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杀害村支书案二审开庭，凶犯曾准备杀掉其他村干部，原因曝出

一场始于征地补偿款咨询的冲突，最终以生命凋零收尾；一次一审死刑判决的争议，让基层沟通与极端犯罪的议题持续发酵。2025年8月20日下午3时30分，广东普宁市“村民杀害村支书案”在揭阳中院迎来了二审庭审，这起发生在2024年7月的血案，从案发时的街头震惊到一审宣判后的舆论讨论，始终缠绕着“诉求如何表达”与“底线如何守住”的核心追问。

时间回到2024年7月25日，马栅村的“菜鸟驿站”本是村民取件的日常场所，却在当天13时许变成了悲剧现场。据当地村民回忆及普宁市公安局后续通报，54岁的村民黄某欢当天到驿站取快递时，与时任马栅村支书黄某其偶遇——此前一小时，黄某欢刚从村委会离开，彼时他正为两件事奔波：前一天刚去世的87岁父亲黄某生，社保卡里没查到征地补偿款，同时他还需要开具证明注销父亲户口，可村委会工作人员并未给出明确答复。见到黄某其后，黄某欢再次提起这两个诉求，得到的回应却是“找村委会文书处理”，这个答案在他看来，成了“刻意推托、故意刁难”。

情绪失控的黄某欢没有再多争辩，转身走向自己的电动车，从座位下的储物箱里摸出一把提前备好的单刃尖刀，快步追进驿站。面对黄某其双手护颈的本能躲避，黄某欢仍持续朝对方颈部捅刺，致其当场倒地。快递站工作人员许某某见状上前阻拦，肩部被尖刀划伤，经鉴定构成轻微伤。即便黄某其已挣扎着躲向驿站门口，黄某欢依旧没有停手，又上前朝其右肋部、左大腿等部位补刺，直至被赶来的村民合力按倒控制。最终，黄某其因右季肋区创伤导致肝脏破裂大出血，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案发后，黄某欢的妹妹向外界透露了一个细节：事发前一天，他们的父亲刚因病离世，哥哥黄某欢一直在忙着操持后事，25日上午出门时还说“去村委会办点事”，家人从没想过会发生这样的极端事件。而据黄某欢儿子的证言，父亲只有小学文化，2024年4月前还在做室内铺木地板的临时工，后来因为爷爷奶奶相继重病，不得不放下工作专心照顾——奶奶尿毒症恶化需要长期透析，父亲又年迈体弱，家庭经济本就拮据，照顾老人后更是几乎断了收入来源。

黄某欢到案后，对行凶动机的供述始终围绕“征地补偿款”与“村干部推诿”。

他在笔录中提到，当天去村委会找黄某其未果，向其他工作人员索要黄某其联系方式时，没人愿意提供；偶遇黄某其后，对方不仅不帮忙解决问题，还把责任推给文书，“我就是想拿土地赔偿金给父母治病，可跑了好几次都碰壁，心里又急又气”。不过，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却呈现了补偿款分配的另一个维度：2022年，马栅村通过村民代表大会表决，制定了《流沙南街道马栅村(经联社)征地保留资金分配工作方案》，明确将征地补偿款以“为16周岁至59周岁村民缴纳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形式分配，方案及对应的补贴名册均进行了公开公示。黄某欢的父亲黄某生2022年时已83岁，超出了方案规定的年龄范围，因此未纳入分配名单；而黄某欢一家6口（包括他本人、妻子、儿子等）均已按规定获得了相应补偿款，不存在“漏发”情况。

事实上，黄某欢对征地款的不满并非临时爆发。一审判决书显示，从2020年7月到2023年11月，他曾4次通过信访渠道反映土地征收、补偿款分配问题。2020年9月，当地街道办事处曾针对他的信访给出回复：厦深铁路普宁站周边征地的1596.1万元补偿款，因涉及的是村集体土地，已作为集体收入用于村民年终福利、代缴医保、70周岁以上老人每月生活费等开支，不存在村干部侵吞的情况。但这些回复似乎并未缓解黄某欢的疑虑，矛盾逐渐积累。

2025年2月，该案一审在揭阳中院开庭，“村干部是否存在过错”成为庭辩核心。黄某欢的辩护人提出，黄某其及部分马栅村干部存在明显过错，这种过错是案件发生的直接诱因，应当对黄某欢从轻处罚。但一审法院驳回了这一意见，理由是“征地补偿款发放经村委讨论决定并公示，现有证据无法证实村干部侵吞款项，或对黄某欢存在报复、刁难行为”，同时指出本案并非普通邻里纠纷，而是黄某欢对补偿事宜不满引发的极端犯罪。

法院还查明了一个关键细节：黄某欢的行凶并非临时起意。他供述称，2023年底就产生了杀害黄某其等村干部的想法，2024年2月6日还曾准备杀害另一名村干部，只是因时机不成熟未能实施——这意味着他主观上早有报复心理，杀人存在明确预谋。此外，法院认为，黄某欢在公共场合当众行凶，手段残忍，造成一人死亡、一人轻微伤的严重后果，社会影响恶劣；尽管他归案后如实供述了作案经过，系初犯偶犯，且取得了受伤快递员许某某的谅解，但庭审中毫无悔罪表现，也未对黄某其家属进行经济赔偿或取得对方谅解，这些从轻情节不足以抵消其犯罪的严重程度。

2025年3月31日，揭阳中院一审宣判：黄某欢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附带民事赔偿部分，黄某其家属此前提出的157万余元索赔请求因超出法律规定范围，法院最终判决黄某欢赔偿丧葬费等共计69726元。一审判决后，黄某欢及辩护人不服，提起上诉，这才有了8月20日的二审开庭。

老胡觉得：从本质上看，这起案件是“诉求表达失当”与“极端犯罪”碰撞的悲剧。一方面，征地补偿款分配有村民代表大会决议和公示程序，法律层面无明显瑕疵；另一方面，村干部沟通中的敷衍感、黄某欢多次信访未缓解的积怨，再加上家庭困境的催化，最终让矛盾突破了理性底线。法律对死刑的判决，是对生命权的敬畏，也是对极端犯罪的震慑；而更值得深思的是，基层治理中如何让政策解读更细致、诉求渠道更通畅，如何让困境者看到合法求助的希望——唯有打通这些“堵点”，才能减少类似“因小事积怨、因积怨犯罪”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