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正回忆：令人费解的“胡风分子”

口述者简介：王文正，山东荣成人，1922年生。曾任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刑事审判庭庭长兼复查纠正冤假错案办公室负责人。1955年任上海“胡风专案”办公室审讯员。1980年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员。1982年担任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

（一）吕荧

有一个“胡风分子”，这是必须谈一谈的，因为他不在我们公安机关拘捕的名单中，而是自己“跳”出来的。

5月25日，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召开联席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总共七百多人。

会议由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主持。

郭沫若在大会上发表了《请依法处理胡风》的开幕词：

“……从1949年全国人民解放以后，有许多坏分子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受到了人民的坚决镇压，有些坏分子表示愿意悔改，经过五年多的教育之后，已经有不少的人改造了过来。……而像胡风这样的知识分子竟还公然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有组织地来进行破坏，这是完全不能容忍的。”

“……今天对于怙恶不悛、明知故犯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加以镇压，而且镇压必须比解放初期更加严厉。在这样的认识上，我完全赞同好些机构和朋友的建议：撤消胡风所担任的一切公众职务，把他作为反革命分子来依法处理。”

胡风在被拘捕近二十天后，作为中国文联主席的郭沫若在这样的大会上来讲这样极富政治色彩、同时对于全国人民都极有“指导”性的话，显然不是一个文联主席职权所应该说的范围。

郭沫若的讲话，明显代表着中央领导人当时的意图。

其实，对于胡风集团中的成员，全国性的大搜捕已经开始，很多都已入狱，这样的讲话对于胡风以及他“集团”中的成员，都已没有意义。

郭沫若的讲话，赢得了七百多人（唯独只有一个人没有鼓掌）热烈的掌声。

会议举手表决，一致（仅仅只有一个人没有举手）通过决议：

我们不能容许伪装拥护革命而实际反对革命的暗藏分子胡风继续混在文艺队伍里。为此一致决议：

一、据《中国作家协会章程》第四条，开除胡风的中国作家协会会籍，并撤销其所担任的中国作家协会的理事和《人民文学》的编委职务。

二、撤销胡风所担任的中国文联的全国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三、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建议：依据宪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撤销胡风全国人民代表的资格。

四、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建议：对胡风的反革命罪行进行必要的惩处。

五、我们警告中国作家协会及中国文联其他协会会员中的胡风集团分子，他们必须站出来揭露胡风，批判自己，重新做人。今后是否保留他们的会籍，将根据他们的实际行动来加以考虑。

可以说，当时参加会议的文艺界人士，除了极少数之外，很多对于胡风及其集团成员在此之前就被公安机关秘密拘捕是不太知道的，这个决定为胡风及其集团中的“骨干”被秘密拘捕的合法化做了公众性的说明。

此时的胡风根本不知道外面所发生的一切，他也不会想到自己现在在文艺界已成了一只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很多文艺界的人士都怕自己被牵连进去，因此人们就拼命地开始打“鼠”，以此来证明自己的“立场”，这种人人自危的心理，成了以后历次政治运动的“群众基础”。

决议通过之后，大会开始发言。

一贯喜欢标新立异的文艺家们都没有了自己的“才华”，二十多名代表在发言中一再重复着的是“拥护”“赞成”之类相同的话语。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就在这个时候，有个既没有鼓掌、也没有举手的人突然站了出来，大步地走到了发言席上——郭沫若和周扬的中间。

这是一个事先没有安排的发言者，他的出现使主持会议的郭沫若感到惊愕。

他个头不高，面容清瘦，貌不惊人。

他用手扶了扶话筒，大声地说：“……对于胡风我认为不应该说是政治问题，而是学术问题，是文艺观的一种争论，更不能说他是反革命……”

认识他的人们这才好像发现了什么一样，大声地叫着：“吕荧！吕荧！”

吕荧——这个平时沉默少言的人，是一个何等不识时务的书生啊！

七百多名文艺界的精英们都为吕荧的发言惊得瞪大了眼睛。

谁也不会想到，已经到了这种时候，竟还有人敢于站出来，在这样的大会上来说这样的话！

没有人能理解，没有人愿意去想这个问题，人们在惊讶之后，便发出了斥责和咒骂的声音。

公开为胡风反革命分子鸣冤叫屈，这还了得！

人们开始大叫：“滚下去，叫他滚下去！”

吕荧根本不理睬，振振有词地继续着他的发言。

有人冲上了主席台，想一把将他拉下去。

吕荧不肯离开，手握话筒，还在不停地讲。

这时又上来几个人，一起连推带拉将他拽了下去。

由于公安机关的“胡风分子”名单上没有吕荧的名字，文艺单位又不能随意捕人，会议结束后，吕荧就被通知不用再去上班，被软禁在家里一年之久。

事情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为什么最后没有立刻逮捕吕荧，始终是一个谜。

可是，吕荧最终也没有逃脱，“文化大革命”中有人重提旧事，他被作为“漏网的胡风分子”，很快就被捕入狱。

在那种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全国文艺界唯一敢于在公众场合站出来为胡风辩护的吕荧——这个正直的作家，最后冤死狱中。

据查，吕荧早在1937年就与胡风有过信件来往，并在胡风所办的《七月》杂志上发表过《田间与抒情诗》《论在艺术方法上的鲁迅》等文章。也就是说，早在1937年吕荧就与胡风有了联系。

令人费解的是，既然吕荧曾在胡风主办的《七月》上面发表过作品，而胡风集团的许多成员的名单都是从胡风所办的刊物上作者的名字所搜集的，为什么独独漏掉了吕荧？

据我当时在“胡风专案”所看到的材料和了解的事实，都没有说明这个问题。

大会辩护的事情出来后，才对吕荧进行了调查。后又查明，吕荧曾于1950年6月21日在大连邮有一封信给胡风，信中写道：

关于守梅兄的文字，都看到了，我觉得守梅兄该写一篇‘歪曲和伪造不是批评’来答复。

这里所说的“守梅兄”即陈守梅（陈亦门），也就是阿垅。所说的“文字”，就是阿垅写给《人民日报》的一封信。1950年3月《人民日报》发表了陈涌、史笃两个人的批评文章后，阿垅曾写信承认自己歪曲地引用了马克思著作的译文的错误。

就这么一句话，后来在公布胡风集团的第三批材料时被公布了。

《人民日报》对于这句话的注解是：

胡风集团分子吕荧在这封信里向胡风献策，认为“歪曲和伪造”的不是阿垅而是党报。吕荧鼓动阿垅向党报反攻，并且连文章的题目都代拟好了。在最近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召开的有七百多人到会的联席扩大会议建议开除胡风的会籍和撤销他的一切职务的时候，站起来替胡风辩护的就是这个吕荧。

胡风集团的第三批材料是1955年6月10日在《人民日报》上公布的，在此之前的第一批材料中，舒芜也谈到过吕荧，可是他这个从不多言、看似有些呆板的学者，之前并未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自从他在会上发言之后，便正式地被列入了胡风集团。

在第三批公布的材料中，《人民日报》的编者按直接点了吕荧的名：

……当本报公布了第一、二批揭露材料之后，还有一些人在说：胡风集团不过是文化界少数野心分子的一个小集团，他们不一定有什么反动政治背景。说这样话的人们，或者是因为在阶级本能上衷心地同情他们；或者是因为政治上嗅觉不灵，把事情想得太天真了；还有一部分则是暗藏的反动分子，或者就是胡风集团里面的人，例如北京的吕荧。

今天，吕荧已无法看到对于胡风冤案的平反了，他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新中国的一代知识分子，就是这样以自己对时代、对人民的执著，对真理的顽强献身精神，为共和国的前进铺平着道路。

我作为曾经参与“胡风专案”的办案人员，从内心里对吕荧这样的中国知识分子表示深深的敬意。

（二）吴强

这一天是1955年5月15日，是一个星期天。

凌晨五时，在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担任编辑的耿庸还在睡觉，突然听见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他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就翻身起床，忙着去开门。

门外面站着四个人，在前面的那个人他认识，是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吴强。

在讲到拘捕上海的“胡风分子”耿庸之前，必须得先来介绍一下吴强。

吴强原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四军政治部做文化工作，他的上级就是后来被打成“胡风分子”的彭柏山。

彭柏山是二十四军的副政治委员，他与吴强后来都一同转业到上海工作，彭柏山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吴强则在他的手下任文艺处处长。

由于工作的关系，吴强认识了耿庸、何满子等人，在拘捕这些人的时候，大都是由他带着公安人员一同去的。虽然吴强根据组织的安排，顺利地完成了抓捕“胡风分子”的任务，但后来随着彭柏山的被捕，吴强自己也成了一个重点怀疑对象。

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完成拘捕上海“胡风分子”的吴强，恐怕到最后都没有明白，他自己也差一点成了一名“胡风分子”。

对吴强提出怀疑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他同彭柏山的关系，二是他与上海被捕的“胡风分子”的关系，我们“胡风专案”办公室在分析时，认为他可能与胡风手下的人有着某种联系。

基于这样的原因，我们对他也有些不放心，就开始进行了一些背靠背的审查，结果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我所在的“胡风专案”办公室进行分析后，对此仍不放心，于是在1955年6月，《人民日报》公布第三批胡风材料之后，就派我与公安局文保处处长苏平一起，先找吴强谈一谈，从正面了解一下情况，看看他的反应再做决定。

我和苏平奉命找到吴强，苏平在此之前曾参加过对于上海“胡风分子”的拘捕，与吴强早已认识。吴强见我们两个是公安局的，又是“胡风专案”的人员，就感到有些紧张。

作为市委宣传部分管文艺工作的部门领导，而且参加了前段时间对于“胡风分子”的拘捕工作，他是知道这件事情的利害关系的。

我们见他如此样子，就有意缓和了一下气氛，先谈了些别的事情。

等他的情绪正常以后，我们便问起他与上海这些“胡风分子”之间的关系：是如何认识这些人的，以后在工作中有些什么交往，有没有参加过他们的活动，有没有与他们共同商量过一些具体的文艺作品，对胡风的文艺理论如何认识……

我们这次完全是谈话的方式，凡是他谈到的问题，都没有进行追问，更没有对他瞪眼睛拍桌子。

吴强坐在我们的对面，说话比较缓慢，也比较谨慎。

吴强向我们表示，他应该与这些“胡风分子”划清界限，这次组织上决定要自己带领公安人员上门去抓他们，自己也都按时完成了任务，工作中没有出现任何的问题，同时自己过去与他们也没有过多的来往，有的只是工作上的一些联系，也没有参加过“胡风分子”之间的任何活动，对于胡风自己更是没有联系，也没有通过信件，这一点组织上完全可以调查的。

吴强说，从拘捕耿庸开始，以后几天都是用这种方式到新文艺出版社去抓人，抓王元化、罗洛、张中晓自己都是很好地予以配合的。

几天以后，我们将与吴强的谈话情况向有关负责人做了汇报，又将早已安排好的拘捕上海“胡风分子”的方案进行了回顾，认为吴强所讲的情况都是事实，也是实事求是的，因为当时参加拘捕行动的是我们公安局文保处的人员，以后大都留在了“胡风专案”办公室，他们对于情况是熟悉的。

就这样，我们经过分析后，认为不能将吴强算在“胡风分子”之列。

在胡风这个惊天冤案的大背景下，上海市“胡风专案”办公室能够实事求是地对吴强作出如此结论，这也是很不容易的。试想一下，那个时候如果不问青红皂白地将吴强拘捕起来，那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待到十年之后再弄清事实，将其从狱中放出，人的整个最富创造力的精神财富已经早就消失殆尽，哪还有那部煌煌巨著《红日》呢？

吴强创作的《红日》后来改编成同名电影，在全国引起一定的反响。我看了以后曾对当年一同参加调查吴强的同志说：“你们看，幸好我们当时没有办错事，要不然都像胡风一样地被抓起来，今天我们就看不到这部电影了。”

中国现代文学将为此而失去其应有的分量。

胡风冤案消耗了中国作家和中国知识分子多少精神能量啊！

（三）耿庸

耿庸看见吴强等人之后，朝他们点点头，让进了屋子里。

吴强也未向他介绍另外三个人。吴强说：“我这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耿庸便将他们安排在楼下的客厅里坐下，自己急忙换了衣服，洗了脸，然后陪着坐下。

吴强问耿庸，看过《人民日报》上公布的胡风的材料没有。

耿庸说看过了。

吴强说，胡风的性质很严重，是一种反党行为。

书生气十足的耿庸何曾想到会那么利害，就反驳说这都是一些文艺界的学术争论，不必说得那么严重。

这样一来，耿庸明白了吴强等人来的意思，双方开始争论起来。

吴强等人见耿庸不听劝告，就生气地说：“你如果不尽快划清界限，那是很危险的。”

耿庸根本不会想到事情会发展到以后的地步，争辩说：“这有什么危险的，不同的观点自由争论，这也是允许的嘛！”

吴强见耿庸这个书呆子怎么也“点”不醒，就大声地说：“你们这样是反党的，是反革命的，难道还不够严重！”

耿庸此时也火了，将桌子一拍说：“你这是胡说，这怎么能是反革命！”

吴强见耿庸性情固执，不听劝告，用手指了指那三个耿庸不认识的人，放低了声音劝他说：“你别跟我说，有理你跟他们三个人说去。”

吴强说完，开门而去。

耿庸没有想到吴强会这样，一时有些愣住了。

那三个人是我们公安局文保处派去的，他们这时走过去，向耿庸掏出了拘捕证。

耿庸这时才知道事情真的给闹大了，他睁睁地看着那张拘捕证，问道：“你们这是来干什么的？”

公安局的人说：“刚才宣传部的同志都给你讲了，还问这个干什么，快签字吧。”

耿庸问道：“你们带我去哪儿？”

公安局的人说：“我们是执行命令，去了你就会知道了。”

外面的天已放亮了，朦胧的晨光照在窗帘上，耿庸的妻子王皓早被惊醒，起来坐在一旁，以一种惊慌不定的神情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三个孩子当然不了解这些，还在床上呼呼地睡着。

耿庸看了一眼妻子，告诉她说没有什么关系，自己跟他们去几天就会回来的。

妻子以一种怀疑的目光看着他，问道：“到底能有多少天？”

耿庸此时竟乐观地说：“没什么，最多两三天吧。”

他哪知道自己这一去，竟是长达十一年的铁窗生涯，同时也是他与妻子的永别。

公安局的人员对耿庸说：“我们也不用手铐铐你了，你自己跟我们走吧，外面停了一辆车，你自己上去就是了。”

汽车将耿庸带到了建国中路二十六号，关入了一间屋子。

后来，我曾去看过这间囚室，那是靠近围墙的一间屋子，里面摆着一张小桌子，—张床，没有凳子，写检查时人是坐在床上，采光和通风也还比—般的牢房好多了。

参加拘捕的公安局同事后来告诉我说，他们将耿庸押送来后，引进这间屋子时，还很客气地问他：“你看这里怎么样？”

耿庸则笑着点头说：“还可以。”

从对耿庸的拘捕不难看出，耿庸和公安局负责抓捕的人员，当时对形势的认识都是比较肤浅的，在进行秘密抓捕的时候，万万没有想到后来会发展成全国上下轰轰烈烈的一场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据查，耿庸在1933年就与胡风有过通讯往来，后来胡风在上海滩上编辑刊物，耿庸就成了这本刊物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以写杂文为主，时有文章在上面发表，两人的关系也由此更加亲密。

1946年耿庸来到上海，不但与胡风见面，同时还通过胡风认识了上海滩上当时较有名气的学者和作家贾植芳、何满子等人，建国后成立新文艺出版社，就是现在上海文艺出版总社的前身，耿庸在出版社担任编辑，这时又认识了张中晓、王元化、罗洛等人。胡风专案领导小组办公室经过认真分析，认为新文艺出版社是胡风集团的一个重要“据点”。

5月13日，《人民日报》公布胡风的第一批材料后，新文艺出版社的领导就动员他把过去与胡风交往的信交给组织。可是，耿庸根本没有将此当一回事，认为那都是私人之间的来往，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用不着组织上来“关心”。

天真的耿庸总认为报上所公布的那些有关胡风的材料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不是政治问题。

他仍然是每天照样喝自己的酒，下班后就陪孩子们玩，一派无忧无虑的样子。直到被捕之后关入囚室，他的整个心里都还是那么乐观，总以为只要两三天就可以回去。

经查，胡风曾于建国后从北京邮有一封信给耿庸，信的内容谈了一些出版方面的问题：

关于出版问题。

二、……似不宜争取在新文艺出版。新文艺这岗位要保存，由它出，说不定要遭忌，受到“组织”手段的妨害的。

三、泥土出，发行会生问题，且会使它更遭忌，以至寿终。——万一无法出，也就只有由泥土出了。

四、顶好找另一家出。如果由贾找文化工作社，等。得努力一下看，报酬不计，不要都可以。

五、时期弄妥了这可出似不必等了。暂时不会有“好”时机的。印出了的效果是：（一）在某些圈子杀他们的气焰，使他们知道天下不容易“太平”，（二）刺激得他们更疯狂起来。但，现在已经疯狂，狂得再凶一些也无所谓。两种效果都有的。

六、署名。能在别一家出，换一个署名，不会有人知道，当然好。

我所在的“胡风专案”办公室认为，这封信里有许多常人不知的“密码”。

“关于出版问题”并非一般的图书出版，而是指由耿庸撰写的《阿Q正传研究》。胡风在这里为耿庸的这本书的出版出主意。这个主意就是如何远离其胡风集团的“据点”——新文艺出版社，同时又不要暴露出另一个“据点”——泥土社。

这里的“贾”，当然是指的另一个在上海的“胡风分子”贾植芳。这里的“他们”，用当时《人民日报》的解释就是指中国共产党。

对于信中所提到的“新文艺出版社”和“泥土”，自然是指上海的两个出版社。对于胡风为什么不同意耿庸在这两个出版社出书，这两个出版社与胡风案件又有什么关系，1955年5月24日的《人民日报》是这样解释的：

“新文艺”指新文艺出版社，胡风经过刘雪苇，安置了好几个胡风集团的分子在上海新文艺出版社里面，企图把这个出版社作为他们的一个重要据点，所以他说“这个岗位要保存”，不让耿庸的《阿Q正传研究》在新文艺出版社出，以免暴露。

“泥土”是指泥土社。胡风集团所办的出版社。

本来，一个作者要想出一本书，与友人商量由哪一家出版社出比较好，这在今天来说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怎么分析都不会与“反革命”挂上钩。可是当时却的确是这样来看问题的，既然是真凭实据都被掌握了，党的机关报又作了如此的一番解释，那么将这个耿庸划为“胡风分子”，那也是合情合理的事情。

除此之外，公安机关还查获一封胡风在1950年8月24日写给耿庸的信，这封信是从上海邮出的。

胡风在这封信中写道：

……退还再邮去，让他们为难一下，是好的。但不知上次换了名字否？顶好换名字。不过，如上次未换，中间不好换了。再，文章要展开分析、说明，一则他们在宗派之外还有一个低能，但主要的还是对读者有说服力……

《光明日报》还是沙鸥引的那一段“批评”，至于《大众诗歌》，那是全部否定，简直完全暴露了黄药眠自己。……等他们回信后再说。那时，你可以把来信寄我，并用初次通信的口气写一封信给我提出对他们的意见。两三个月后，可能性在北京，那时就可以作为材料对他们提出批判。这篇材料，已有几处寄来了。

我想，你的文章写法，要好好改进一下，突击式地刺入一点，现在绝对不能被接受的。当然，尖锐性无论如何不能失去，但要寄托在分析和说明的里面，而且要警惕“态度”问题，现在所对的并不是“敌人”，而且都是“领导者”呀！再就是，要再看些马列主义和苏联的文艺理论批评，为了“字里”上要站稳“立场”，一不小心，别人就会用这打死你的。

……如有同感友人，可弄一个小座谈会之类，现在需要这类工作，还得从少数做起。

这是在《文艺报》提出对胡风批评后写的信，胡风在这封信里所指的“他们”，指的就是《文艺报》。信中所说的《光明日报》，则是指《光明日报》上所发表的文章批评胡风的诗。“沙鸥引的那一段”是指沙鸥在《文艺报》一卷十二期上那篇短文中所引的胡风所写的诗歌《安魂曲》中的一段。《大众诗歌》……”是指《大众诗歌》这本刊物上曾发表黄药眠写的批评胡风诗歌的文章。

对于胡风在这封信中的其他“隐语”，《人民日报》当时是这么解释的：

“要警惕态度问题……”——胡风在这信里指示他的集团分子不要公开地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反对党和党所领导的文艺界，以免暴露他们的真面目。

“小座谈会”——胡风指示耿庸制造假的座谈会来为他的诗捧场，并反对《文艺报》对他的批评。

按照当时《人民日报》的这种解释，耿庸不但与胡风有信件来往，同时还在胡风指示下有“反党”活动，这样在胡风被拘捕后立刻就将他拘捕起来，那也是完全应该的了。

1954年4月5日，胡风在北京曾经写有一封信给上海的罗洛、耿庸和张中晓，当时这几个人都在新文艺出版社当编辑。

胡风在这封信中要求耿庸等人帮助他做一些工作：

你们工作忙，但如有多少可能，希望开始便帮我做一件工作。

分析二文的论旨和论点。

一、指出他们所用的论点。

二、对他们每一个论断分条写出看法（从当时条件和原文主题）。

三、提出可参考的材料（马至斯，高、鲁、毛，现在苏联理论），论点，出处，页数。

四、引用何、香港各文……等“理论”，相同者及错误的可以对照者——出处及页数。

现在得做这个准备，实事求是地帮我准备，免得考虑不周。我一安定下来也许就得做这一工作的。

胡风在这封信中所说的“二文”，是指林默涵、何其芳在1953年发表的批评胡风的文章。“何、香港各文”，是指何其芳和胡绳、林默涵等人在香港所写的批评胡风集团的文章。

公安机关认为，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耿庸不但与胡风有联系，同时与其他的“胡风分子”也有某种联系，并同时为胡风的“反革命目的”服务。

经公安机关认定，耿庸与其他“胡风分子”的来往证据是确凿的。

1955年1月11日，李正廉曾从上海给耿庸邮过一封信，信中谈到对胡风的批评问题，其中主要有这么一句：

你可以想像这些日子所听到的噪音，是怎样使唯一能欣赏音乐的耳朵也失灵了。这里、那里不协合音，和无基调性，简直令人诅咒。……

这一句话也就成了耿庸参与“胡风分子”污蔑对于胡风文艺思想批判的证据。

（四）曾卓

耿庸被捕后，除审问与胡风的关系外，主要是审讯他的叛徒和军统特务的问题。

据查，耿庸在1940年加入中共地下组织，后来不知因何脱党，又曾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过，后来不知何故又被释放，在国民党机构里担任一般的科员。

关于脱党问题，后来经查，由于当时斗争非常残酷，有一部分党组织受到破坏，耿庸因此就无法联系，也就很自然脱离了组织，但未查出有出卖组织和同志的情况。

关于耿庸参加军统特务问题，一直也无法搞清。

1956年我专程去了汉口，在湖北省某监狱提审了另一个被怀疑为“军统特务”的“胡风分子”曾卓。

说是提审，实际我采用的是谈心的方法了解情况。

曾卓被带来了，我让他坐在对面的凳子上。

曾卓犹豫了一下，才慢慢地坐下。

从谈话中可以看得出来，虽然由于胡风事件他被捕入狱，心里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压力，但他的回答是认真的，准确的，从不含糊其辞，一是一，二是二。

直觉和从事公安工作的经验告诉我，曾卓是诚实的，他的话是可信的。

曾卓未曾提供耿庸参加“军统”的证据与事实。

后来我又从汉口赶往武昌，与湖北省公安厅联系，找到一位曾与耿庸一起在国民党机关工作过的同事，此人被关押在湖北省公安厅预审处。

我前往预审处，提审了这位耿庸过去的同事。

这次与曾卓不一样了，地点在审讯室。

这是一间不大的小屋，墙头上贴着一条标语：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那位耿庸过去的同事见了我不敢抬头，站在那里。

我让他坐下，然后问他是否认识耿庸，并追问他有关耿庸参加“军统”的事情。

他一听“军统”两个字，吓得打了一个哆嗦。

我追问：“究竟有没有这件事情？”

他颤抖抖地说：“这是没有的事情。”

我说：“你必须老老实实地向组织上讲清楚，任何隐瞒都最终会被调查出来的。”

他说：“这是绝对没有的事情，我们那时都只是为着养家糊口才去干的这份工作。”

我说：“你能为你说的话负责？”

他说：“可以。”

就这样最后仍不能确定耿庸参加“军统”的这件事情。

我了解到在湖北省财政厅有一位女干部，当年也曾与耿庸同在国民党的机关里工作过，于是我便赶往财政厅，通过这个单位的领导，向这位女同志进行调查。

结果，这位女同志仍然不能提供耿庸这方面的情况。

武汉的几天时间里，我来回地往返于汉口和武昌之间，通过各种渠道调查和了解耿庸的情况，最后都不能确定他的“军统”问题。

我对耿庸参加“军统”的问题进行了否定。

回到上海之后，我将调查的情况向“胡风专案”办公室作了专门的汇报。

由于我的调查与拘捕耿庸时的材料上所说不一致，而以后“胡风专案”办公室又被改为“肃反”办公室，大家都全力以赴地投入了“肃反运动”，耿庸的事情就这么一直地拖了下来，一拖就是十一年。

耿庸被捕以后，他的妻子王皓接着也被捕，关了整整一年。

1957年整风反右时，要将她划为右派，善良的王皓受不了这种精神上的无穷折磨，在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含恨跳进了黄浦江。

她最后都未能等到心爱的丈夫回来。

一场冤案，使耿庸家破人亡。

直到1980年耿庸才得到了平反，平反文件上说：

耿庸，原定为叛徒、军统特务嫌疑，经查，耿庸曾于1940年参加地下党，后脱离关系。1941年7月在江西赣州被蒋经国逮捕，9月释放，没有发现他有出卖党的行为。1943年6月他到国民党财政部货运局人事室作科员，是经他的姐夫军统特务吴文宇介绍的。但他不是军统特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