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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如PD-1及其PD-L1的单克隆抗体在癌症治疗中取得显著的临床成功，但总体响应率有限，不足 30%，表明肿瘤微环境存在其他免疫逃逸机制。肿瘤微环境的免疫抑制机制复杂多样，包括免疫细胞浸润不足、免疫抑制分子上调等。目前，针对 T 细胞功能调节的免疫治疗手段仍不完善，新的免疫检查点分子及其作用机制尚未被充分挖掘。

2025年5月，Nature cancer杂志发表题为PILRα on tumor cells interacts with the T cell surface protein CD99 to suppress antitumor immunity的研究论文，探讨肿瘤微环境中PILRα在肿瘤免疫抑制中的作用及其成药性。作为肿瘤免疫领域的重要发现，该研究通过多组学分析、分子机制解析和临床前验证，为克服当前PD-1/PD-L1抑制剂响应率低的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免疫检查点阻断疗法的局限性主要源于肿瘤微环境中存在多种免疫逃逸机制：①免疫抑制分子网络的复杂性。除PD-1/PD-L1外，TIM-3、LAG3、VISTA等分子共同构成免疫抑制网络；② T 细胞耗竭：肿瘤浸润淋巴细胞功能受多种因素抑制，包括调节性 T 细胞、肿瘤相关巨噬细胞等；③肿瘤异质性：不同肿瘤类型对免疫治疗响应差异显著，如胶质母细胞瘤(GBM)等"冷肿瘤"几乎无响应。核心科学问题：是否存在新的免疫检查点分子参与肿瘤免疫逃逸？其分子机制如何？能否成为联合治疗的靶点？

研究团队基于前期发现，利用CAR-T治疗诱导的肿瘤细胞转录组变化作为筛选模型，系统寻找新的免疫调节分子。通过UALCAN数据库分析10种癌症类型中 PILRα的肿瘤表达谱（图8a），发现TNBC(3.5倍)、胆管癌(CHOL)、食管癌(ESCA)、GBM等中显著高表达；在正常组织中普遍低表达，提示靶向安全性可能较好。临床预后意义（图8b），Kaplan-Meier分析显示，在TNBC(HR=1.45)、ESCA、GBM、肾透明细胞癌(KIRC)和胃癌(STAD)中，高PILRα表达与总生存期缩短显著相关潜在治疗人群。约50%的TNBC和GBM患者呈高表达，可能从靶向治疗中获益。免疫浸润分析（图8c），TIMER数据库揭示重要免疫特征：PILRα表达与CD8+和CD4+ T 细胞浸润呈显著负相关（TNBC中r=-0.23, p=0.002）免疫排斥表型。

扩展数据还显示，PILRα与PD-1 (r=0.34)、CTLA-4 (r=0.41)、TIM-3 (r=0.38)等免疫检查点分子的表达正相关，提示协同阻断的治疗潜力CD99的独立预后价值：在TNBC、KIRC等癌症中，CD99高表达同样预示不良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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