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论语》笔记之二十

（来源：邯郸日报）

转自：邯郸日报

李文海

（一）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老夫子的话看起来真是简略啊，但颇有深意。其用辞之精准直追周易卦辞。

觚是古代的一种酒器，腹部作四条棱角，足部也作四条棱角，每器容当时的二升。觚有棱角，故为觚。孔子所见的是一个圆形酒器，也名为觚，于是便感叹说：“觚不像个觚，这是个觚吗！这是个觚吗！”

圣人因一觚大发感慨，其用意何在一觚？程子注曰：“觚而失其形制，则非觚也。举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则为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职，则为虚位。”人而不仁则非人，国而不治则非国矣。孔子叹的是觚，针对的是名不符实，讽刺的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社会现实。

有人认为，孔子这个老顽固，因循守旧，主张复古，对什么新事物都看不惯，能用来做酒器就行，管什么觚与不觚？这是一种说法，也许自有他的道理。上一章孔子说：“齐一变为鲁，鲁一变，至于道。”可以看出，孔子并不是认为什么都是不可以改变的，他也主张变，关键是看变什么不变什么。“觚不觚”的感叹，明显表现出的是对当时崇武尚利，见利忘义，人心不古，君不君，臣不臣等种种现象的强烈不满。

孔子的“正名说”，针对的也是名不符实的问题。“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挂羊头卖狗肉，有名无实。既然东西已经名不符实了，只是图个虚名又有什么用？应当赶紧正名，使其名实相符才是啊。

（二）

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弟子宰我问道：“对于有仁德的人，假如告诉他：‘有一位仁人掉到井里啦！’他会跟着跳下去吗？”孔子说：“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君子可以赶去救人，却不会陷入井中；君子可能被欺骗，却不可能被愚弄。”

宰我就是因白天睡大觉，被孔子严厉批评的那个人。此人聪慧善辩，经孔子调教，后来表现得不错，位列孔门“四科十哲”中言科第一，排在子贡之前。他善于思考，敢于质疑，经常与老师讨论一些问题。

朱熹注曰：“宰我信道不笃，而忧为仁之陷害，故有此问。盖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从于井，则不复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晓，仁者虽切于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应如此之愚也。”朱子大度，只点了一下宰我“信道不笃”而已。

有一种意见认为，宰我之问，明显带有一种恶作剧的成分，想以此问难倒老师。因为井里有仁，按照这个逻辑，一个仁德的君子如果不往井里跳，就表明他不爱仁；如果跳入井中，就会陷入其中，不能自保。所以回答这个问题“跳”与“不跳”，都中了宰我的圈套。王夫之在《四书训义》中说：此问不道德，“以其仁者故，而欲设难处之事以困之，则其心已逆。”

夫子何等智慧啊，一眼就看出了宰我的心思。他没有正面回答，而是以反问的语气敲了一下这个聪明的弟子。告诉他君子不可以被愚弄。

钱穆对此章另有一番解释，他说：“宰我此章之问，或虑孔子罹于祸而微讽之。如子欲赴佛肸、公山弗扰之召，子路不悦。宰我在言语之科，故遇此等事，不直谏而婉辞以讽。”

春秋末期，以下犯上的事情屡有发生，天下开始大乱。诸侯违命于天子，大夫忤逆于诸侯，甚至大夫的家臣也敢谋反篡权。也许孔子认为“叛臣”的“叛臣”应具体分析，每一次权力的转移，都可能是推行德政的机会。因此，晋国赵简子的家臣佛肸谋反后派人请召孔子，孔子有意前往，但子路表示疑惑，因为孔子曾教导过，君子不入不善之地。当时孔子说，我是说过这样的话，但是坚硬的东西能磨透吗？洁白的东西能染黑吗？我不能像一个瓠瓜那样，只悬那里做样子啊。

公山弗扰是鲁国季氏家臣，夺权后也派人请召孔子。孔子有意前往，但子路同样表示不悦，孔子说如果有人用他，他将能在东方复兴周文王、周武王的德政。据史记载，此两次请召，最后孔子均未去成。

钱穆认为，宰我之问，是在婉转地劝谏孔子，想来亦有道理。但不管什么情况，此章都值得认真一读。现实生活中类似性质的事情不少，追仁行善，也要讲究方式方法，衡量轻重缓急。君子仁，且勇，且智。

（三）

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畔”者同“叛”，背离之意也。

孔子说：“君子广泛地学习文化典籍，用礼来约束自己，就可以不违背君子之道了吧！”

《集注》程子曰：“博学于文而不约之礼，必至于汗漫。博学矣，又能守礼而由于规矩，则亦可以不畔道矣。”

孔子讲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博学于文”，一方面是“约之以礼”。对一个人来讲，博学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它可以使人丰富知识，明白事理，不断地增长自己的见识和智慧。但如果没有礼的约束，不按规矩办事，博学会汗漫，即放纵泛滥。行为没有节制，必然偏离正确的方向。相反，如果守礼而没有博学，眼界必定狭窄，办事会墨守成规，缺乏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因此，博学与守礼相辅相承，不可偏废。

用当今的话讲，此章孔子强调的是知识与道德的结合。德者，才之帅也；才者，德之资也。有德无才者庸，无德有才者邪。社会需要的是德才兼备的人才。孔子的思想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

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

这是很有趣的一章，师徒的鲜明形象跃然纸上。孔子见南子，子路不高兴。孔子发誓说：“我假若做了不对的事，让上天厌弃我吧！让上天厌弃我吧！”

孔子带着弟子周游列国期间来到卫国，当时卫国的实际掌权者是卫灵公的夫人南子。南子“美而淫”，名声不好，不过她却仰慕孔子的能力和品德，她很恭敬地派人请孔子会见。孔子讨厌南子，开始时拒绝了。但出于礼貌，特别是出于推行自己政治主张的需要，最终还是去见了南子。此章孔子说的话，应该是见了南子之后，而不是去见南子之时。

据《史记》记载：南子使人对孔子说：“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愿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佩之声璆然。孔子曰：“吾乡为弗见，见之，礼答焉。”

这里说的“寡小君”是南子自称。

子路性格刚直，有时也鲁莽。他不知子见南子，是夫子屈己而求行治道也。子路认为君子应与正直的人交往，而夫子去见淫乱的妇人，心中大为不快，可能说了些狠话，气得能言善辩的老夫子竟无话可说，对天发誓诅咒：如果自己做了不应该做的，让上天来惩罚我吧！让上天来惩罚我吧！

这是论语中第一次提出“上天”的概念。古时人们认为上天是最为公道的，他俯视万物，明察秋毫，客观公正，扬善惩恶。人们说“天理昭昭”即此谓也。

《集注》朱子曰：“圣人道大德全，无可不可。其见恶人，固谓在我有可见之礼，则彼之不善，我何与焉？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得之也。”圣人的道德广大而完整，其行为无可挑剔。即使面对恶人，圣人也会以礼相待，因为恶人的行为是自己的事，与圣人无关。朱熹认为这种境界是子路不能理解的，因此孔子对天发誓，意在让子路能够相信，并深刻理解。

（五）

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孔子说：“中庸作为一种道德，是最高尚了！人民缺少这种道德已经很久了。”

这是老夫子在《论语》中第一次提到“中庸”这个概念，并认为中庸是一种至德。其实在孔子的言论中，曾多次讲到“中庸”的思想，并主张凡事力求中庸。

什么是中庸呢？《集注》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直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这条注释很经典。

中庸并非像人们平时认识的那样，是和稀泥，是圆滑，是两头不得罪。中庸是一种很高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标准。第一，中庸符合事物的义理，追求内心的平和与外在行为的和谐，避免极端和偏激。第二，中庸讲究适度，任何事情既要防止过头，又要防止不及。处理问题贵在寻求适当的行为方式。第三，中庸遵循事物的定理，不随波逐流，不左右摇摆。

中庸之道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它是一种道德，一种境界，也是一种方法论。决不是一种简单的折中或妥协，而是一种深思熟虑的选择。中庸之道的基石是“仁、义、礼、智、信”，旨在追求一种均衡而全面的发展，以达到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一种和谐的状态。

在现实生活中，做到中庸非常不易，它要排除左和右的两种干扰，凡事要做到底，又不能做过头。实践证明，有中庸的思维才能达到中庸的境界。是不是这样呢？

（六）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子贡富有，有济民之心，所以他问夫子：“如果有人广泛地给人民许多好处，又能周济众人，怎么样呢？可以说是仁人吗？”孔子说：“何止是仁人，那必定是圣人了！尧舜尚且对做不到这样而感到为难呢。作为仁人，自己想要立身，就要帮助别人立身；自己想要通达，也要帮助别人通达。凡事都能从切近的生活中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可以说这是实行仁的方法啊。”

孔子不愧为圣人，目光如炬，明察秋亳，对自己的学生了然于胸。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子贡的问题，指出不要好高骛远，不要好大喜功，其实做个仁人就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就行。夫子讲出了仁的标准：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这么简单，千万不要把仁当作高不可攀的东西，在日常生活中，脚踏实地，埋头苦干，身体力行就可以了，不一定非要求救世之功业。仁者之心，在于以己及人，尽己之心，由近及远，能立达一人则仁达一人，能立达千万人则仁及千万人。

《集注》吕氏曰：“子贡有志于仁，徒事高远，未知其方。孔子教以于己取之，庶近而可人。是乃为仁之方，虽博施济众，亦有此进。”博施济众，也是从修己开始的，积跬步以至千里，积善而成仁，修己以安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