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功爵制是秦国商鞅变法的重要内容之一。与其他六国相比,秦国的军功爵制推行更为彻底。
庶人之有爵禄,非升平之兴,盖自战国始也。
商鞅变法后,当官必须有爵,无爵不能当官。在这种形势下,秦国闲散旧贵族便与权力中心无缘,满朝大臣都是有功之人。
不少人认为军功爵制可以让人才能够脱颖而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有机会实现阶层跃迁。
而商鞅变法由此深刻地改变了秦国的社会格局,让一批草根迅速因军功而成长为新贵,他们拥护商鞅变法,促使商鞅变法不会因商鞅之死而人亡政息。
这种说法不禁让人感到疑惑:吴起改革也有六七年时间,但是旧贵族一个反扑就彻底熄火。
仅仅用十几年时间,商鞅培育起的新兴势力就真的足以与旧贵族相抗衡吗?
真的是新兴的军功阶层改变了秦国吗?
事实上,军功爵制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公正和完美。
它有一些条款的限制。比如军功爵制中有一条规定:
吏民爵不得过公乘。
公乘是第八级爵位。可商鞅变法设爵位十八级,秦君称王后,爵位增为二十级。
所以普通老百姓很难实现由士兵到将军的跨越。
那么究竟是哪些人靠着商鞅变法成为新贵,持续推行改革,最终改变了秦国?
事实上,商鞅变并非新建了一个阶级,而是在旧贵族、宗族成员、老改革派和客卿之间进行了巧妙的平衡,从而为改革顺利实施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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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崛起
在秦国的名将中,少有逆袭秦人的身影。
白起,是楚平王太子芈建的嫡系后裔,以“善用兵”闻名,所以得到魏冉的举荐。
可若仅是平民恐怕难以得到魏冉的热心帮助。并且养家糊口的平民,根本就不会钻研兵法这种屠龙术。
蒙恬,祖籍齐国蒙山,其祖父蒙骜由齐国去投靠秦昭王,领军攻打韩、赵,累官至“上卿”。
王翦,虽然也没人提及其出身,但他少年时就喜欢军事,侍奉秦始皇。
平民要想靠军功爵制成为贵族,实在是太难了。
因为按照商鞅的规定:
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一除庶子一人,乃得人兵官之吏。
但这个爵首可不是普通人的首级,对方得要有爵位才能算数,否则就是白忙活一场。
而普通士兵在军队之中各司其职,哪有这么多机会能够接近并斩杀敌军中拥有爵位的军官呢?
并且为了避免出现秦军士兵一窝蜂上前抢夺敌军军官人头,导致秦军出现不战自乱的情况,秦军还对最小的单位“伍”有特别规定:
五人为伍,一人逃而斩其四人。
普通士兵不敢随便离开自己的位置,一旦离开了找不到人,同伴就得死。
那能怎么办?也只能默默等待好运降临到自己身上。
就算运气好,能够拿到四颗爵首,升至不更,担任屯长等基层指挥职务,则又有了更为严苛的奖惩制度。
五人一屯长,百人一将。其战,百将、屯长不得斩首;得三十三首以上,盈论,百将、屯长皆赐爵一级。
也就是说作为基层指挥军官的百将、屯长,因为要负责指挥而没法抢首级,那么就得指挥手下拿到33个首级才算合格,战后才能勉强提升一级爵位。
而如果战斗不胜或者达不到合格标准,则还会降级。
那就算一个士兵能够拿甲首拿到手软,当上军官后搞指挥也战无不胜,是不是就能够一直升迁上去,直到成功登顶,拿到二十级彻侯的爵位,成为一方诸侯呢?
那可就想多了。因为平民升到第八级就到头了。
吏民爵不得过公乘。
如果功绩超过了也行,多余的就转给兄弟子侄去吧。
所以军功爵制不可能为秦国培育起一个军功阶层,也不可能指望靠军功阶层来巩固改革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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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的葫芦里到底装着什么药?
那商鞅变法,究竟让哪些人逆袭了呢?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就得从秦献公改革开始了解。
此前秦国被魏国抢走了河西之地,秦惠公率50万秦军想将其夺回来,没想到竟然被吴起率领5万魏军打得大败,秦惠公气得一命归西。
秦国人痛定思痛,发现魏国之所以突然变这么猛,关键原因在于其搞了李悝变法。
于是秦献公即位后便试图效仿魏国进行改革。改革就是改变过去的游戏规则,除旧布新自然就会触及旧贵族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反对。
即位不久的秦献公根基不牢,他自然没法跟国都雍城的旧贵族硬刚。这些旧贵族势力太大,他们往往一言不合就搞叛乱,废掉秦献公和他的改革。
于是秦献公想了另一个办法:迁都。通过迁都来离旧贵族们远一点。
公元前383年,秦献公把都城从雍城迁到栎阳。
通过迁都,秦献公就能够打造一片属于他的新天地。当然也没说旧贵族不能去栎阳,但如果旧贵族到了栎阳,他们在当地没有田宅土地,便等于失去了人力、资金的来源,便失去了反对秦献公的实力。所以他们只能老老实实在雍城呆着。
栎阳是秦献公建筑的都城,是新兴势力的中心;雍城是秦国的旧都,是旧贵族保守势力的中心。
于是秦献公的所有改革均绕过雍城,在雍城以外的地方尤其是栎阳实施。栎阳得到了政策和资源的倾斜,迅速赶超了雍城。
雍城的旧贵族们日益被边缘化,实力越来越弱。
既然是完全没有旧贵族参与的全新改革,那么总会有受益者吧?不然谁会来支持秦献公并协助其推进改革呢?
收获改革第一桶金的人,史料上并没有明确记载。那说明这些早期的改革受益者,要么是规模极其有限,要么是实力还上不了台面,要么是两者兼而有之。
大致可以推断有三种人:一部分是在秦献公即位之前就开始跟随他的心腹;一部分是宗族成员,包括血亲和外戚等;还有一部分是坚定的改革者。
到秦昭襄王即位之初,能够形成以魏冉为首的外戚“四贵”,肯定离不开从秦献公时期就开始的重用。
而商鞅变法之所以能够得以推行,也得益于秦献公时期的老改革派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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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公变法
秦孝公即位时决定继续做大改革的蛋糕。
但此时仅仅靠一些心腹和宗族成员肯定就有点人手不足了。秦孝公想到了找外援,他发布了著名的《求贤令》。
这篇小作文写得是颇有格局,尤其是最后一句,更是令保守派大呼辣眼睛,让改革派拍手称快:
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只要是能给秦孝公干事的,一律给官、给地!这一下就给出了贵族待遇。
放眼六国,也只有秦国敢这么干。
那么招聘主要针对什么人呢?宾客群臣。
群臣前面在秦献公时代已经有所作为,现在都是发挥余热了。那么重点就是前面的“宾客”。
所谓“宾客”,指的就是从六国而来的能人志士。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客卿。
于是真正改革的参与者和受益者才算正式登场了。
运用客卿的好处显而易见,他们来时都是身无分文心忧天下的热血小年轻,家中无房也无田,手上没桨全靠浪。这些人在秦国无亲无故,重用他们根本不用担心尾大不掉的问题。
而正是因为秦孝公给官给地,才吸引他们选择到秦国落户,踏踏实实为秦国谋发展。
这些有能力没根基要求还不高的年轻人,不就是秦孝公心心念念的天选打工人吗?
秦孝公干脆继续扩大招收规模,花小钱办大事,何乐而不为呢?
而魏国商鞅就是在听闻秦孝公的求贤令后,才带着他的改革方案投奔了秦国。
于是一个属于改革者,属于客卿的新时代来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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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功爵制
看到这里,大家或许就能明白商鞅变法的用意之所在了。
秦献公、秦孝公父子一门心思要把改革进行到底,除了实现富国强兵之外,更重要的需求便是为了强化君主集权,摆脱旧贵族的控制。
那么现在秦孝公手头,主要就是外戚和客卿这两大股势力。
外戚和客卿,都没有根基,都得高度依赖君主的权力,所以秦王可以放心任用他们。
通过这两股势力的发展壮大,秦王就能够战胜旧贵族,夺回真正属于他的权力。
这种指导思想,可以从秦孝公之子,车裂商鞅的秦惠文王的做法中看到明显的痕迹。
秦惠文王不仅重用宗族成员嬴华、公子疾,还重用了大量的外籍能臣。诸如公孙衍、张仪、魏章等魏人都能为他所用。
经过秦惠文王的发展之后,秦昭襄王才最终掌控了整个秦国,强势完成了秦王的第一轮集权。
所以商鞅变法以及军功爵制,其本质是给了秦国宗族成员和客卿一个顺畅的上升通道。
打仗这件事,本就是资源和人才的比拼。在秦王的格外重用下,宗族成员和客卿显然能够更容易地拿到独一无二的优质资源,配上能谋善断的顶尖人才,然后很容易就得到参与重大战役的机会,要打几场大胜仗,根本不在话下。
而那些旧贵族们,拿不到资源和人才,在战场上凭什么赢?按照军功爵制的要求,作战被打败或者战绩达不到要求,爵位就会被降级。
正是靠着军功爵制的帮助,秦王得以削弱了旧贵族势力,扶持起了依附秦王的宗族和客卿势力,从而完成了君主集权的第一步,大秦帝国逐步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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