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年周总理逝世，一老头给日本寄了封信：家里出了丧事，我不能走

“1976年1月9日凌晨，周总理去世了。”值班护士推门而入，小声却清晰。屋里昏黄的灯光下，老山崎抬起头，捂住胸口，久久无语。第二天一早，他摊开信纸，给远在新潟县的哥哥写下那句后来广为流传的话：“家里出了丧事，我不能走。”

那一年，他已六十八岁，在济南郊区的卫生院行医二十七个春秋，工资只有八十来块。探亲批准函早就放在抽屉里，船票也买好了，可周总理的讣告传来，他觉得自己“理当守灵”。与共和国共度艰难岁月的情分，在他心里比回乡探亲更重。信寄出后，他把船票烧了，只留下一截黑灰。

很多人纳闷：一个日本老头，为何要把中国领导人的逝世当作自家噩耗？要理解他那封信，得把时间拨回到三十九年前的盛夏——1937年的八月，卢沟桥枪声刚过不久。

他原名山崎宏，出身日本越后山区的贫困农家。父母早逝，兄姊卖掉半块田地供他上医学院。男孩的梦想很朴素：当个乡村医生，给佝偻的老人量血压，给发烧的孩子打一针青霉素。战争打碎了平静。征兵令贴到家门口时，哥哥已成家，他主动顶替，只因一句“我单身，去我去”。分配兵种时，他被编进兽医队，跟着辎重部队渡海，踏上青岛港。

真枪实弹的世界跟教科书里的病理学相距甚远。他见过马尼拉草坡上开花的炮弹，也见过士兵把枪口顶在农妇背上。最让他心神崩溃的，是滕县郊外那条堑壕中，一个襁褓里的男婴被扼死，只因哭声惊动了哨兵。那天夜里，他对战友低声说：“我要逃。”战友冷笑：“逃兵？一枪毙。”

四天后的拂晓，他还是跑了。没干粮，没地图，只知道往东走，离前线越远越好。白天躲在玉米地，夜里顺着月光赶路。第四天傍晚，他体力耗尽，倒在山东泰山脚下一户农家的门槛外。

门开了。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太太皱着眉，把他拖进屋。湿透的军服很快被剥掉，粗布棉被盖在身上，灶膛里柴火噼啪作响。这一幕，老山崎后来形容为“比母亲的怀抱还暖”。他不会说中文，只能打手势。老太太以为他是跌伤的哑巴，让媳妇熬了红薯稀粥。三天后，体温退了，他偷偷把随身仅有的手表放在桌上，换上老太太准备的灰布便装，磕头离开。走出不远，忍不住蹲在道边哭。真真切切的哭。

从那以后，他再没举过枪。辗转到了济南，凭医学功底在日军管理的铁路仓库看库房。夜里有人翻窗偷粮，他假装睡。某次三个瘦小伙卡在铁丝上，他索性抱起毯子扔出去。小伙子进来一看，愣了——“鬼子”？可这个“鬼子”把他们塞到床底，还递了两床毯子。日军最终怀疑到他，枷锁、皮鞭，硬木板上的钉子扎进皮肉，他死咬不松口。

三小伙把他救了出来，拉到村里拜把子：“你是条汉子。”乡亲收他做义子，给他娶了逃荒来的寡妇。寡妇带着女儿，他视若己出，取名“山雍蕴”。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他却没跟同胞一起登船回国，“我欠这个土地一条命”，他说。

诊所开在城南窄巷里，门口挂一盏煤油灯。来抓药的多是穷人，能给几个铜板就不错。药柜时常空，他干脆上门出诊。深夜山道狼嚎，他拄一根枣木棍，提灯，背箱。有人问：“怕不怕？”他笑：“我也挨过鞭子，狼算什么。”

新中国成立后，他把诊所上交公家，留在卫生院拿固定工资。乡亲仍习惯叫他“鬼子大夫”，有刺，却也亲切。几年后，称呼变成“山大夫”，因他已操一口味正的济南话。和平年代的济南物资紧缺，他的副业是劝病号少花钱，“凡是能靠营养自愈的别打针，省下粮票。”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本大使来院访问。大使诧异：“你工资这么低，还常被人叫‘鬼子’，为何不回日本？”他直视对方：“正因如此，我才留下来赎罪。”这句话传到东京，报纸以整版报道。可他只是淡淡摆手，“报纸包煎饼最好。”

话说回1976年。送走周总理，他才再次申请赴日。年底踏上故土，兄姊喜极而泣，替他找了份月薪三十万日元的研究所差事。那天，雪下得大，他看着窗外，轻声告诉哥哥：“我挣不来这钱。”三个月后，他拖着一只旧皮箱返济。箱里塞着两样东西：一本14英寸旧彩电，一堆厚厚的医学、新材料类书籍。他把书捐给市图书馆，彩电留给女儿——那时全院唯一的彩色屏幕。

此后日子波澜不惊：1980年代，他把政府补助悉数捐给学校；日本政府寄来的养老金，每年一万多元，也捐；1990年代，给卫生院送去一台心电图机；2008年汶川地震，他掏出四千，又催女儿加码。旁人问他家境不宽，为何如此？他笑：“留着干啥，钱本来就是药。”

2010年12月1日清晨，102岁的他安静闭眼。遗体被送往山东医学院，按照三年前签下的捐赠协议，用于教学解剖。很多学生第一次面对他时，都怔住了——课本上那个传奇老医生，就躺在面前。

有人统计他的捐款、义诊次数，写成档案。数字惊人，可在我看来，更难得的是他那根枣木棍上的划痕：每走一趟夜路，就刻一道，密密麻麻，早已数不清。老山崎生前说得轻描淡写：“明月有光，人有情。”这一句，足以解释那封让无数中日读者泪湿眼眶的家书，也解释了一位外籍老人为何在总理逝世时写下“家里出了丧事，我不能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