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他从副总理被撸成普通工人，事后反倒安慰妻子：我心里有数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鲁迅先生的这句话，哪怕是到了如今，也还是不免让人动容。今天，咱们就一起走进近代历史，认识一位“埋头苦干”的好干部，孙健。

如今说到这个名字，可能许多人都会感到有些陌生，不过，他的人生经历，那可是十分传奇。

1936年，孙健出生在河北定兴的一个庄稼院。那会儿正是兵荒马乱的时候，日本人的炮声隔三差五就能听见，家里的日子更是过得紧巴巴的，别说吃饱饭，家里能不断粮就不错了。

从小，孙健就跟着爹娘下地，割草、拾柴、喂牲口，啥苦活都干过，也在这样的苦日子里练就了一副能扛事的身板和踏实劲儿。

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党的领导下，孙健家的日子才算有了盼头。1951年，刚满15岁的他听说天津内燃机厂招学徒，揣着娘给的几块干粮就上了路。

那时候的火车慢得很，晃悠了大半天才到天津，出了车站，看着满街的厂房和机器，他心里又紧张又兴奋，这是他第一次离开老家，也是第一次离“工人”这个光荣的身份这么近。

进了厂，孙健被分到了翻砂组。翻砂可不是轻松活，整天跟黄泥、铁水打交道，手上、脸上总沾着黑黢黢的泥巴，工友们也常常开玩笑叫他“泥巴手”，他也不恼，嘿嘿一笑就埋头苦干。那时候学徒工的工资低，他省吃俭用，大部分都寄回家里给爹娘，自己就靠着窝头咸菜过日子。

别人下班了要么去看电影，要么凑在一起聊天，孙健却总留在车间里。老师傅们干活，他就蹲在旁边看，手里拿着个小本子记笔记，遇到不懂的就问，有时候问得多了，老师傅们脾气上来说他两句，他也不生气，道了歉就接着看。

有回厂里赶制一批零件，炉口温度太高，没人愿意守着，还是孙健主动站出来：“我年轻，有精神，我来！”他守在炉边整整一夜，眼睛盯着炉火不敢眨，直到零件顺利浇铸完成，他的脸被烤得通红，身上的衣服都被汗水浸透了。

就凭着这股子老老实实的“笨”劲儿，孙健的技术进步飞快。7年时间里，他的工资也涨了些，虽然不算多，但他负责的铸型交验合格率，年年都是全车间第一。

1958年，厂里要攻关万吨压缩机，这在当时是个大难题，又是孙健主动请缨加入攻关小组，熬夜画图、反复试验，额头上的汗珠大颗大颗砸在土纸上，他嘴里还乐呵呵地说：“炉火翻花就像在唱戏，多热闹！”

1960年，厂里要调人去技术科，领导最先想到的就是孙健。有人说他文化水平不高，去技术科不合适，可厂长平日里早就把他的努力看在眼里，只说：“孙健脑子活，肯钻研，比那些只会啃书本的强！”到了技术科，孙健就更拼了，白天跟着工程师学设计，晚上就抱着专业书啃，有时候看到半夜，宿舍的灯总亮到最晚。

没过多久，他又被破格提拔为车间主任。那时候车间里老工人多，有人不服气，觉得一个“毛头小子”凭啥管他们。孙健也不跟他们争，每天总是第一个到车间，最后一个走，脏活累活抢着干，遇到问题就跟大家一起商量。

有回车间的机器坏了，维修师傅一时修不好，孙健蹲在机器旁琢磨了半天，靠着平时积累的经验，竟然真让他找到了毛病，很快就修好了。从那以后，车间里的人都服了他，知道这人不光踏实，还有真本事。

后来，孙健又当上了厂里的党委书记。有人问老工段长，孙健没读过多少书，也不会写漂亮材料，为啥能当书记？老工段长笑着摇头：“他写的字不像别人那样花里胡哨，就像他浇铸的铸件，一笔一划都实在，办事也一样，让人放心。”

1966年以后，特殊时期开始了，不少知识分子和老干部受到冲击，工人出身的干部却成了“香饽饽”。孙健根正苗红，又有能力，很快被调到了天津市生产指挥部。

那时候他家里的情况还很困难，父亲病重，老家的房子漏雨，妻子带着孩子在乡下受苦。调查组去他家考察，看了之后心里不是滋味，当场说要给他解决家属就业，还分套新房。可孙健却拒绝了：“政策照顾我是好事，但我不能让老乡们觉得我当了官就沾光。”

最后，他把新房名额让给了家里更困难的老会计，自己还是让妻子在乡下待着。

1968年，天津市革委会缺个副主任，要求既懂生产又有群众基础，孙健又成了最佳人选。他到任后，从没搞过什么“形式主义”，天天往工厂跑，了解生产情况，解决实际问题。

1971年，周总理到天津调研，孙健负责汇报工业生产情况。他没念稿子，张口就来，每个工厂的产量、每个车间的问题都记得清清楚楚，数字也都准确得很。周总理听完，对身边的人说：“这小伙子不错，是个干实事的料。”

1973年，第四届全国人大召开，孙健和陈永贵一起被提名为国务院副总理。消息传到天津，厂里的老工友们都不敢相信，当年那个“泥巴手”，竟然当上副总理了！可孙健自己却没觉得有多风光，到了北京，他还是一如既往地朴实：“我就是个学徒，在国务院顶多算个实习生。”

他住的是旧招待所，屋里没什么像样的家具，吃饭常常都是自带的馒头咸菜。有回同楼的人看到他在小院里拎着铲子种地，忍不住问：“孙副总理，要不要帮忙？”孙健抹了把汗，笑着说：“别叫我副总理，听着别扭，叫我老孙就行，我就是种点青菜，给大伙添点伙食。”

那时候他负责工业和交通，经常下基层调研。每次到基层调研的时候，从不搞前呼后拥，有时候就骑着自行车去工厂，跟工人一起在食堂吃饭，听他们说心里话。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全国开始整顿干部队伍。

1978年春天，孙健正在外地考察工业生产，突然就接到了中央的通知：停职检查，随后下放回天津机械厂劳动锻炼。

接到通知的那天，孙健很平静，没有抱怨，也没有慌乱。他唯一的要求，就是想见妻子一面。那天晚上，北京火车站的候车室里，人来人往，嘈杂得很。夫妻俩面对面说话，妻子的眼睛红红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想说什么却又迟迟不张口。

孙健明白，这是怕他想不开。他紧紧握着妻子的手，语气还是那么平稳：“你别担心，我心里有数，绝不糊涂。我向你保证，第一，我不会自杀，我还得看着孩子长大；第二，你要相信现在的政策，别听外面的闲言碎语；第三，你好好管好孩子，等我稳定了就接你们过来。”

说完，他从口袋里掏出仅剩的几百块钱，塞进妻子手里，那是他当时所有的生活费。

回到天津机械厂，孙健穿上了熟悉的蓝色工装，拿起了久违的工具，被安排在大型车床旁学习镗孔。刚开始，工友们都很拘谨，不敢跟他说话，有人偷偷打量他，想看看这个“前副总理”会不会摆架子。

可没过几天，大家就发现，孙健还是跟以前没什么两样，依旧干活麻利，不挑肥拣瘦，遇到年轻人不会操作，还主动上前指点一二。

有回车间里的机床出了故障，几个老工人琢磨了半天也没修好，孙健走过去，围着机床转了两圈，又仔细看了看图纸，然后拿起扳手拧了几下，机床竟然又转了起来。工友们都惊呆了，孙健却笑着说：“以前在厂里学过点，不算啥。”

重新当工人的日子，孙健过得更踏实了。每天早上按时上班，晚上按时下班，累了一天，倒头就能睡着，以前在国务院当副总理时，他总担心工作出问题，经常失眠，现在这个毛病反倒好了。有工友问他会不会觉得可惜，他还打趣：“人一累，觉就甜，再不用熬夜批文件喽！”

那时候机械厂的工资不高，孙健的工资条跟普通工人差不多，就多了点车贴。有人问他：“您以前是副总理，现在拿这么点工资，不觉得亏吗？”孙健笑着说：“同样流汗，同样拿钱，这样讲话才有底气。我本来就是工人，现在回来，挺好。”

这话可不是说说而已，孙健真的将自己的精力都放在工作上，依旧任劳任怨、埋头苦干。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什么叫做

“我是人民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