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是关丽媛,榆阳法院的一名法官,拿到司小军(化名)诉何磊(化名)、曹云(化名)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这起案子时,我先仔细翻阅了卷宗,那一串串冰冷的赔偿项目数字背后,是两个家庭的破碎与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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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到小梅,是她来法院提交材料的时候。小姑娘身形单薄,眼睛红红的,却努力挺直脊背,一字一句陈述着父亲的伤情和家里的情况。她说爸爸是家里的顶梁柱,妈妈走得早,就剩她和爸爸相依为命,现在爸爸躺在医院,后续的治疗和生活都没了着落。看着她强忍着泪水的模样,我心里一阵发酸,暗下决心,一定要把这个案子调解好,给这对孤儿寡母一个交代。
第一次调解,我把原被告双方都叫到了调解室。何磊搓着手,反复强调自己是打工的,没什么钱,出了这事也很愧疚,但实在拿不出太多赔偿款。曹云则坐在一旁,语气平淡地表示自己是雇主,车辆有保险,何磊负全责,自己不该承担主要责任。小梅坐在我旁边,低着头,手指紧紧攥着衣角,一言不发,可我能感受到她的紧张与无助。我耐着性子,给他们分析法律条文,讲事故责任认定,说小梅家的困境,可双方各执一词,第一次调解最终不欢而散。
走出调解室,小梅追上我,小声问:“法官阿姨,我爸爸的赔偿,能要回来吗?”我看着她满是期盼的眼睛,用力点了点头:“孩子,你放心,阿姨会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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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调解,我单独找何磊聊。从他的只言片语中,我了解到他家里也不宽裕,还有老人要赡养。我跟他聊生活的不易,聊小梅和她父亲的艰难处境,“小何啊,你也是为人子女,要是你家遇到这样的事,你希望对方怎么做?”何磊沉默了很久,最后红着眼眶说:“关法官,我知道错了,我尽量再凑点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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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调解,我把目标放在了曹云身上。我给他详细解释雇主对雇员职务行为造成损害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又拿出小梅在医院照顾父亲、省吃俭用的照片给他看,“老曹,你看这孩子,才十几岁,就要担起一个家的重担,她爸爸还躺在医院等着钱治病呢。”曹云的表情渐渐有了变化,不再像之前那样强硬。
第四次调解,我把双方再次聚到一起,沟通各自的赔偿意愿。可到了具体金额上,双方还是谈不拢,调解再次陷入僵局。小梅在旁边,眼神里的光又黯淡了下去。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晚上回家都睡不着,一直在想还有什么办法能促成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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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调解,我提前做了充分准备,不仅整理了更详实的法律依据,还联系了小梅家所在社区,拿到了能证明她家困难情况的材料。调解时,我先让小梅讲了讲爸爸出事后家里的状况,小梅说着说着就哭了,“我就想我爸能好起来,能重新回家……”。何磊和曹云听着,脸上也露出了愧疚。我赶紧抓住时机,再次协调赔偿金额。这一次,或许是小梅的遭遇触动了他们,或许是我多次调解的执着让他们动容,何磊和曹云终于松口,同意了我提出的赔偿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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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听到曹云愿意赔偿13万元,何磊愿意赔偿2.2万元时,小梅猛地抬起头,眼里重新有了光亮,对着我和两位被告深深鞠了一躬。那一刻,我觉得之前所有的辛苦都值了。看着小梅拿着调解书,脚步轻快地离开法院,去医院告诉父亲这个好消息,我仿佛看到,那个曾被阴霾笼罩的家,正透进温暖的阳光。
审 核:郭玉婷
作 者:宋沅霖
编 辑:刘宇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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