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左翼告诉我们，念经念不死资本主义

文 | 北方朔风

2024年初，英国左翼评论员欧文哈瑟利（Owen Hatherley）来到中国深圳。他并非是单纯来游览，而是被邀请参加英国当代著名左翼作家马克费舍的著作《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的中译本发布会，这是马克费舍最受欢迎的作品，也被认为是他核心观点的总结。回去后他写了篇关于深圳的文章，发表在《新左翼评论》上面。

因为欧文先生对深圳和中国的了解有些片面，所以这篇文章引发了一些争论（这点后面再说）。欧文中国行中最有意思的事情不是他对中国的观点，而是他对马克费舍的态度。当时，《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的中译者王立秋老师想从欧文这里多了解一些关于马克费舍的事情，这让欧文感到有点尴尬，因为在马克费舍去世的时候，欧文和他已经几年不是朋友了。

马克费舍这位才华横溢的左翼作家在2017年选择了自杀，他本来曾计划有更复杂的作品，《资本主义现实主义》不过是序章罢了。这个悲剧原因是多样的，因为青少年时代的不幸经历，他一直被抑郁症困扰，马克费舍在博客中承认，他在青少年时代曾经被侵犯过，这导致了他精神状态的问题。

另一个原因可能是他药物滥用的问题，马克费舍提出过一个“酸性共产主义”的概念，而这显然是借鉴了“酸性摇滚”这一名词，这里的酸，指的是以LSD为代表的致幻剂。我们在之前介绍“黑暗启蒙”代表人物尼克兰德的文章中，提到了尼克兰德当年创建的CCRU这个激进组织，而马克费舍也是CCRU出身的，CCRU的药物滥用者也远不止他一位。

还有人认为，这是因为现实中英国政治的种种问题，马克费舍并非那种坐在书斋里的哲学家，实际上从2010年开始，他参与了英国工党的政治运动。当然，他的立场更接近科尔宾那种，而非是布莱尔或是斯塔默，现实中英国政治运动的不顺利，影响了他的情绪。

但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国内网络讨论的并不多，就是欧文中国行中提到的，“已经不是朋友几年了”。

2012年底，马克费舍在他的博客“K-PUNK”写了一篇文章，叫做《逃出吸血鬼城堡》，这篇文章把英国左翼比作了吸血鬼城堡，批评了英国左翼圈子的风气思想和内斗等问题，认为作为阶级斗争主体的左翼已经消失了。这篇文章让费舍和英国不少左翼的关系闹得很糟糕，而更复杂的是他写这篇文章的理由，实际上主要是为了他的一位朋友，罗素布兰德（Russell Brand）进行辩护。

罗素布兰德是英国知名的演员与脱口秀主持人，还是“水果姐”凯蒂佩里的前夫。长期以来，罗素一直是较为左翼的脱口秀主持人，还曾经把费舍的《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制作成播客，加速了这本书的传播。当时因为罗素陷入了多起复杂的私生活问题中，所以遭到了很多批判。费舍并非认为这些问题不该批评，但是当时舆论对罗素的批评显然是过了线，不过最终费舍的辩护效果并不怎么样。

而到了今天，罗素布兰德已经是一位右翼阴谋论者，在2024年大选之中坚定地支持特朗普，甚至参与了选举时候的共和党大会，这样的转变不可谓不夸张。以至于他现在每次犯浑，互联网上都会有左翼嘲讽费舍。

很显然，英国当时的左翼圈子也并不希望这种事情导致费舍自杀。同样，费舍大概也没有预料到自己的朋友会变成今天这样。这样的结局颇有一种荒诞的味道。笔者也曾经和朋友设想过，如果尼克兰德不来中国，说不定会因为药物滥用而死亡；而假如马克费舍来中国，减少卷入英国左翼圈子内部的纷争，会不会不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呢？

虽然同出激进哲学组织CCRU，不过尼克兰德是右翼加速主义的代表，而马克费舍则是左翼加速主义的代表。CCRU从来都是个离经叛道的组织，总的来说是不搞什么学院派的玩意的。他本人玩过乐队，博客名字也带有朋克这个单词。费舍自称比较喜欢后朋克，他的很多文化批判也来自于对音乐的批判与分析。比如说“幽灵学”这一概念，费舍很大程度是从流行音乐的发展之中概括出来的。

在如今的大环境之下，对黑暗启蒙和背后的右翼加速主义的讨论似乎更加常见，左翼加速主义的讨论就比较少见。但是实际上，广义的左翼加速主义很多，比如齐泽克在2016年特朗普赢得大选之后，就用天下大乱，形势大好来论证特朗普当选实际上有利于左翼。

当时相信这一点的远不止齐泽克，全球左翼有类似想法的不在少数，他们相信特朗普这样一个不稳定因素有助于对资本主义系统进行破坏，让左翼有机会再次成功。这无疑就是加速主义，相信特朗普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内部的不稳定因素的上台，会给左翼运动创造机会。

但是假如我们排除掉加速主义这样复杂时髦的名词，回归较为传统的视角，我们能从左翼加速主义这种东西里边看到什么呢？答案是机会主义。这是有着明显贬义的词语，幻想着某种完美无缺的革命时机，就可以快速实现革命。

但是革命斗争中血的教训告诉我们，虽然不同时候的革命形势大不相同，但是幻想中的最好革命时机，实际上往往不存在。

事实上九年后的今天，齐泽克对特朗普的看法已经和当时大不一样。照理说，第二个任期的特朗普，比第一个任期的版本对当下的资本主义系统有更明显的破坏性，但齐泽克现在已经呼吁欧盟要联合中国，来和美国进行斗争了，他对特朗普的批评，更是成为了一种日常任务。

历史的发展已经告诉了我们结果，虽然特朗普确实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一种表现形式，但是当欧美左翼没有积极行动，而右翼又更好的利用了这个矛盾的时候，左翼幻想中的成功自然不会出现。相反，以特朗普为代表的这群人，可能会获得更多的胜利。

当然，虽然我们要批判机会主义，但是事实与经验也告诉我们，当广泛的出现机会主义，问题就不再是个人认识了。《资本主义现实主义》指出的核心问题，是资本主义已经成为当下唯一可能的现实，这种荒诞的现实无处不在，想象世界末日比资本主义的末日更容易。自然，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机会主义情绪是不可避免的，某种绝望已经被正常化了。

前面说到费舍对参与现实政治很积极，几次发生在英国国内的政治运动，甚至让他的精神状态好了不少。他确实对这些运动寄予了期望，希望这些小小的火花，可以撕开绝望的幕布。但是如果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些期望几乎是毫无意义的——

斯塔默的执政行为很难说和右翼有什么本质区别；科尔宾选择自立门户；而极右的改革党支持率水涨船高，去年英国最大的民间政治运动是反移民的极右翼活动。旧的资本主义系统确实被动摇了，但是这根本不是左翼希望的胜利。笔者很确信，马克费舍如果活到今天，看到当下的英国，抑郁症绝对会加重。

要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或许我们应该换一个角度讨论这个问题。齐泽克曾经多次公开说，自己是个欧洲中心主义者。虽然齐泽克在很多国际政治问题上的立场上并不成熟，但是他说的欧洲中心主义是一个文化上的概念，而非是要重复当年欧洲殖民者对于全球的殖民。他希望欧洲能复兴激进主义的传统，来改变当下的现状。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西方左翼中绝大多数都是这种文化上的欧洲中心主义者。

不可否认，当下流行的各种激进文化批判理论大多数确实来自于欧洲，但这或许正是问题所在了。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个研究领域间，在西方左翼中处于主流的文化批判属于对上层建筑的研究。从现实能力来说，面对现在的超复杂社会，即使是一名才华横溢的研究者，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个领域只选一个研究，想有所成就也已经极其困难。

从整体社会的角度来说，两个领域我们都必须研究，但当代西方左翼的大多数人都太执着于文化批判，而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能力并非是无限的。

从左变右的罗素布兰德也是这个问题的一种表现。虽然他现在是特朗普支持者，但是他的观点并没有直接变成资本主义就是好，他的观点是特朗普更能代表民主，更能代表人民的声音。我们或许可以把这种想法理解成为诡辩，但持有类似的想法的“转向”左翼不在少数。

这或许是某种身体力行的加速主义，也就是选择某种更有“变革性”的力量，也就是特朗普。从我国的革命历史来看，机会主义者之中容易出现叛徒，那么，罗素身上发生的事情也就不足为奇了。某种意义上，他的转向与尼克兰德从激进哲学家变成右翼领袖是同构的。

我们不难看出，当下绝大多数的左翼加速主义者，实际上本质是悲观的，对于无处不在的资本主义文化的悲观。我们不否认这套文化渗透到了每一个角落，但是说到底，这些东西依然是依赖物质基础所运行的，当这些物质基础动摇的时候，资本主义作为唯一的现实主义，也并没有那么坚固。只是许多知识分子所在的位置，已经距离生产关系比较远了，自然，也很难观察到生产关系的改变。

我们曾经提到过，五月风暴作为一场对文化影响巨大的运动，与电影行业密切相关，由此衍生出了大量的文化批判范式。但是假如这个运动发生在今天的欧洲，欧洲的电影行业还能有这样的基础吗？

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当下传统电影行业遭受了全面的冲击，而欧洲本土的电影，先是被好莱坞冲击得七零八落，剩下的部分不少也都成为了美国流媒体公司国际生产线的一部分。文化批判的力量终究是有局限性的。

文化批判最终还是要和经济基础的认识进行结合，才能发挥真正的力量。但当下的问题在于，欧洲已经不是世界生产活动的中心了，虽然依然有一部分高技术企业，但是整体的生产已经衰落得厉害，那么这种情况下，指望欧洲中心的激进理论解决问题，实在有点不靠谱。欧洲激进理论最为发达的时代，也是欧洲工业生产最为发达的时代，这和当下的欧洲显然是不太一样的。

马克费舍

帝国主义者对于旧欧洲的想法，是一种怀旧的情结，但难道齐泽克对于欧洲激进文化的复兴幻想，就不是怀旧，就不是某种马克费舍所说的“幽灵学”吗？当下的欧洲，虽然因为旧日的遗产，依然可以大量生产擅长文化批判理论的知识分子，但是这些东西距离现实却越来越远，这种激进理论并不能解决什么问题。

当下的情况，出现了一种诡异的错置。欧洲依然是文化批判理论的生产中心，虽然美国是世界第一大国，控制着资本主义世界的舆论渠道，但是别管白左还是右翼阴谋论者，流行的各种理论，大多数也都是欧洲进口；

我国虽然已经是世界生产的中心，但是对于进口的各种理论，几乎是来者不拒，别管是右翼还是左翼，都有人喜欢进行自费传播，并且把这些进口理论的价值地位放到了一切中文理论之上，这种行为与其说是学习西方先进理论，不如说是放大了欧洲中心主义的傲慢。

开头提到的欧文先生的文章中，对深圳进行了西方左翼惯常的文化批判，认为深圳是个有复杂文化现象，但是在社会平等上问题明显的地方（欧文先生可能不太了解城中村与贫民窟的区别）。

不过他也真诚地思考了一个问题，他想知道费舍关于未来的看法，对于中国究竟有什么样的意义？很显然，不管是费舍还是欧文，他们都没有狂妄到认为这套理论能解释一切的地步，费舍也承认，他的文章是针对英国观察的结果。

但似乎是因为外来和尚好念经的缘故，总有人觉得这些欧洲的文化批判范式可以无限套用。最终的结果就是，我们在中文互联网上看到了很多毫无意义的文化批判内容，一切文艺作品都可以按舶来的文化批判理论被解释成为某种特定意识形态的产物，这个事情我们也讨论过很多次，不论是把很多文艺作品莫名其妙打上父权制的标签，还是把日本动漫按照个人喜好打上“反战”和“法西斯”二元论定性（比如说我们之前讨论过的）。

仿佛一切亚洲影视文化作品都应该由欧洲式的文化批判来解析，结果是，到最后这些文化批判都和原作关系不大了，甚至连二创都算不上，完全是评论者按照某种目的进行的全新写作，借此来达到情绪满足，这样的行为只会降低文化批判的价值。文化批判理论自然是需要学习的，但是如果脱离了现实物质基础，它的意义就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大了。

话说回来，重视现实问题当然不容易，尤其是在今天这样的世界。虽然我们都一直在批判“食品会从超市货架上长出来”那种意识形态，但问题在于，食品从田野到超市的过程，比大多数人想象中都还要复杂，想要弄清楚绝非易事。部分知识分子热衷于文化批判，也是因为当下的世界太过复杂，不得不选择一个简单的选项罢了。

只不过大多数时候，当你想要解决一个问题，总归是要做一些复杂的事情的，不是简单套用别人的文化批判范式就能解决的。念经念不死资本主义，以当下世界的生产关系，我们不太可能指望欧洲的激进文化能解决我们的问题，更何况念经的洋和尚们自己都要绝望了。

我们该做的是从中汲取营养，而非学习其中的绝望。时代交给我们的使命，要超越文化批判，才能超越资本主义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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