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侵华日军在南京搞大屠杀,这件事是怎么被国际社会知道的呢?其实,这完全是两个美国人的功劳,他们一个叫约翰·马吉,一个叫乔治·费奇。
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美国圣公会有位传教士叫约翰·马吉,他同时也是南京红十字会的主席。他日常就干一些传教的事情,和做一些慈善的事情。
他当时手里面有一台16毫米的摄像机。在当时的中国,这样的设备绝对是稀罕物,普通百姓根本不可能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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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约翰·马吉看到日本人屠杀中国平民的时候,他就偷偷用这部16毫米的摄像机,偷拍下日本人的一些罪行,其中内容包括日本士兵刺中国妇女37刀、日军举行比赛杀人等血腥场景。最终,他拍完了四卷胶片,总时长105分钟。
约翰·马吉是一个虔诚的宗教信徒,他是有信仰的,所以他拍摄这些画面,不是出于个人私利,而是为了向全世界揭露日军的暴行,让国际社会对日本发出声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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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何把这四卷胶片带出南京,却成了约翰·马吉的一大难题。当时整个南京城被日军围得水泄不通,用常规的方法根本就不可能带出去。
就在这时,约翰·马吉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他的美国老乡,南京安全区委员会的总干事,名叫乔治·费奇。
南京安全区是国际人道主义人士的居住和办公场所,安全区主席是德国商人约翰·拉贝,就是后来写拉贝日记曝光本军暴行的那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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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拉贝是一位虔诚的纳粹党员,但即便他是纳粹党员,也依旧无法容忍日军的暴行,他当时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影响力,保护了约25万的中国平民。
乔治·费奇因为是安全区总干事,身份比较特殊,有出入南京的特别通行证。于是,约翰·马吉便将四卷胶片交给他,希望他能设法将其带出南京。
1938年2月,乔治·费奇以“去上海采购药品”为由申请离开南京。为了躲避日军的检查,他特意穿了一件厚重的驼毛大衣,把胶片缝进衣服夹层。就这样,这四卷胶片,顺利被带出南京。
到达上海后,乔治·费奇找到了一位英国记者,请求他帮忙把胶片送往美国,英国记者也痛快地答应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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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安全起见,这名英国记者还制作了一份拷贝,然后才带着胶片动身前往美国。英国记者最终将拷贝的那份带到了美国,原始胶片则一分为二,一份通过外交邮袋送往英国,另一份由商船带往美国。英国记者的想法也很简单,就是要确保原始胶片能作为证据永久保存。
一个月后,美国《生活》杂志便刊登了部分影像资料,他们从胶片中扒下来一些照片,刊登在杂志上。
这些残忍血腥的画面一经刊出,立刻引起了全世界的轰动。日本人你打仗归打仗,居然做这种丧心病狂的事情。于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巨大的舆论浪潮直指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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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一开始还矢口否认,称这些报道是美国捏造,是假的。但后来,随着105分钟的完整纪录片逐渐被公开,日本人终于不再狡辩。
而全世界的人民,也都看清了日本人的丑恶嘴脸。于是,全球掀起了声讨日本的浪潮,就连它的盟友德国,都公开谴责日本的罪行。
在这股巨大的国际舆论压力下,日本虽继续攻占中国的其他城市,但再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搞大规模屠杀了。他们之所以收敛,不是因为良心发现,而是因为全世界在注视。
如今,我们很多的影视作品,都说是中国人把这事传出去的,其实不是,是人家这两个美国人做的这件事。
后来在军事法庭上,约翰·马吉还亲自出庭作证,揭示日本人犯下的滔天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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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铭记历史,必须先弄清历史。只有在真实的史料和证据基础上,民族记忆才不会被歪曲。倘若用虚构的故事去激发民族情绪,那不仅会造成误导,还会让我们与历史真相渐行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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