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锋牺牲后，《中国青年》写信请毛主席题词，毛主席看后陷入沉思

“1963年2月下旬的清晨，北京城还罩着薄雾——‘主席，这里有封团中央送来的急件。’”年轻值班员推门而入，把一只蓝色文件袋轻放在书案。信封抬头写着《中国青年》杂志社，落款盖了鲜红的团中央印章。毛主席放下手中的文件，慢慢拆开信封，一行字映入眼帘：恳请您为雷锋同志题词。

室内一时安静，只能听到壁炉里木柴迸出的脆响。毛主席没有立即提笔，他合上信纸，靠在藤椅里微微闭目。外人看不出，他的思绪已穿越到几个月前的抚顺。

1962年8月15日，辽宁军区运输连洗车场。雷锋指挥助手倒车，粗木杆突然折断反弹，重击太阳穴。11时50分，这个24岁的湖南伢子停止了呼吸。团部的汽车仍发动着，雨水与机油混在泥中，蒸腾起湿冷的雾气。那天的北方，秋意提前到来。

消息首先在沈阳军区内部传开，随后新华社发了简讯。看似普通的因公殉职，却像小石子落入湖面，圈圈涟漪越扩越大：抚顺矿工自发赶来送行，鞍钢退役老工友攥着黑白照片整夜未眠，望城岫山小学的孩子把自己攒下的糖票寄往东北。“这个兵，究竟做了什么？”很多人心里生出疑问。

答案埋在更早的日记里。1957年秋，他踢飞那颗螺丝钉，被县委书记捡起并提醒：“机器哪怕短一颗钉也要停转。”从那天起，“我要做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写进雷锋的本子，也写进后来他的每一次调动：修水库、开拖拉机、炼钢，再到参军。岗位像走马灯换，他却总是冲在最累最脏的位置，悄悄把奖状寄回母校，把津贴塞给灾区。于是，当他倒下时，材料早已在各路记者手里堆成小山。

正在这股民间自发热潮里，共青团第一书记胡耀邦意识到：需要一声更有力的号角。2月中旬，他召集《中国青年》编辑开会，屋里挤满了熬红了眼的年轻人。大家七嘴八舌：出专号、拍连环画、搞巡回展……会快散时，思修组长王江云冒出一句：“要不要请毛主席写几个字？”会议桌瞬间安静，随后爆出一阵“这主意太冒尖”的低声议论。可越想越觉得值得一试——青年杂志若能得到最高领袖的手书，权威与感染力将不可同日而语。

2月18日，《中国青年》正式把请示信送进中南海。那封信不长，却几乎用尽编辑们能想到的全部诚意：雷锋事迹、青少年反响、社会主义建设对精神动力的渴求，一条条列得清清楚楚。

信件送到的当天，毛主席的秘书林克草拟了十多条参考题词：强调大公无私的、强调勤奋好学的，也有强调艰苦朴素的。可每念完一条，毛主席都摆摆手。他仍在思考更大的坐标：1959年以后，国际环境骤变，中苏裂痕加深，国内刚刚渡过三年困难时期，物质匮乏的阴影尚未散去，西方媒体却频频鼓噪“和平演变”。年轻一代的精神支柱在哪里？

不得不说，雷锋提供了一个近乎完美的样本：他出身苦难，成长于新社会；他没有惊天动地的丰碑，却在流水账般的日记里写满“小事”；他不讲条件，只讲“人民的需要”。这种可学、可行、可复制的平凡英雄，正好回答了“第三代、第四代该信什么”的问题。

2月22日午后，毛主席午睡醒来，提笔在信纸上挥出七个行草——“向雷锋同志学习”。没有修饰，也没有限定范围。林克捧着墨迹未干的宣纸，只觉字间透着一种笃定。他悄悄问：“主席，要不要再补点说明？”毛主席摆手：“七个字就够了，让群众自己体会。”

2月23日，团中央骑着两辆摩托从中南海取走题词。摄影记者抢拍了好几卷胶片，连胶卷号码都没来得及登记。排版厂连夜开机，《中国青年》3月2日的封面用红底黑字端端正正镶上手迹。三天后，《人民日报》将题词刊于头版，《解放军报》紧随其后推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四位领导的题词，版面煞是壮观。

有意思的是，那几天邮局日夜灯火通明，全国各地订阅《青年》《人报》的汇款单堆成山，工作人员只好把邮戳比作“打谷机”。沈阳军区运输连的“雷锋班”一下收到百余封求购日记影印件的信。

题词发布不到半个月，“学雷锋”成为街头巷尾最热的话题：上海纺织女工自发组成修补队，天津公交司机把“随身携带小抹布”视为荣耀，贵州高原的铁路工人夜间巡道也要自带本子，抄上几句“雷锋语录”。这种群众自下而上的参与感，正是毛主席期待的效果。

我始终记得湖南望城区雷锋纪念馆门前那块被无数人抚摸发亮的石碑，碑上刻的正是那七个字。很多老兵说，他们参军前并没读过几本理论书，却能背下雷锋日记里的半句朴素话：“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朴素，却耐咀嚼。

半世纪过去，时代节奏翻了几番；而电梯里主动扶老人的年轻人，会笑着说一句“学雷锋嘛”。一句玩笑，却说明种子还在。精神的风，吹得久了，就成了气候。

那天凌晨，毛主席将信纸递给秘书时，轻声说了一句：“青年有了榜样，国家才有未来。”语调极轻，却掷地作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