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观点｜美国正放弃一项有史以来最重大的医学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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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特博士是一名病毒学家，曾任生物医学高级研究与开发管理局负责人。

2020年年初，当新冠病毒的首个基因序列被发布到网上时，科学家已经做好了准备。数小时内，他们开始设计疫苗；数周内，临床试验启动。那种前所未有的速度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而之所以成为可能，唯有因为更早些年美国对一种名为 mRNA 的疫苗技术进行了投入。如今，这项工作正被边缘化，与之一起被搁置的，还有我们在下一次威胁来临时迅速应对的最佳机会。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近日宣布，将逐步终止生物医学高级研究与开发管理局（BARDA）名下的22个 mRNA 疫苗研发项目，停止近5亿美元的投资。这一决定削弱了数十年来最重要的医学进步之一，而这项技术本可以在未来的威胁面前保护更多人的安全。

我之所以清楚其中利害，是因为美国作出重金投资 mRNA 的决定时，我担任 BARDA 局长。这项投资并非始于新冠，而是始于2016年的寨卡疫情。当时我们需要一种在数天而非数年内就能设计出疫苗的方法，以保护孕妇及其胎儿免遭严重的先天缺陷。传统疫苗路径太慢。解决方案是 mRNA：一种灵活的快速响应平台，一旦掌握病原体的基因序列，就能为任何病原体重新编程。正是这笔早期投入，为四年后的“闪电式”新冠应对奠定了基础。

做早期投入的并不只有 BARDA。美国国防部和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早已认识到 mRNA 在应对新兴生物威胁方面的潜力，包括那些可能被武器化的威胁。在全球层面，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CEPI）、世界卫生组织以及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也投入了大量资源，推动这项技术用于具有大流行潜力的病毒。多方合力，使世界在新冠出现时拥有了能够“极速推进”的科研与生产基础。

在疫情期间，mRNA 疫苗从拿到病毒基因序列到进入人体试验不到70天。它们经受了大型而严谨的试验，满足与其他疫苗同等的安全性与有效性标准。到2021年年底，全球估计已挽救约2000万人的生命，其中美国超过100万人。它们降低了住院和死亡风险，减少了“长新冠”的可能，也帮助经济与社区更早重启。

mRNA 并非某一种特定疫苗。科学界称其为“平台”，可迅速适配新的或变异的病毒，也可以组合以同时瞄准多个变体，并可通过更为简化的生产流程制造，降低对脆弱全球供应链的依赖。如今，这一平台正被用于探索个体化癌症疫苗、自身免疫治疗以及罕见病疗法；同时也在研究如何用它来防护尼帕、拉沙、基孔肯雅等病原体，这些都可能引发下一次全球紧急事件。

和所有技术一样，mRNA 也有局限。用于呼吸道感染防护的疫苗，无论采用 mRNA 还是传统技术，普遍更擅长预防重症而非完全阻断感染。这一科研难题可以通过下一代疫苗来攻克。面对局限，正确答案是改进，而不是放弃。

围绕 mRNA 的政治叙事滋生了混乱，从而带来不信任，但科学证据一贯显示，这项技术是安全且有效的，对未来疫苗与治疗具有巨大潜力。有人声称 mRNA 会助长病毒变异或延长大流行，研究并不支持这种说法。变异产生于病毒复制之时，而接种疫苗有助于降低病毒复制的机会，从而减少变异的可能。也有人对安全性提出质疑。全球新冠疫苗接种量已超过130亿剂，其中包含数以亿计的 mRNA 疫苗剂次，证据表明严重不良反应极为罕见，其发生率与其他疫苗相当；多数副反应轻微且短暂。

如果美国放弃 mRNA，失去的不仅是公共卫生优势，还会丧失一项战略资产。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看，mRNA 相当于“生物领域的导弹防御系统”。快速设计、生产并部署医学对策的能力，其重要性不亚于任何军事能力。那些投资这项技术的对手将能更快应对暴发，比我们更早保护好本国民众。

当下，美国在 mRNA 科学、产能与监管专业上占据明显优势。但在一个生物威胁可以被工程化的时代，丧失这一竞争优势，会使美国在关乎生命的关键工具上变得脆弱，并对他人产生依赖。

取消 mRNA 合同的后果绝不限于美国自身。许多国家正在建设区域性的 mRNA 产能。此时作为领头者的美国选择后撤，不仅会削弱这些努力，也会削弱我们在下一次暴发来临时的集体应对能力。这等于选择用更少的防线与更慢的工具去面对下一次生物威胁，而其他国家则在积累速度与实力。

更好的路径是存在的。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可以与科学家、公共卫生专家及安全领域领导者合作，在保留关键项目与生产能力的同时，对 mRNA 技术进行优化与改良。通过“再校准”而非“切断支持”，我们就能把这件强有力的工具保持在待命状态，留给它在最需要的时刻发挥作用。下一场危机不会等待我们重建被自己丢弃的东西。

里克·布莱特（Rick Bright）为 Bright Global Health 首席执行官，该机构致力于提升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应对。他为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CEPI）、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以及“全球100天使命”提供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