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来源：新安晚报）
转自：新安晚报
《永乐大典方志辑佚》从残存的《永乐大典》中辑录了《庐江志》中四个湖泊的名称及方位：“沙湖，在县东南二十里，周回三十里，跨两乡（册二十卷二二六六页三）。泥湖，在县东二十里（册二十卷二二六六页十一）。康湖，在庐江县东南二十五里（册二十卷二二六六页二三）。葛母湖，在庐江县南一百里（册二十卷二二七〇页七）。”但《庐江志》所载的这四个湖名，如今除“沙湖”只存地名外，其余均已不为人们所知。庐江县地处皖中，地势西南高，东北低，素有“东湖、南岗、西山、北圩”之称，若按比例划分，大体是“山、圩各两分，一水五丘陵”。这“一水”除与巢湖市、包河区和肥东、肥西两县共辖的巢湖部分水域外，如今独立管辖的湖泊只有黄陂一湖，面积为37.9平方千米。
虽只有黄陂一湖存在，但说庐江“东多湖泊”却并不为过，因为其它湖面消失的时间并不太久远，只是名称多有变化。康熙《庐江县志》中除巢湖外，还载有五湖：“沙湖，治东南十里，径七里许，与黄陂相连；黄陂湖，治东南十五里，面径八里，连沙湖，俱受县河及四山之水，东出缺口；后湖，治东二十里，在黄陂湖北隔一陇，故曰后，至孤神墩交流，注西河；白湖，治东北三十里，其东有姥山入水中，周连百余里，一方巨浸也，水出史家口、西河，注于江；排字湖，治东北三十里，与白湖相连。”
尽管《庐江志》中的湖名今已鲜为人知，但根据其载述的地理位置，结合康熙志文图及相关史料，还是可以将其前世与今生一一对应上的。
“沙湖”得名于上游的沙溪，因沙土淤积，湖面今已基本消失，其北部边缘地带已演变成了黄陂湖的附属水面。今名称尚存，是由于有座因湖而名的沙湖山及沙湖村的存在。由于其与黄陂湖相连，所以古代统称为“沙湖”。
泥湖，“在县东二十里”，与康熙志“后湖，治东二十里”的地理位置完全一致，可知“后湖”即原来的“泥湖”。根据光绪《庐江县志》“白湖，距治东北二十里……白湖与后湖、沙湖、黄陂湖相注”的记载判断，白湖和后湖在古代当连为一体，因而被《庐江志》统称为“泥湖”。后湖日渐干涸后便开始影响到白湖，导致其也不断淤塞，结果于上世纪五十年代连同排字（后志为“子”）湖被垦为“白湖农场”。所谓“排字（子）湖”，由于其与白湖相连，是水上运输通道，自古以来，这里木排云集，因而得名。
康湖，“县东南二十五里”，此位置只有黄陂湖与之相匹配。其距离相差约十里，可能是由于黄陂湖接纳自南而北流的失槽河、黄泥河和瓦洋河诸水，因入湖口不断淤塞而致湖面逐渐西北移动所致。除上述河流外，黄陂湖还容纳西河及四山之水，又与沙湖相通，然后东出缺口，其水可谓四通八达。而汉字“康”，就有“四通八达、四面八方”之意，这应该就是“康湖”得名之缘由。沙湖消失后，泥沙自然进入黄陂湖，致湖水常泛一层微黄涟漪而被后人以“黄陂”称之。
那么，这“葛母湖”又在哪里呢？
其实，宋代前庐江县辖境还包括今无为县的整个南境。嘉庆《无为州志》记载：“竹丝湖，距城南一百里，在崑山下，水出石灰河。”这与“葛母湖在庐江县南一百里”相合。据此判断，昔日的“葛母湖”即今之“竹丝湖”。
这“葛母湖”之名因何而来？《无为州志》又载：“葛公山，距城南一百里，相传葛洪炼丹处。”同时亦载：“崑山，距城南一百里。有上崑山，山有石佛，下有清水潭，祷雨多应。有下崑山，夹临江湖。”按两山都“距城南一百里”和《庐州府志》等无“葛公山”之名判断，似有重复之虞，疑上、下崑山中有一即为“葛公山”。因湖在“葛公山”山下便将其称作“葛母湖”，后因竹枝、竹叶随雨水流入湖中而称其为“竹丝湖”。
南宋史学家郑樵在其撰写的《通志》总序中称：“禹贡九州，皆以山川定其经界。九州有时而移，山川千古不易。”而王安石在他的《九井》诗中云：“山川在理有崩竭，丘壑自古相虚盈。谁能保此千世后，天柱不折泉常倾。”可见“山川千古不易”只是相对而言，实际上它也会因“百川沸腾，山冢卒崩”而致“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等地质变化。同时，受社会变迁、语音演变以及人们心理习惯等因素的影响，地名也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但只要我们挖掘新旧名称中的内在联系，通过具体分析，还是可以还原其本来面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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