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请吃“未审先判”，紫云县法院的天平为谁倾斜?

这是一封浸透着绝望与愤慨的《控告书》，字字泣血，句句诛心。

59岁的湖南籍建筑商钟小林，将半生积蓄投入贵州省紫云县的“祥龙华府”项目。工程圆满竣工，等待他的不是应得的报酬，而是一场由欠款方与司法人员共同编织的噩梦。两千多万工程款与保证金被恶意拖欠，致使他债台高筑，家庭濒临破碎。

当他毅然拿起法律武器时，却发现最后的防线早已失守——法官接受被告的请吃，案外人与被告律师作陪；法官“未审先判”“同案双标”等，存在明显的枉法裁判。如此明目张胆的违法乱纪，钟小林提出《回避申请书》，如泥牛入海。这似乎早已预示着这场司法博弈的悲凉底色。

2025年8月18日，建筑商钟小林坚决在《控告书》上按下指印。这份递往贵州省检察院和安顺市纪委的文书，将紫云县法院及相应法官推上风口浪尖。

接下来，他将再往前走一步，将《控告书》递交给已入驻贵州的巡视组，期待正义不再缺席。

挂靠工程血本无归

钟小林，一个普普通通的来自湖南永州的建筑人。

2014年9月29日，钟小林挂靠四川玉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下称“玉腾公司”），与紫云晟昊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晟昊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承建后者旗下的“祥龙华府”项目。钟小林垫资施工，完成工程并验收合格，却被开发商恶意拖欠工程款1632万元及保证金500万元。

王方恒作为晟昊公司控股股东（持股58%）及法定代表人，明知钟小林依赖工程款偿还借款，却故意拖延支付，甚至恶意将债权转让给关联公司，企图逃避债务。

一方面，王方恒控股的公司拖欠钟小林工程款，另一方面，王方恒以个人名义向钟小林提供借款，却在法院诉讼中篡改借款利率——将0.15%改为15%，导致控诉人背负1069万元高额利息。王方恒这种左右互搏的方式，使钟小林陷入“既拿不到工程款，又要偿还高利贷”的绝境。

这直接导致钟小林资金链断裂，债台高筑，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兄弟的血汗钱无法兑现，钟的家庭也陷入危机。

更令人心寒的是，当钟小林试图通过法律途径讨回血汗钱时，紫云法院的法官们，非但没有主持公道，反而与王方恒之流沆瀣一气，上演了一出出令人齿冷的司法闹剧。

回避申请石沉大海

时间回溯至2025年1月21日，钟小林向紫云法院递交的《回避申请书》，如同一记警钟，敲响了案件审理的程序正义警报。

《回避申请书》直指审判员姚正超存在违规嫌疑：接受被告紫云晟昊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方恒的吃请，席间有案外人任海、被告律师参与；在案件受理初期，姚正超放言“紫云晟昊不可能承担利息”，这种“未审先定”的姿态彻底背离法官中立原则。

这份有据可查的申请，本应触发司法程序中的“防火墙”机制。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七条，审判人员接受当事人、诉讼代理人请客送礼，或者违反规定会见当事人、诉讼代理人的，当事人有权申请其回避。

钟小林不仅指明了吃请的时间、参与人，更附上了关联案件判决书中自相矛盾的裁判结果作为佐证。然而，紫云法院对这份申请的回应，却是令人窒息的沉默。

在当事人眼中，法官的中立性已荡然无存——一个在庭前就泄露裁判倾向的法官，一个在关联案件中展现双重标准的法官，如何能保障后续审理的公正性？回避申请的石沉大海，为后续一系列匪夷所思的判决埋下了伏笔。

裁判文书中的荒诞剧场

钟小林的控告书里，两份判决书构成了刺眼的“对比实验”，暴露出司法天平的严重倾斜。

在（2025）黔0425民初97号案中，钟小林依据《施工结算付款协议书》，主张支付自2017年5月25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逾期利息。这是合同白纸黑字的约定，可法院以“超过损失”为由，蛮横驳回了2023年8月17日之前的利息请求。这六年的利息高达1300余万元，而钟小林垫资施工一直背负极高的财务成本。

法院在判决书中诡辩道：“双方在协议中约定被告违约的，违约金为剩余工程款（含保证金）8%，且所有逾期支付款项（含履约保证金含本协议签订前的逾期）按年利息10%计息。以上约定是双方自愿达成，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原告主张按年利率10%计算逾期付款利息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然而，在计算逾期期间时，判决书却完全忽略了“含本协议签订前的逾期”这一关键内容，最终判决仅“以21326811.37元为基数，从2023年8月17日起按年利率10%计算利息至付所有款项付清之日止”。这等于说，法院在论述中认可了利息的合法性，却在判决结果中将其抹去，这是对当事人诉讼请求的公然无视和对法院自身论述的彻底背叛。

可转头，在（2025）黔0425民初1153号案——王方恒起诉钟小林民间借贷中，同一家法院采取双重标准。利息明细表中赫然写着“年利率0.15%”，钟小林签字仅确认本息总额，未认可利率。但紫云法院径直采纳王方恒主张的15%年利率，判决钟小林承担1069万元高额利息。

同样是利息争议，对被告公司适用“酌减”原则，对原告个人却适用“就高”标准，法律在同一家法院竟呈现出两副面孔。

这两份判决，堪称逻辑混乱的典范。法院一方面认定钟小林与四川玉腾公司是“挂靠关系”，却又同时使用“实际施工人”概念——而根据法律规定，实际施工人概念仅适用于无效合同情形，在有效合同前提下这一认定本身就自相矛盾。

更荒诞的是，判决先认定王方恒“不享有独立请求权，无权撤销债权转让”，随即又以“损害王方恒利益”为由判定债权转让无效。这种“既要当裁判，又要当球员”的操作，彻底暴露了判决的预设性——为了将工程款债权锁定在钟小林个人身上，以便王方恒通过民间借贷诉讼直接受偿，裁判逻辑已沦为工具。

证据采信的双标游戏

在钟小林的控诉中，证据采信的“双重标准”同样触目惊心。

王方恒提交的由其公司员工出具的证言，因存在直接利害关系本应审慎采信，被法院轻易采纳；而钟小林提交的债权转让通知微信记录、快递凭证，以及刘发金支付662万元对价的银行凭证，法院却以“无支付凭证佐证”为由不予认可，对客观存在的转账记录视而不见。

这种证据采信的倾斜，在保全保险费认定上尤为明显。

钟小林在（2025）黔0425民初97号案中提交了保全保险费的保函和发票，该费用是诉讼中的合理必要支出，符合《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但法院仅以“未提供支付凭证”为由驳回请求，完全无视保函与发票形成的证据链。

这种对弱势方举证责任的苛刻加码，与对强势方证据的宽松采纳形成鲜明对比，本质上是用程序门槛剥夺当事人的实体权利。

司法信任危机

钟小林的遭遇并非孤例。当他试图通过法律维权时，却陷入了“司法与资本勾连”的困境——王方恒作为本地企业负责人，不仅恶意拖欠工程款，更通过债权转让、篡改利率等手段设局，而本应中立的司法机关却成了这场围猎的帮凶。

从2025年1月的回避申请到8月的血泪控告，半年多时间里，钟小林经历的不仅是权益的受损，更是对司法信仰的崩塌。一个法官在庭前泄露裁判倾向，一家法院在同类案件中适用双重标准，一份判决在逻辑上自相矛盾——这些细节拼凑出的，是基层司法公信力的裂痕。

“紫云法院的判决像一座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我本以为，法律是公正的，法院是讲理的。可现在，我看到的是司法的黑暗，是权力的傲慢，是弱者的无助。”钟小林在控告书末尾写道。

这既是一个被逼至绝境的普通人的呐喊，也是对司法公正的最后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