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兵传（10）之清代苗弁制度“以苗制苗”的新高峰

【编者按】本文着重介绍古时苗人的尚武传统、军事社会的发展，及与中原王朝的交织互动的历史进程。在古代苗族社会组织“议榔”“款会”“丛会”民主制度的熏染下，形成“有族属”“无君长”的社会组织形式，提倡其崇尚自由的理念，故而与古代封建王朝的家天下皇权制度、中央集权制度相违背，在长期与中原王朝的交锋中养成了刚烈、不屈的性格，富有强烈的反抗、斗争精神。史书中曾说到“苗人刚恨轻生”，中原王朝面对无法直接统治其的局面时，便以拉拢羁縻的方式“听其自相君长，为王朝役使”，以达成“以蛮制蛮及蛮兵役使”。

康熙《皇舆全览图》之《贵州全图》（康熙年间，贵州面积较大的“生苗地”有两处，左边空白地带为黔南地区“生苗地”，右边空白地为黔东南地区“生苗地”）

苗疆生界化外之地，即无朝廷官府统治，也无土司管辖治理，内部以“议榔”“款会”“丛会”为社会组织结构，实行民主选举制度。以鼓主、会长为首掌握行政权，各峒主寨长为基层，自上而下的军政一体的管理制度。又设副鼓主、副会长，负责司法监督、人事管理等的内阁理事会掌握司法权，任期选举与鼓主、会长错开，两权牵制分立制，多鼓社为一联盟。每一届鼓主任期为十二年不得连任，被选举人要求品德高尚、见识多广、儿女双全、相貌端庄，离职后下一届鼓主也必须换成其他家族，并由内阁理事会负责选举事务，苗民参与投票。

明清时期主要较大鼓社款会，一有以台拱为中心的上下九股鼓社，鼓社（苗语Jangd niel）即一古老民主方邦联盟，以“议榔”为行政纪要，清代时期多次起义均为议榔活动所组织。二以龙里、贵定、惠水的东苗十三番（股）款会（苗语jangd ndrual），“股”、“枝”即苗族鼓社、款会单位的称呼，《黔南识略》亦载：“苗所住曰枝。”，明朝天顺年间已开辟。三以开阳、息烽、修文的乘西九股，燔庄砦上、中、下三股一百五十寨，八姑荡六股二百多寨，明末天启年间因参与水东土官宋万化反明而被开辟。四以普定的原十二枝，元时当地苗族、仡佬族常常反抗朝廷统治，明初洪武年间设西堡土司管治镇守，但效果甚微，明清时仍旧屡生事端，康熙年间以歇蛮无力而革除，同治年间水城六枝一带苗民义军曾在戛底枝将两万清军团练武装击败，俊戛枝今俊戛乡陇戛苗寨建有亚洲首座生态博物馆。其余有以长顺、紫云的山苗十三枝、今麻山地区的麻山九枝等。

《圣武记》记载其中生苗诸寨分布，自广顺、定番、镇宁生苗六百八十寨,镇宁、永宁、永丰、安顺生苗一千三百九十八寨,地方千余里直抵粤界。而以上下九股为中的苗疆腹地，据《改土归流疏》：亦载“苗疆四围几三千余里，千三百余寨，古州距其中，群寨环其外，左右清江可北达楚，右有都江可南通粵，蟠踞梗隔，遂成化外。”，以内古州为中心，共计一千三百余寨。

《方舆汇编》贵州全图中空白处苗疆腹地

清朝时期为彻底征服苗疆，于是实时准备了开辟苗疆的战争，以湘西生苗"王化之所不及，声教之所不通。”为由，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清朝廷遣清军攻打今凤凰东北处苗疆天星寨，征服一百一十六寨，分设东、西、南、北四汛，委任抚苗千总分防抚管，次年移沅州镇标官兵三千驻扎镇守镇筸。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清朝廷再次派遣满洲将领席尔达、贵州提督李述芳、广西提督张旺、镇筸总兵雷如等率黔、湘、桂及满洲兵正式开辟腊尔山生苗界，苗军不敌官兵后愿输粮为熟苗，清军收服三百余寨设乾州、凤凰二厅分治苗疆，次年又于黔东北今松桃正大营设理苗同知，镇守六里苗疆。雍正八年,巡抚赵恩、总兵周一德、辰永沅靖道兼副将王柔率兵开辟六里苗疆生苗界，收复二百二十五寨,设永绥厅同知治理苗疆。

雍正二年（1724年）九月，清朝廷遣贵州提督赵坤派官兵二千四百名征讨定番，围攻散干寨，十一月又率兵攻破康佐司白老虎寨。雍正四年（1726年）十月，新任云贵总督鄂尔泰以“云贵大患，无如苗蛮。”为由，是年五月遣贵州提督马会伯率官兵四千，及定番州属克把郎苗兵一百余名，平远州属熊家苗兵二百余名，定番十二土司土兵六百余名合计土兵一千名，征伐长寨、焦山、者贡、谷隆等地，收服苗众五百余户三千余口，设立长寨厅。

雍正五年（1727年）初，鄂尔泰遣贵州提督杨天纵率重兵征伐收复长寨克猛十四寨及定番州镇宁州接壤处宗地、巧马等八十七寨；其后又谕薛洪、于超、阿奈等苗目又招抚镇宁州化出等生苗寨共计四十七寨；次月，长寨参将宫禄又招抚得马头山等三十六寨。是年中，在清军重兵压境的攻势下，于是清军乘势招服广顺、定番、镇宁生苗六百八十寨，镇宁、永宁、永丰、安顺生苗一千三百九十八寨，地方千余里，直抵粤界,时为避免滋生事端，清朝廷下令“各省民人无故擅入苗地，及苗人无故擅入民地，均照例治罪。若往来贸易，必取具行户邻右保结，报官给照，令塘汛验放，始往。”。年底，遣提督杨天纵同湖广总督迈柱遣兵攻打黎平府属谬冲寨，而后又继续收服大小丹江拜克、克猛长寨、古羊一百四十五寨。

雍正六年(1728年)，清军攻破八寨、丹江，杨排、番仰诸苗寨皆，雍正七年（1729年）五月,清军攻下公鹅寨（原剑河县驻地），公鹅寨联合鸡摆尾、柳利、白索、白汉等二十余寨反击清军，五月，清军攻下公鹅寨（原剑河县驻地），清江诸苖寨亦平。七月, 张广泗又进兵古州（即今榕江），清江诸苖寨亦平。雍正八年（1730年）,先征伐古州来牛、定旦诸寨，后平老你、摇排、摇晒等寨，雍正十年（1732年），包利与白党等首领集上九股三十余寨，下九股四十三寨和高坡诸寨苗族举行“反筑城斗争”。雍正十一年三月，清廷遣提督哈元生征讨高坡苖，清军兵分六路，击败高坡苗，清廷在黔东南用兵八年，“开辟”生苗界两三千里，新设立了台拱（今台江）、清江（今剑河）、丹江（今雷山）、八寨（今丹寨）、都江（今三都）、古州（今榕江）六个厅，称之为“新疆六厅”。

贵州按察使张广泗开辟苗疆时收缴兵器铸为铁柱，铭文：“帝德光被,臣功显煜。八万古州,生苗帖服。镕干销戈,铁柱矗矗。表烈垂谟,载瞻载肃。”。

雍正十三年（1735年）二月，包利，红银以苗王出世的宗族名义，号召苗疆义士共举反清事业，率古州二万余苗民在八妹、高表等寨起义，清水江苗族'群相附和'，数月之内，占据丹江、清江、凯里、黄平、清平、余庆、青溪、镇远、施秉等地，方圆千里，义众数万。清廷任命湖广总督张广泗为七省经略，率七省清军参与镇压，起义持续至乾隆六年（1741年）十月，史称“雍乾苗族起义”。

五月三日进攻黄平州击毙知州罗呜序、千总金升、把总黄进忠，四日义军再次攻陷黄平旧州，七日再次攻陷并焚毁清平县，十八日义军攻陷余庆县，二十一日义军攻陷台拱排咱汛击毙守备高谋排咱汛官兵五百名得脱者只剩九十余人，之后又围攻稿贡汛击毙把总王德成，二十四日义军围攻八寨协城，二十八日义军攻陷焚烧岩门新司击毙土官何其仁、土官张纯、把总梁璧。

六月初三日义军攻陷小丹江汛击毙千总刘文魁全歼小丹江汛所有官兵，二十七日义军攻陷青溪县击毙训导谭德，二十二日义军于丹江击毙千总曹在朝，二十八日义军于平寨河击毙守备武英、千总孙荣、把总向硕宾、把总汤绍绪、把总周连功、把总吕先贤、把总陈英、外委朱一鳯、土目王廷纪。

七月初八寨协副将冯茂于卡乌河诱杀已降苗民六百余人及擒缚头目三十五人激起更大的民愤，十二日义军于稿贡后山击毙都司张文秀、守备林士昌、把总苏奎、千总李天秩，而清军叅将哈尙德、游击张接天、董国栋、姚宅中于施秉击败义军等重新占领施秉，副将柳定国广东副将马成林湖广副将李椅等击败义军于清江柳罗围解围清江厅，扬威将军哈元生乘大雾突袭柳受寨又称乘胜进攻台革，副将魏国泰叅将郑元文游击杨通仁韦国英等攻克寨头岑松等寨，等获义军首领银汪等人，十八日击毙把总蒋忠外、外委马国奇，十九日副将寿长攻破老鸭寨。

十月，副将寿长、叅将哈尚德、游击马逾隆等率清军击败义军于乌耶闗，连破乌溜、绞枉、柳傍、者磨等寨，总兵韩勲、叅将王鼐、游击杨刚唐等率清军连破寨林、寨翁、仰党、乔扣等寨。十月底，八寨义军进攻八寨城，又围攻得禄汛。

十一月，贵州巡抚张广泗兵三路围攻义军清水江大本营，义军于台雄寨击毙游击曽唯及、千总熊禄、把总史能方、把总杨万玉、把总蒋可正、把总曹廷栋。

十二月，三路清军分别攻破囊蒿、长坡、挂丁、空稗、其旁、十许等寨，十一日攻破鸡右等寨，十三日攻破鸡摆尾、乌溜等寨，十八日擒俘义军首领曾柳，二十日攻破克囊、高交、高铅、厰洞下等寨，二十三日擒俘义军首领枉汪。在雍正十三年中，义军先后攻陷攻占邛水司、丹江、凯里、重安江、黄平、黄平旧州、岩门新司、余庆等地，烽火燎原整个黔东南。

两广总督尹继善随即调派广西兵参云南兵增援前线清军，遣副将纪龙增援清平，参将哈尚德增援新旧黄平二城，合兵镇压重安的苗民义军，副将周仪占据余庆后，阵擒苗军首领罗万象等。一面又派总兵王无党、韩勋镇压八寨苗民义军，总兵谭行义镇压镇远苗民义军。在总兵王无党所率广西兵与湘军会合后，攻破义军苗寨，义军阵亡千余人，义军首领阿九清等被阵擒所俘。

乾隆元年（1736）正月，贵州巡抚张广泗再次调兵遣将兵分八路围攻义军。于二月，八路清军分别攻破乌尧、防里、乌叠、留神、桃绕、鸡勇、乌罗、反牌、莲花、捞乌、捞密、乌西、乌熙、摆保、羊乌、摆吊、乌防、扣里、洞里、羊吊等寨，擒俘义军阿扛父子等人，直至三月底，清军攻破苗寨两百余座，连绵数百余里，义军被迫率众转战苗疆腹地牛皮大箐，四月，清军重兵围堵搜山合剿牛皮大箐，是年年末，包利病亡，义军一时群龙无首。清军攻破那寨、交乌、交歪、旁洞等寨。五月，清军犁庭扫穴牛皮大箐，义军被围剿殆尽。

在蒸蒸日上的国家机器面前这场以红银、包利为首的黔东苗族起义军注定终将被平定，其余部在桑江苗族张老金、蒙甲弟、湖南绥宁、城步苗族粟贤宇、杨清保、侗族石金元、吴金银，瑶族杨老襄、凤淑宇、王老陇的领导下继续同清军作战，转战龙胜、从江、通道、资源、义宁、城步、绥宁等地，纵横数百里。

六月，清廷组织六省清军开始重兵扫荡杀戮清水江南北两岸，直至十月底，历经四个月，先后扫荡围剿月姑、元赛、八输、盘噶、高定、翁脚、唐流、九衣、户棉、花新、培耶、斩牙、南孟、培牛、摆列、牙门、杨牌、杨乌、柳受、柳旁、汪刀、九甫、培鸠、九丢、歹旦等一千余寨，连绵数百余里，一路开展屠杀。（雍乾古州苗民起义，其中包括汉人张九万、曽文登等人暗中煽动，战后乾隆皇帝亲自下令：“亦不许内陆民人混入（苗疆）防范汉奸滋事等。）

《清世宗实录》八月初三，雍正帝下诏说道：“从来经理苗疆之意，原因苗姓凶顽，久为地方居民之害，是以计议剿抚，为乂安百姓之计…而成害民之举，朕与经理之大臣安能辞其过耶？”。雍正到死都未能镇压苗民起义，临终前雍正承认，开拓苗疆是否操之过急?甚至有放弃苗疆的想法。待著名的偏执狂乾隆皇帝继位后，为扭转战局，除继续增调援兵外，下令将张昭、元展成、董芳等，以玩忽职守、贻误军机罪革职拿问。同时，任命湖广总督张广泗为七省经略，重新部署进剿，采取剿抚兼施，以抚待剿的策略，先抚“熟苗”，后捣“生苗”，再惩“熟苗”，集中兵力，以整击散。

乾隆六年（1741年），张广泗借“复乘兵威搜剿附逆熟苗”，再次调集湖南、湖北、两广、贵州五省清军和数万计乡勇围剿剩余苗民，再次杀害义军一万七千六百多人，俘虏二万五千余人，《清史稿·列传三百二 土司四》载道：“（乾隆）六年，复乘兵威搜剿附逆熟苗，分首恶、次恶、胁从三等，涉秋徂暑，先后埽荡，共毁除千有二百二十四寨，赦免三百八十有八寨，阵斩万有七千六百有奇，俘二万五千有奇，获铳砲四万六千五百有奇，刀矛弓弩标甲十有四万八千有奇”。这场历时六年的雍乾苗民起义被镇压结束。

据《贵州通志·宦迹志·张广泗传》载：“官兵又攻克一千二百二十四寨，皆毁其室庐，戮其壮丁，俘其老幼，阖寨不留一人，其焚死与中炮死及冻饿死又十五六万；其附逆小寨三百八十八，令缚逆党赎罪，无敢留一人者。计斩首苗人万七千六百七十余级，擒获苗人二万五千二百二十余人，其内受伪官者四百余人，从逆者万一千一百二十人，皆枭首军营；贼党家属万三千六百余人，皆充赏为奴.......苗人死者前后不下三十余万，至是，杀戮十之七八，或十百寨无一人”。雍正十三年张广泗任七省经略，率七省清军镇压苗民起义，至乾隆元年，张广泗组织六省清军扫荡杀戮清水江南北两岸以来，前后屠杀苗民不下三十万，杀戮苗民只剩之前十之七八，数十百寨空无一人，极为惨烈。

《清史稿·列传三百二 土司四》亦载：“四自四月至五月，将士犯瘴疠，冒榛莽，靡奥不搜，靡险不剔，并许其党自相斩捕除罪。由是憝魁罔漏，俘馘万计，其饥饿颠陨死崖谷间者，不可计数。”乾隆元年，清军围剿牛皮大箐时，直接斩首杀害义军达万计，饥饿坠崖等间接造成伤亡更是不可计算。

张广泗后任三省经略率贵州、湖南、广西清军斩首杀害义军五千余人，俘虏五千余人，甚有方志记载乾隆四年(1739年)至乾隆六年(1741年)城步、绥宁苗族起义，六七万义军最后战至只剩一两万之说，《清史稿·列传三百二 土司四》亦载：“（乾隆）五年夏，湖南靖州、武冈瑶，城步横岭苗，与广西瑶同叛。总督班第使镇筸总兵刘策名以兵五千进剿，以五千应援，诏广泗复以钦差大臣节制军务。先后斩馘五千馀，俘五千馀，于十二月班师。”。

云贵总督鄂尔泰在上疏雍正时道：“但恐今日不杀少，日后将杀多”“并不恭顺者，不计男女老少，通通斩光杀绝”，据史籍记载，城步县在明弘治十七年（1504年）建县的时候总人口有十八万人，至清代前期，历经数次苗瑶起义后，清朝廷下令：“各犯家口应行发迹边外”，城步县的人口减少一半以上。大战过后，为避免苗疆再生是非，清乾隆皇帝于乾隆元年（1736年）七月初九，下旨道：“永除新疆苗赋”，并规定苗疆事物“一切自相争讼之事，俱照苗例完结，不必绳以官法”，以此善后。

雍正朝之后，苗疆不再设置土司，苗疆新辟流官不能深入管理仍需以往朝代新占苗疆时的策略，以苗制苗减少统治成本，于是在苗疆村寨基层选熟苗、良苗归化头人设苗弁苗官通事等自治管理。“苗惟黑苗，其俗与各处同，无土司管辖。原设通事十六名，分头、二、三、四等，有给土千、把职衔者。”。开辟苗疆后所设置的低等级的苗官,均为“苗民中随征有功者”,给予土千总、土把总、土通事、土舍等土弁土职，而土弁非同以往土司，以往土司由朝廷发放信纸承袭，具有官职级别，土弁由地方流官任免，无官职级别，原则禁止世袭但缴纳世袭金也方许可世袭。一员土弁管理数个村寨，除主要职责为协助流官管理控制苗疆基层外，如军事派遣抽调苗兵参战等仍与以往土司无异。

张广泗为善后经实地考察后上疏道，苗疆生界境内的苗众，历来有族属而无苗王、土司等封建专制君长.若再次设立士司头目去统治广大苗众，恐诸苗众不肯服从，会制造事端，所以各苗寨可选守法而能力强的良苗头人，负责协助官府管理，其余仍可参照其苗俗自治，每寨选一、二人，或二、三人，签为寨头，注册立案，各本寨苗民需听其约束，一切要求奖罚分明不得滋生事端。

乾隆三十五年初，下江滚塘十二大寨的党堆寨苗民香要、老勇、老九，密谋联络党根寨迫根（女）及乌牛寨、党界寨、党降寨、加括寨、分招寨、岭招寨、才乌寨、加的寨、才瓦寨、略里寨和一些零星小寨一同反清起义。是年五月初十香要邀集其余十一寨头于十五日一同渡河攻打下江城，附近苗弁欧韵清、粟大成听闻后，于是向厅官通风报信，厅官立即派欧成名官差与滚塘加的寨苗弁杨昌永、党堆寨头人老响一同询捕香要，杨昌永、老响刚进党堆寨便被香要等人袭杀。起义消息败落后，于是邀集十二寨合集千余人提前至十三日攻打下江城，附近党组、加白等二十一寨响应，交战至码头时官兵将

船只焚毁隐藏并撤回城中，后因江水上涨无船未能攻下下江城，义军暂时退至乌牛等寨。起义声势传至州府后，清朝廷立即遣游击官福率上江驻兵八百人，古州镇标兵六百人，下江城驻兵二百余人一同攻打义军乌牛、佳居等寨，柏根力战被阵俘，其余义军不敌撤入乌炭山之中。清朝廷再派参将索尔方阿星督军，署镇柴荣春率清军一千七百余人、思恩守兵七百余人、都江守兵三百人、黎平知府王勋率三百余人及下江各寨头人土兵等一同搜山征伐，义军寡不敌众，阵亡及饥饿自缢者不计其数。次月，总兵程国相亲率重兵镇压，并以出山可特赦诱降义军，清军攻破义军所据朋论大箐后，香要、老勇、老九等人潜入山下被清军俘获，而揭发义军起义即熟识当地山路，领清军围剿义军有功的苗弁欧韵清获清朝廷的赏金一百两，并授土千总一职。

《苗防备览》苗疆图

乾隆初期，朝廷为稳定控制湘西苗疆，政治上扶持苗民上层，设置百户，协助清官员管理苗疆，军事上设置关隘，驻扎游击、守备、千总、把总等带兵防守，这一基层关隘在凤凰厅中有七十五处，永绥厅有五十余处，乾州厅有四十余处，严密检视苗民一举一动。但平静之下依然波涛汹涌，在外来客民豪强的冲击下，湘西苗疆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官府对客民豪强的偏袒逐渐产生对官府的仇恨。据《苗疆屯防实录》记载：“汉民原不准擅入苗地,自乾隆二十九年……汉奸出入,始则以贸易而利其货,继则以账债而占其地,客民侵占日见其多,而历任大小官吏听任客民欺凌苗人，以致苗民田地日益落入客民手中。”，导致后来很多无业苗民和周边穷困百姓都参与起义。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湘西永绥厅勾补寨苗民石满宜被百户诬陷，说是偷藏了贩牛商的牛，并借此向全寨勒索。石满宜随即起义，惨遭官吏镇压，清军火烧勾补寨，被俘、被捕的苗民达一百三十三人。苗民性直刚烈易结世仇，地方官员不按苗例处理案件，加之清军毁灭性的打击勾补寨引起同宗族的石三保、石邓柳的对官府客民的仇恨，提出“乾隆五十二年我们勾补寨的人被官兵杀得不少，要报仇”的口号开展复仇举事。乾隆五十九年（1795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乾州厅坪垅的吴八月与松桃厅大塘汛大寨营的石柳邓，永绥厅黄瓜寨的石三保，凤凰厅苏麻寨的吴半生，三岔坪的吴廷举等人一起聚集在凤凰厅鸭保寨副百户的吴陇登家中，共商举义，提出“逐客民，复故地”的口号发动起义，麻阳苗族龙老大、龙老亥也率领当地苗民响应。

乾嘉黔湘苗民起义军在吴八月、石三保、石柳邓率领下，连续攻克乾州、凤凰，花垣、古丈、保靖、松桃、泸溪、辰溪、浦市、沅陵、麻阳、铜仁、秀山、酉阳等地，抗击七省清军十八万人。首战雅酉一役，击毙镇筸镇总兵明安图、副将伊萨纳、同知彭凤尧等官佐，全歼清军近两千人；滚牛坡一役，击毙游击永舒、都司班第共，清军损失十之八九。松桃正大营一役，直接困死贵州提督彭廷栋；丈坪战役（今湖南古丈县城），自古丈坪抵达杨柳塘，副让军参领定杞勒、游击额尔登、都司叶攀凤、守备聂世荣、郴麟游击赵得功、马登朝等俱带伤阵亡，弄州协领观音保因追剿义军落河而死；乾州三岔坪吴廷举也同时响应攻陷乾州厅城，同知宋如椿、巡检江瑶战死；狗爬岩一役，就消灭清兵六千多人，湖广总督福宁仅以身免。

起义期间义军共击毙都司以上中高级文武官员二百余名，云贵总督福康安、四川总督钮祜禄·和琳、湖广总督毕沅、吏部尚书孙士毅先后暴毙营中，贵州提督花莲布、贵州提督彭廷栋被击毙，清朝廷共计耗费白银二千万两，军米一百万石。同时，在湘黔苗民义军的影响下，清朝廷云贵兵力都被调往湘西，贵州其他苗民看准时机，从而相续爆发了锦屏亮司苗民起义；清镇、平坝陈大鹏领导的苗民起义；广顺、长寨杨文泰领导的苗民起义；广西隆林苗冲苗民起义及南笼王囊仙、韦朝元领导的布依族起义等，时贵州巡抚冯光熊上疏道：“云贵皆调兵征镇筸红苗，不可即赴”。

清朝廷在镇压乾嘉苗民起义时主要依靠“以苗制苗”的镇压策略，乾隆六十年（1795年），清军在攻克竹山、鲁溪后，招降劳神寨吴老岩等作为策反义军的先锋，而后又得降苗武生黄士高、吴正文等劝降头领，其先后劝降有功被清朝廷赏赐银两顶戴等，同年秋冬，清朝继续增兵，攻占乌巢河、高多寨等地，吴半生被俘。清军又进行诱降，乾州起义军石上进、石大贵、吴廷贵，永绥义军头目张廷仲父子相继叛变，十二月，吴陇登密降清军后，计诱擒俘义军首领吴八月。

嘉庆元年(1796年）六月，陇子贵密降清军，计诱石三保至坳溪被俘。十月，清军攻破脂夷坪后，于永绥一路阵俘义军首领麻老江、石老必等人，桐木寨杨岩友见势不敌立即投降清军，吴八月之子吴廷礼不幸病故，他的弟弟吴廷义继任义军首领，次月吴廷义受重伤为叛徒出卖被俘。是年三岔坪义军众头目投降，对清军发誓愿擒义军首领石柳邓献以表忠心。

嘉庆二年（1797年）一月，清军攻打石隆。石柳邓在战斗中头负重伤壮烈牺牲，二月，清军攻打大小栅，麻季三、麻满东投降，在此后的镇压起义中先后招降了苗目上百余人，降苗不下二十万。于是清军利用“以苗攻苗”培养了一批效力于清朝廷的“苗兵”，以陇八月、陇保二等为首的苗守备在镇压起义过程中极大的解决清军对地势、人文不熟悉的劣势，铜仁降苗石老三、保靖降苗张星毕等人暗中秘密为清军刺探情报。

在吴八月、石柳邓、石三保等主要起义领导人相续牺牲后，嘉庆三年（1798年），先裁降苗兵丁三万七千人，义军余部在石宗四、石贵银的带领继续与清军作斗争，时凤凰厅同知傅鼐作为镇苗大臣，后因平苗之功官升至按察使，其一面利用苗兵坚持“以苗攻苗”策略，派归顺苗民刺探义军情报，同时让苗兵授清军练勇苗枪、苗技等山地战术去围剿义军。一面“屯田养兵、设卡防苗”，期间建成修复苗疆长城三百馀里，汛堡卡碉一千二百余座，有哨台以守望，炮台以御敌，在凤凰、乾州、 泸溪、 古丈、 永绥、 保靖、 麻阳等地，逐渐收紧包围圈的方式清剿义军，对苗疆形成合围之势。

嘉庆九年攻破苗寨半数余后，再裁苗兵五千，时留九千九百三十六名；嘉庆十一年(1806年)湘黔苗民起义镇压结束后，于凤凰、乾州、永绥、保靖、古丈等地确立苗弁制度,设苗守备、苗千把总、苗把总等五百余名。

清朝廷在战争前后收缴苗田用于屯丁不下十二万亩，收缴苗寨兵器四万馀件，十年来镇压义军攻下苗寨数以百记，战后清朝廷仍旧不忘清算认为曾经参加过起义罪责深重的降苗。譬如凤凰厅，一直作为交战中心，人口伤亡流离之大，仅存之前十之三四，《苗防备览·卷三 村寨考下》载道：“自边徼有事，流离日久，厅城中数十年滋生之户口，存者十仅三四，他村更无论也”。《苗防备览》严如煜记载镇压起义前，乾州厅苗族村寨“剿抚之所及，不下四五百寨”，凤凰厅苗族村寨“然诚知之今日苗寨千余”，凤凰、水绥、乾州、永顺、保靖等共计苗寨“四千数”，松桃“约有一千七百余寨”，酉阳、秀山、麻阳等虽未详载，但也均有苗寨数百寨，在清军腥风血雨的镇压下，《乾州厅志》记载乾州苗寨仅剩一百三十余寨，《凤凰厅志》记载凤凰苗寨仅剩五百二十九寨，《苗疆屯防实录》记载湘西苗疆周围一千里地仅剩二千余寨。据史料悉知，嘉庆前湘西苗民约有四十余万人口,到乾嘉苗民起义完全平定后，嘉庆中期湘西苗民仅剩约十余万人口，湘西千里苗疆人口损失达三分之二以上。

战争结束为善后，清朝廷制定《苗疆善后章程十六条》，强调要清厘苗、民界址，按“苗地归苗”、 “民地归民”之则，以保护苗民的土地为出发点， 其中第一条就规定“苗疆田亩必应清厘界址，勿许汉民侵占以杜争竞也。”。为防苗客冲突，对原生苗界进行封禁，禁止客民驶入苗地安业及购买苗田等，直至光绪二十一年（1985年），苗疆才再次“开禁”。

《皇清职贡图》铜仁红苗武士

结语

清朝廷自开辟苗疆以来，苗民不服流官统治，更不会接受的具有农奴制色彩的土司制度，对于开辟后的苗疆管理，张广泗上奏道：“查新疆苗众向无酋长,若遽欲设立土司头目,以统率其众,不但苗众不肯服从,且恐更滋事端,然亦不便听其散涣,漫无约束。查各苗寨内,向有所称头人者,系各本寨中稍明白、能言言语、强有力者，众而即呼为头人。”。于是清朝廷因苗俗而治，借以设置苗疆古制寨长以安抚苗疆民心，实际再根据清朝廷的封建统治需要下改进，制定出一套新的“以苗制苗策略”，“酌量察分大小，或每寨一、二人，或二、三人，签为寨头，注册立案，各本寨散苗，听其约束”，从而设置委任苗千总、苗把总、苗外委等苗弁担任苗疆各关哨驻防兵差，又委任苗百户、寨长等土弁担任各苗寨的管治代理人，平时严密监视苗寨社会秩序，战时可作为镇压苗民起义的工具。

如乾嘉起义时，义军起义头目之一的鸭保寨原百户吴陇登密降清军后，计诱擒俘义军首领吴八月；吴八月手下三岔坪寨长吴廷试等人投降清军后，率降苗追杀义军，阵擒义军首领吴八月之侄吴老二；斗思寨寨长降苗陇老五率已降苗军攻打平陇各寨苗民，双方伤亡数千，清军乘机增援降苗，阵擒吴八月外甥廖老幕及陇老西等人。在清军的赏金顶戴的诱惑下，随后背叛起义的苗百户、苗寨长多达五六百名，清军总管镇压苗民起义的清朝廷大臣福康安、和琳上奏道：“臣于攻克乾州之次,即将黔、楚两省所有降苗百户、寨长,一并传齐,剀切晓谕。本月三、四等日,各路百户人等,齐集于鸭保寨五六百名。”。

吴八月作为社塘坡一带三十余寨的宗族势力代表领袖，并曾任百户一职，深知苗百户、苗寨长作为清朝廷安插于苗疆，协助清王朝统治苗疆的旗子并不可靠，起义时也将吴国顺、吴国有、吴延梅、吴学仁等的大批苗百户苗弁苗官及地主宗族势力头目一一诛杀。

而对于投靠于清军的熟苗，也并未因其按清朝廷“洗心革面”的要求而得到善待，作为高度封建统治的封建王朝，下层民众也不过官僚统治阶级的压榨对象而已，平时劳役极其繁重，而战时作为镇压生苗的前驱向导，常常引来生苗的杀戮报复或被官兵杀良冒功，时云贵总督杨名时《扎陈绥定苗疆方略》中说道:“至熟苗无事则供力役，用兵则为乡导，军民待之若奴隶，生苗疾之若寇仇。官兵胜，则生苗乘间抄杀以泄忿官兵败，又或屠戳以冒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