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年多年前,一群福州人背井离乡,远渡重洋,在加里曼丹岛的北部荒地上签下999年租约,建起一座中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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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谁?为何出走?这段被孙中山盛赞的海外拓荒史,是怎么完成的?
乱世出走
1900年的中国,正深陷于一场前所未有的浩劫之中。
甲午战争的硝烟虽已散去,但屈辱的《马关条约》像一道血淋淋的伤疤,刻在每个中国人的心头。
沿海城镇流传着这样的景象,外国军舰在港口横行,传教士在乡间传教,而中国的农民正一批批失去他们的土地。
正是在这样一个绝望的年代,一位名叫黄乃裳的福建举人,做出了一个改变千人命运的决定。
黄乃裳不是寻常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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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生于1849年,在福州闽清的一个贫寒之家长大,早年受洗成为基督徒,这使他对西方文化有着超越同时代人的理解。
1894年,他考中举人,本该踏上仕途,却因弟弟黄乃模在甲午海战中随致远舰殉国而彻底改变了人生轨迹。
弟弟的牺牲像一记重锤,敲碎了他对清廷最后的幻想。
彼时的北京城正酝酿着一场变革。
黄乃裳和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交往甚密,积极参与“公车上书”,在福州创办《福报》,宣扬变法图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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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在报纸上公开反对妇女缠足,一期报刊竟售出三万份,在保守的福建掀起轩然大波。
可惜,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慈禧太后重掌大权,谭嗣同等“六君子”血溅菜市口。
黄乃裳的名字赫然出现在通缉名单的第11位,他不得不星夜南逃。
逃亡路上的见闻让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当他回到福州时,看到的是满目疮痍的家乡,苛捐杂税压得农民喘不过气,鸦片馆里挤面黄肌瘦的瘾君子,沿海地区随处可见被拐卖到南洋的“猪仔”。
这一切让他明白,在腐朽的体制内寻求变革已无可能,必须为同胞寻找新的生路。
1899年,黄乃裳举家迁往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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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自古有下南洋的传统,当地已有相当规模的华人社群。
但他不像其他移民那样只为谋生,而是带着明确的使命,寻找一块可以建立理想家园的土地。
他辗转马来亚、苏门答腊等地考察,最终在砂拉越的拉让江流域发现了诗巫。
这片位于婆罗洲西北部的土地,当时还是一片未经开发的原始丛林。
热带雨林遮天蔽日,鳄鱼在浑浊的江水中游弋,只有少数原住民部落在此狩猎。
但黄乃裳以农学家的眼光看到了潜力,冲积平原土壤肥沃,拉让江可通航运,更重要的是,砂拉越的统治者查尔斯·布鲁克正急于开发这片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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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5月,黄乃裳与布鲁克签订了一份前所未有的条约。
这份后来被孙中山誉为“中国近代唯一平等条约”的《垦约》,破天荒地规定了999年租期。
并明确华人享有经商自由、信仰自由、武器持有权等十多项权利,且免服兵役、免丁税。
这些条款在列强欺压中国的时代堪称奇迹,彰显了黄乃裳卓越的谈判智慧和坚定的民族立场。
签约那一刻,黄乃裳站在拉让江畔,他将这片土地命名为“新福州”,不仅是对故乡的怀念,更寄托着在海外重建中华文明的理想。
这个曾梦想通过科举改变国家的举人,终于找到了一条更实在的救民之路,用锄头而不是笔墨,在异域他乡开辟一方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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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听闻此事后,特意写信赞扬道:
“凡人欲为社会国家谋幸福喜乐者,须自愿从始至终贯彻负悲哀痛苦之责。”
而这一切,还只是千人迁徙史诗的序幕。
筚路蓝缕,荒岛求生
1901年,福州港的晨雾尚未散尽,第一批91名移民在黄乃裳的带领下登上了开往南洋的木帆船。
他们中间有木匠、农夫、裁缝和私塾先生,每个人怀里都揣着一纸契书,上面写着"诗巫垦场"四个字。
这些面黄肌瘦的福建农民望着渐渐远去的故土,眼中交织着迷茫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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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知道,等待他们的不是传说中的沃土,而是一场生死考验。
航行持续了整整二十八个昼夜,木船在南海的惊涛骇浪中颠簸,许多人晕船呕吐,只能蜷缩在底舱的稻谷堆里呻吟。
当船队穿过马六甲海峡时,突然有十几人哭喊着要回家,他们跪在甲板上磕头,说宁可回去饿死也不愿葬身鱼腹。
黄乃裳站在船舷边,望着墨绿色的海水沉默良久,最终只是深深鞠了一躬,任由那些身影消失在返回的小船上。
启程时的九十一人,最终踏上诗巫土地的只有七十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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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3月16日,当最后一批移民抵达拉让江口时,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倒吸凉气。
参天古木遮天蔽日,沼泽地里鳄鱼潜行,成群的蚊子像黑云般扑来。
所谓的"垦场"根本不存在,只有无边无际的原始雨林。
几个妇女当场瘫坐在地,抱着行李嚎啕大哭:"这哪里是新福州,分明是阎罗殿!"
黄乃裳第一个抡起斧头砍向藤蔓,他穿着早已磨破的长衫,和农民们一起清理灌木,手掌很快磨出血泡。
最初搭建的茅屋一夜之间就被野象踩塌,刚开垦的菜地被猴群洗劫一空。
更可怕的是疟疾的蔓延,没有医院,没有草药,短短三个月里,就有人因高热不退死在临时窝棚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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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艰难时,黄乃裳的胃病剧烈发作,连续四十天只能靠香蕉糊维持生命。
转机出现在1902年的雨季。
当第三批移民带来福州稻种时,人们发现热带土壤根本不适合水稻生长。
绝望之际,有个老农尝试播下来时藏在鞋底的黄豆种子,没想到七天后就冒出嫩芽。
这个发现让众人欣喜若狂,他们开始改种胡椒、橡胶等经济作物,又从土著那里学会采集野生硕莪粉充饥。
渐渐地,沼泽地上出现了奇迹,先是三间用芭蕉叶覆顶的高脚屋,接着是冒着炊烟的集体灶房,后来甚至有了用油布遮顶的简陋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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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第一批胡椒果实变红时,黄乃裳站在田埂上哭了,这些用生命换来的作物嫩芽,终于让新福州有了第一抹生机。
至1902年夏天,三批共1118名移民全部抵达。
每当夜幕降临,窝棚里会响起用椰壳制作的二胡声,有人唱起闽剧《貽顺哥烛蒂》。
这些乡音成了抵抗蛮荒的最强武器,让这些衣衫褴褛的拓荒者记得,他们不是在流浪,而是在建造一个叫做家的地方。
文明扎根,“新福州”的蜕变
当最后一批移民在诗巫的红土地上站稳脚跟时,黄乃裳意识到,单纯的生存已经不够了。
1902年的雨季来得特别早,连绵三个月的暴雨冲垮了刚筑起的田埂,也冲垮了一些人最后的心理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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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的窝棚里开始传出压抑的啜泣,有人对着从福州带来的祖宗牌位喃喃自语:
"我们是不是被祖宗抛弃了?"
黄乃裳举着油灯巡视棚户区,突然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的荒野,不是遮天蔽日的雨林,而是人心中蔓延的荒芜。
改变从一声钟响开始。
1903年复活节清晨,当第一座用楠竹搭建的教堂顶上响起铜钟声,穿着补丁衣服的垦民们从四面八方涌来。
他们跪在泥泞中唱起福州方言的《荣耀颂》,雨水混着泪水在脸上纵横。
这座简陋的教堂成了精神灯塔,让飘零的灵魂找到了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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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三个月,黄乃裳用最后一点积蓄建起"垦场学堂",粗糙的木板墙上挂着孔子像和十字架,孩子们在椰壳做的算盘上学习算术,朗朗读书声第一次压过了雨林的猿啼。
物质世界的建设同样步履维艰。
当英国殖民官员前来视察时,惊讶地发现这片曾经的荒地上出现了令人惊叹的秩序,排水渠沿着等高线精准开挖,橡胶苗像士兵般整齐排列,甚至还有用藤条编织的垃圾回收站。
最让官员们震惊的是,这些看似原始的棚户区里竟然藏着木工坊、铁匠铺和裁缝店,有个失去右手的老人甚至发明了用脚操作的纺纱机。
黄乃裳指着这些创造平静地说:"中国人到哪里都能种出文明,就像竹子到哪里都能生根。"
但危机总是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刻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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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早春,当第一批橡胶即将收割时,砂拉越殖民当局突然要求提前偿还四万元贷款。
这个数字相当于整个垦场三年的收成总和。
英国特派员詹姆斯在巡视时故意打翻一碗胡椒,用靴尖碾碎着说:
"要么允许我们开设鸦片馆和赌场,要么看着你的乌托邦破产。"
黄乃裳沉默地捡起被碾碎的胡椒粒,突然抬头笑了:
"我在福州见过太多人被鸦片毁掉,宁可让这些橡胶烂在地里,也不会让魔鬼进门。"
这个决定最终导致黄乃裳被迫离开诗巫。
1904年深秋,当他最后一次巡视亲手开垦的田园时,橡胶林已连绵成海,教堂的铜钟在夕阳下闪着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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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管理权交给美国牧师富雅各时只说了一句话:
"告诉孩子们,他们的根在闽江边,但果实应该结在任何阳光照耀的地方。"
开往新加坡的轮船拉响汽笛时,全体垦民站在拉让江畔齐唱《友谊地久天长》,歌声盖过了江涛声,这是他们刚跟传教士学会的英文歌,此刻却成了最沉重的告别曲。
令人惊讶的是,失去领袖的垦场没有崩溃。
富雅各牧师延续了黄乃裳的规划,带领人们开辟出更科学的种植园。
1905年,诗巫产出第一批优质橡胶,换来的钱不仅还清债务,还建起了砖瓦医院。
1908年,当第一艘自制木帆船"新福州号"下水时,船头特意雕刻着龙凤呈祥的图案,这是移民们对故乡最深的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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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跨越重洋的福州儿女,终于在南洋的暴雨中扎下了文明的深根。
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诗巫已经拥有六所华文学校、三家诊所和贯穿垦区的木栈道。
更不可思议的是,这里的华人始终保持着对故土的深切关怀。
当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时,垦民们连夜收集橡胶籽,托侨船带回福建作为革命政府的启动资金。
这些沾着南洋露水的种子,后来在闽江畔发芽长成树林,就像它们的主人一样,无论漂泊多远,终将以另一种方式回归故土。
薪火相传
1963年,当砂拉越正式成为马来西亚联邦的一部分时,诗巫街头出现了奇异景象,华人商铺门前同时悬挂着五星红旗和马来西亚新月旗,穿纱笼的马来孩童与说福州话的华裔少年共用一把伞在雨中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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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拓荒者或许不会想到,他们用血汗浇灌的这片土地,最终会长成连接中华文明与东南亚文化的独特桥梁。
当地华人至今仍保持着清明扫墓、中秋搏饼的习俗,婚宴上必不可少一道地道的佛跳墙,但他们能熟练地用马来语讨价还价。
经济命脉始终掌握在华人手中。
从拉让江畔的造船厂传来的铆接声从未间断,这里生产的拖船和货轮航行在马六甲海峡甚至远达欧洲。
2018年,当"诗巫制造"的第十万艘船舶下水时,船主特意要求在船头刻上"新福州"三个汉字。
那些戴着宽边草帽的农场主们笑着说:"我们的根在福建田间,但眼睛盯着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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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战期间,这座海外孤岛还曾成为支援抗战的秘密通道。
卢沟桥事变消息传来时,诗巫华侨中学的学生们砸碎储蓄罐,把积攒多年的叻币换成医疗物资。
老垦民林阿贵捐出准备盖房的全部积蓄,只在账本上写下一行字:"吾庐虽小,国耻为大"。
1941年日军占领砂拉越前夕,最后一艘侨船冒着炮火驶向中国,船舱里塞着的不是橡胶和胡椒,而是诗巫华人募捐购买的六千支盘尼西林。
这些药品后来被送往滇缅战场,拯救了无数中国远征军士兵的生命。
这座由千名中国人奠基的城市,最终长成了亚洲文明对话的鲜活样本。
文明的火种一旦点燃,便能在任何土地上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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