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0月26日,救护车上,“同志,劳驾慢点,我想看看前面的山岗。”童炎生微弱却固执的声音划破车厢。司机迟疑了一秒,脚下的油门松了下来,车窗外秋风猎猎,韦岗的山影渐次靠近。透过玻璃,这位年近八旬的开国少将长久注视,嘴角轻轻动了动:“我没有辜负粟裕将军。”这一句话,像钉子般定在众人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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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想到,眼前这位满面病容的老兵,早年是苏区少年放牛娃。一条腿三次负伤、一只手臂被战火夺去、额头里还嵌着一片弹片——硬是靠顽强意志活成了“独臂少将”。他叫童炎生,1911年生于江西安福,说来离奇,父母去世那年他才八岁,靠给地主家放牛糊口。十几岁就明白饥饿和鞭打是什么滋味,也明白“命”字在苦人家眼里多轻。
转折发生在1929年红军进入安福。穷孩子们围着红军的队伍看热闹,那句“穷人自己站起来才有饭吃”一下子俘获了他的心。报名那天,他连鞋都没有,脚底磨出血仍跟着部队夜行百里。谁都没料到,这一走,就是五十五年的枪林弹雨。
1932年秋,苏区遭遇第五次“围剿”。童炎生所在的营奉命断后,山头阵地连打五仗,终于只剩百余人。当晚敌援赶到,喇叭里喊话嘲讽:“乖乖束手!”童炎生当时是敢死队班长,他把搜来的弹药一股脑分下去,以短促指令把十八名战友拧成一股绳。午夜,手榴弹雨点般砸进敌群,爆炸闪光中,队伍趁隙抢出缺口。而就在突围瞬间,炮弹在他脚边炸响,左小腿打成血葫芦。缺药少医,他干脆烧红剪刀自己处理腐肉,硬生生保住大腿。说狠一点,这条腿后来每逢阴雨就剧痛,可他仍能日行百里,这就是真实的红军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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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40年黄桥决战,他又在最前沿督战,额头被弹片削开,铁片伴随终生。四年后,一枚缴获的日式手榴弹没拉稳,炸飞了右手五指,随后感染截肢,失去整条右臂。军医叹息,他却撂下一句:“缺胳膊照样能指挥。”养伤未满月,翻身跳上马回部队,连包扎都没放稳。
战火中,最让他刻骨铭心的却是1938年6月的韦岗伏击。那年六月,新四军刚到苏南,装备寒酸,可陈毅、粟裕下定决心要啃下鬼子。粟裕只交代两件事:毁铁路、设伏击。战士们一路顶着梅雨浸泡的黄泥,高筒鞋里全是水。天亮前赶到下蜀镇拆完铁轨后,童炎生第一次见识粟裕选点:镇句公路一段S形弯道,两侧皆山岭,通行车队毫无掩护。凌晨暗夜,童炎生带着八十名老红军潜伏,七点钟第一声汽车喇叭在山谷炸响,他扣动扳机,机枪火流甩过去,日军车头刹那间瘫痪。不到二十分钟,日军二十余人死亡,四辆军车烧成铁疙瘩。这一仗轰动江南,日媒《大阪每日》惊呼“魔鬼伏击”。也正是这一天,童炎生在粟裕心里刻下重重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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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打完,他的勋表像树皮一样厚。建国后,1955年授衔时,毛主席看着十位独臂将军感慨:“旧中国哪见过这样的将军?”童炎生腼腆地笑:“胳膊掉了还能开枪,毛主席放心。”随后,他调任江苏军区,管过参谋、带过训练。1958年视察海防,他非要亲步测量新构筑的工事。山路险,参谋劝留车里看地图,他摆手:“地图更新跟不上,眼见为实。”硬是颠簸着摩托进沟壑,半道翻车,脑震荡后遗症跟了一辈子。他却说:“不亲自摸清地形,将来打仗会多流血。”
时间很快翻到1984年初春。粟裕大将已经离世多年,生前叮嘱在韦岗立碑纪念首战。镇江方面落实选址,却苦于没人拿主意。童炎生拄着拐杖赶到现场,脚踩泥土丈量,一处山岗,一条旧公路,他抬头比划:“就这里,鬼子当年车头翻的地方。”那天风很大,衣襟猎猎,他站在山巅半晌没说话,眼圈却红了。碑址定下后,施工队日夜赶进度,可没等完工,他便病倒,住进南京军区总院。
于是便有了本文开头那一幕。救护车驶出镇江往南京途中,路边出现韦岗标识。老人身体实在撑不住手术后的剧痛,但还是要求停车观望。车窗外,纪念碑的轮廓在秋阳下闪着石灰色光泽。他轻轻抬手,像在敬礼,又像在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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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5月2日,童炎生与世长辞。去世通稿里写:“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冷文字背后,是一位独臂老兵对一句承诺的坚守——粟裕,要立碑;韦岗,要记住。比起奖章和军衔,这才是他最后的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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