作战，交战双方都要死人，我深表遗憾。至于说我的部属屠杀南京平民，则是没有的事。」

直到「京字第一号证据」被呈上法庭，那些触目惊心的照片是无数亡魂无声的痛诉。

1947年3月10日，南京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宣布，谷寿夫在作战期间，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强奸、抢劫、破坏财产，处死刑。

1947年4月26日中午，谷寿夫被押往雨花台刑场，执行枪决。那天，南京城万人空巷。

几个月后，曾进行百人斩竞赛、如今已在家乡做起小买卖的野田毅和向井敏明，被驻日盟军的国际宪兵逮捕归案。1947年12月18日，野田和向井也在南京被判处死刑。　　

1948年1月28日正午12时，两人被押赴南京雨花台刑场，执行枪决。

对恶魔的清算虽然结束了，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争议，这才刚刚开始。

争议的背后

二战结束后的很多年里，中日两国都埋头国内重建与复兴，南京大屠杀这样特殊的历史事件并没有成为争议性的政治议题。

直到70年代，单纯以意识形态划分东西方阵营的世界格局开始出现松动，日本国内，对过去战争时期发生的人间惨剧，才有了更多的议论。

1973年，日本作家铃木明出版了《南京大屠杀之幻》一书，书中对记录南京大屠杀的不少史料加以辩驳，此书算是为「南京大屠杀否定派」打开了先河。

1984年，日本右翼学者田中正明又推出了《虚构的南京虐杀》一书，直接断言南京大屠杀根本是虚构出来的历史事件。

1994年5月初， 日本法务大臣永野茂门在会见记者时说：「我现在仍认为，把太平洋战争定性为侵略战争是错误的。

日本将被打垮，为了生存才干了起来，而且是真心想解放殖民地，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若说那是侵略战争，虽然也不妨那么说，但是日本既不想把那里变成日本的领土，也没有占领那个地方。”

2003年4月，野田、向井两名进行百人斩的战犯的家属，甚至把最初报道该事件的《东京日日新闻》，现称《每日新闻》，告上了法庭。

说所谓的「百人斩」不过是两个士兵向记者吹嘘的一个故事，并没有真实发生。《日日新闻》对此事件进行了夸大报道，目的是提升日本士兵的士气。

该案经过两年的审理，2005年以野田、向井的家属败诉而告终。

不过在日本国内，并不是所有人都对南京大屠杀保持着否定态度的。日本著名记者本多胜一就曾因支持「屠杀确实发生过」，而被冠以卖国贼的名号。

1971年8月，日本《朝日新闻》开始连载本多胜一的长篇报道《中国之旅》，报道中有很多本多胜一走访中国时，对战争受害者的采访，以及一些他自己拍摄的照片和他人提供的旧照。

本多胜一的《中国之旅》专栏开始连载后，一度引发日本舆论轰动，不少当时参与侵华战争的日本士兵甚至纷纷投稿，把自己的经历和亲见亲闻公布了出来，东史郎就是其中之一。

他把南京大屠杀中日军的暴行都记录在了自己的《阵中日记》里，战后几十年来，他不断反省罪行，并于1987年公布了《阵中日记》。

为此，东史郎一度遭到了日本右翼势力的围攻。1993年，日记涉及到的东史郎原分队队长桥本光治，以日记中的内容不实，有损他的名誉为由，要求东史郎登报道歉，并赔偿200万日元。

遗憾的是，该案经过数次审理，最终以东史郎败诉而告终。

1965年至1997年，日本还发生了震惊社会的「家永教科书诉讼」。

起因是东京教育大学名誉教授家永三郎在1952年编写的历史教科书《日本新史》因叙述史实较为客观、公正，在二战后一直被日本高中广泛采用。

然而到了 1962 年, 日本文部省却宣布该教科书审定不合格,要求修改290处内容，其中就包括将「侵略」中国，改为「进出」中国；将南京大屠杀是「有组织进行的」，这样描述删除；将关于731部队人体实验的内容全部删除。

家永三郎无法接受对历史不真实的描述，以文部省对教科书的审定违宪、违法为由，三次提起诉讼，历时32年。

第一次和第二次完全以败诉而告终。1997年8月，日本最高法院对此案作出了终审判决。

认定文部省做出的「南京大屠杀」、「七三一部队」等4处审定意见为违法。家永三郎终于取得了部分胜利。

其实「南京大屠杀真实发生过」这点，在国际上早已达成了共识，毋庸置疑，种种人证物证是无法被推翻的。

曾经有这样一张图在全网刷屏：两个同龄的中国女孩,一个在1937年的南京废墟中逃难时逃掉了鞋子,一个在今天繁华的南京,穿着温暖的羽绒服和靴子。

她们伸手相望,一行字是:「那年乱世如麻,愿你们来世拥有锦绣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