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路：白鸟库吉鼓吹“南北对立”意欲何为？

19世纪末，日本开启对亚洲大陆的殖民侵略活动，为之摇旗呐喊 的“东洋史学”也随之兴起。领军人物之一白鸟库吉提出“南北对立” 论，将中国大体按长城沿线分为南北两部分，南部为汉人建立的“支那”，北部由匈奴、月氏等占据，汉人与北方民族的对立冲突是历史主旋律。该观点将中国强行肢解为两部分，配合日本对东北亚地区，尤其是中国和朝鲜的侵略扩张。

肢解历史中国

在白鸟库吉的“南北对立”论中，中国古代的民族关系表现为北方民族和汉族之间的冲突与对抗。早在1900 年“东洋史学”刚刚兴起之时，白鸟库吉就在《中国北部古民族种类考证》 一文中将匈奴、东 胡、鲜卑、乌桓等北方民族称为“北狄”，与所谓汉人建立的“中国” 对立，认为从汉朝至清朝的漫长历史中，“两个人种之间呈现的敌对关系是没有变化的”，并且“北狄”是“在中国不断变迁发展的过程中，直接或间接给予影响的势力”。

此后，白鸟库吉又将“北狄”细分为位于中国东北及西伯利亚地区的“通古斯种”（包括女真、满族）、位于长城以北的“蒙古种”（蒙 古族）和位于西域、中亚一带的“突厥种”（包括匈奴、突厥、回鹘 等），并认为契丹和鲜卑属于“杂种”。他将这些民族的性格定义为 “武”，将汉族的民族性格视为“文”，认为二者以长城为界不断发生政治与文化冲突。 1926 年，白鸟库吉发表《关于东洋史中的南北对立》 一文，正式提出“南北对立”论：“这些年我提出一个看法，决定今日东洋史发展一贯大势的根本因素，就是南北两大势力的对立。在古代是以汉族为代表的南方势力，与统称为‘北狄’的北方势力，两者一兴一废、一张一弛，循环往复，带动了周边势力的离合与集散，成为东洋史发展的主轴。”白鸟库吉片面将民族冲突视为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主线，无视中国古代王朝的“大一统”传统，更忽视各民族交流融合的历史事实。

实际上，尽管不同民族政权之间的冲突客观存在，但在“大一统” 观念影响下，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政权认知，逐渐统合于“中国”认同之下，并非“各自为政”。在汉代，匈奴虽未明言“中国”认同，但其政权认同已经超越北方草原地区，囊括中原地区。南北朝时期，鲜卑各部放弃建立草原政权的努力，转而南下建立中原式政权。至北魏孝文帝，更是更定“水德”，并进行全面改革，其正统性得到汉族士人广泛认可。

其后，辽、金、元、清等由北方民族建立的王朝，无不自承“中国”正统，认为自身是中国朝代更迭的组成部分。如辽朝继承五代石晋之“金德”，以“水德”自居。金朝时，金章宗曾组织关于应继承 哪个王朝正统的讨论，最终决定“更定德运为土”，“以继亡宋火行之 绝”。宋亡之后，历朝未再定德运。但元朝文臣中与民间向有元为“水 德”的说法流传，并且官方层面以“复线正统观”视辽、宋、金三朝 皆为正统，形成超越传统正统观的“中华一统”思想。清朝则继承明 朝正统，将自身列入中国正统谱系。上述现象正是“中国”认同逐渐巩固的直接反映。“南北对立”论无视各民族共同参与建构“中国”认同的历史事实，本质上是对历史中国的肢解。

分裂中华民族

白鸟库吉将北方民族的性格定性为“武”，并非单纯赞誉，而是将之视为野蛮的象征，认为北方民族是“不知怜悯他人，只依靠武力的武士”。与之相比，他认为汉文明像“沙漠中的绿洲，又像万绿丛中的一朵花”，在文明发展水平上占据优势。因此，在白鸟库吉笔下，南、 北两大民族势力之间的冲突是“文明”与“野蛮”的对抗。此观念曲解中国古代各民族文化的特征，无视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共建中华文化的历史进程，将中华民族简单粗暴地进行二元割裂。

在此基础上，白鸟库吉又提出“中国文明停滞”的观点。他认为，尽管汉民族文化发展水平更高，但其“国性”的根本特征是“保守固陋”，断言“汉民族保守的倾向是戎狄造成的”。理由是，面对北方民族的进攻，为了不丧失自身的固有特性和文化传统，汉族必须千方百计地保存传统文化，北方民族进攻越激烈、越频繁，保守主义倾向就越明显，汉民族故步自封的趋势就越鲜明。而北方民族在南下的过程中，又会被汉民族所同化，“感染了汉民族的命运观和懒惰柔弱的风气”，逐渐变得软弱无能。而汉民族在对抗的过程中，由于文化优势产生“尊大”风气，傲慢地蔑视其他民族，助长了保守与落后性。白鸟库吉进而断言：中华文明在“南北对抗”中陷入停滞，“四千年来都是如此”，这也是中国在近代走向衰败的根本原因。

白鸟库吉的观察视角基于近代西方民族理论，关注人群内部的血缘纽带和不同生活空间所带来的文化冲突，强调不同人群的异质性， 不适用于分析中国古代的民族关系。中国古代各民族虽然在生活地域和风俗习惯上存在差异，但没有形成片面强调人我之异的民族认知。 历史上，北方各民族往往通过对祖先的追认，逐渐形成与华夏族群共 同的祖先追忆，最终形成中华民族认同，例如《史记》记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十六国时期，匈奴祖述夏后氏，慕容鲜卑祖述有熊氏或高辛氏，羌人祖述有虞氏，氐人祖述吕望，北魏时期拓跋 鲜卑祖述黄帝，北周时宇文鲜卑祖述炎帝神农氏，均展现“华夷共祖” 的认识。中原虽然存在“华夷之辨”思想，但其核心在文野分际，而非地域人群。春秋时期，孔子即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又云“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表现出鲜明的以文化区别人群的 意识，因此方有后世韩愈“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之语。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融才是中华民族发展 的原生动力。

虽然各民族政权之间冲突时有发生，但是各民族深度交融、共同建构中国认同，才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发展的主旋律。“南北对立”论 以对立视角考察中国古代民族关系，陷入片面关注各民族之间“对抗” 的窠臼，没有触及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本质。

服务日本侵略扩张

“南北对立”论以“对抗”与“冲突”视角观察中国古代民族关系，不可避免地滑向对中国历史上两个“一体”的解构：先以“南北” 两大民族势力二元对抗解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进而解构历史中国 以及历史上各民族政权之间的政治一体。

在日本侵略亚洲大陆的背景下，“南北对立”论的政治色彩愈加浓厚，逐步发展为一套系统的殖民侵略理论。白鸟库吉首先将“南北对立”、“文明停滞”视为亚洲大陆乃至世界历史的普遍规律，而日本却超脱其外。他认为，从地理角度看，日本是岛国，与亚洲大陆没有地理接触且距离较近，既没受到“南北对抗”的影响，又可以近距离吸收大陆优秀文化。而且，日本人是与朝鲜人、蒙古人、“满洲人”、土耳其人、匈牙利人一样的“乌拉尔 ·阿尔泰种”，继承了这些北方民族勇敢尚武的优良品质，但又没有被汉族同化，因而并没有保守性，所以日本人具有“特殊的血统上的美质”。日本“在与西洋文明接触之前，就已经具有了成为亚细亚唯一文明国的资格”，这就是所谓的“日本优越”论或“日本特殊”论。白鸟库吉进一步断言，20 世纪初期亚洲“发生的种种国际问题及其纷争，基本上都与亚洲范围内英国与俄 国的南北对立有关”，而中华文明陷入“停滞”后，“优越”的日本理应肩负起解决国际纷争的“职责”。他认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与历史上匈奴、月氏等向西方迁徙的性质相同，属于东西方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即所谓“东西交涉”。因此，对于中国来说，“日本并不是征服者，而是组织者，那是日本的义务，也是日本的权利”。白鸟库吉甚至妄言，“东亚如果没有日本强大的势力，中国和蒙古一定会在英国和俄国的苛刻压迫下走向灭亡的道路，定会成为南北势力争霸纠葛之地”。

七七事变后， 白鸟库吉更是迫不及待地宣称，“日本国民兼具亚洲北方民族的长处即‘武’和南方民族的特征即‘文’。不言而喻的是， 这样文武兼备的卓越国民，一旦得之时运，便可以展开划时代的伟大活动。日清战争后日本民族向大陆的发展，特别是这次的支那事变， 就是最为显著的体现”。可见，他的真正目的是把日本对亚洲大陆的野蛮侵略，粉饰为将“文武兼备”的“优越”日本民族文化传播到亚洲 大陆的“伟大活动”，其为殖民扩张服务的动机昭然若揭。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南北对立”论在日本学界的影响力并未随战争结束而消散，其与魏特夫“征服王朝”论相结合，衍生出一系列相关学说——如江上波夫的“骑马民族征服王朝”论，田村实造、 岛田正郎等人的“北亚史”研究，以及森安孝夫、杉山正明等人的 “中央欧亚史”研究等。对于这类鼓吹“汉”与“非汉”人群二元划分和中国南北文化对立的思潮，我们需要时刻保持警惕。

来源：《历史评论》2025 年第 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