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我国的百万汉奸何去何从？他们下场究竟如何？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的投降诏书一出，大家敲锣打鼓的庆祝。但并不是所有人都为之欣喜，对那些帮日本人做事的汉奸来说，这相当于死刑判决书。直面冲击最大的是那些穿着伪军制服协助日本人烧杀抢掠的走狗，仅这类人的数量就有百万之众。更别说还有那些翻译、给政府官员等“软汉奸”，总数可不小。

这些人中，有手上沾满同胞鲜血真心实意为日本人办事儿的，也有混日子为了吃口饱饭的，更有在隐秘战线上潜伏为党组织提供情报的。前两类人甭管到底是为了什么，他们的好日子都要到头了，但是这上百万人总不能都杀了吧？要如何处理呢？

这些汉奸到底干了啥？

汉奸们要如何处理，当然是要看看他们干了什么？首当其冲的就是伪政府的大官们，他们帮着日本人收粮、抓壮丁。比如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光是1943年就给日军搜刮了上百万吨粮食，一点儿余粮都不给百姓留，导致河北、山东一带大量百姓被饿死。

而伪军的恶行更直接——帮日军进行大范围的“扫荡”杀人放火都没少干。沂蒙山区有个村子，因为藏了两名八路军伤员，被他下令烧成白地，30多口人活活烧死。

而那些“文化汉奸”也没闲着，上海的胡兰成在报纸上写“日军是来解放亚洲的”，气得报社门口天天有人扔墨水瓶，最后只能雇保镖才敢出门。

按罪量刑，手上沾血的必须付出代价

日本投降后，国共双方都出台了锄奸条例，核心惊人一致都要求“按罪量刑”，但实际执行起来困难也不小。

罪大恶极的汉奸，基本都是“快速清零”。比如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张景惠，帮着日本人“硬控”东北十四年，对抗联士兵大肆绞杀，被逮捕后调查他的罪行简直罄竹难书，后来病死在监狱里被草草掩埋。还有那些直接参与屠杀的伪军军官，像山东的伪军师长吴化文，虽然后来“反正”了，但手上有太多命案，解放后照样被判刑。

普通汉奸就没这么“痛快”了。一部分的伪政府士兵和警察被判刑，被关进了当地的监狱进行劳动改造，每天要干满12小时活，缝军装、砸石头，吃的是掺沙子的米饭。这还算是好的，有些地方没那么多监狱，就把汉奸拉去修路、挖河，干苦力活还债。

对于一些情节较轻且没有做过残害同胞的伪军和警察，则被顺理成章的被编入了国民党军队和留在警察局继续工作。而国民党军队也由此扩充了数十万的军队战力。

最让人尴尬的是那些被迫当汉奸的底层人。他们大多是农民，要么被日军抓壮丁，要么家人被当人质，不得不穿上伪军制服，其实没干啥坏事，对于这些人也有专门的政策。就像河南有个叫李老四的农民，当年被抓壮丁进了伪军部队养马，日本倒台后他想回村生活 ，但却因为曾经当汉奸的经历不被村里人接纳。

最后经过调查后，给他开了“胁从证明”，才勉强落脚村里的破庙，但周围人都不愿意与他深交，他孤独地走完了一生。当时像他这样的人，大概的有个三四十万，大多一辈子背着“汉奸”的骂名，对比那些主动投敌的，他们更像时代的牺牲品。

“特殊汉奸”潜伏的地下党人员，时代血泪。

但还有些“特殊汉奸”，就是在隐秘战线上为我党传递情报的地下党同志。因为他们工作需要保密，大多数都是单线联系，就导致一旦上线出了意外，他们的身份就无法被证明。有一小部分地下党的潜伏人员，因此背负“汉奸”的骂名丧命，随便在新中国成立后对他们进行了平反，但终究成为了时代的血泪。

大部分的地下工作人员迎来了新的黎明，党组织就曾在国民政府就下了潜伏在天津的地“赵文歧”，他表面上是伪政府的翻译，事实上是为八路军运送情报的交通员，曾经冒死为前线部队送出了日军的布防图，解放后还成为了天津公安局的干事。

潜伏的危险不仅要提防身份暴露，更要面临大众的误解和爱国人士的误伤，可以说当“假汉奸”比真汉奸难十倍，每句话、每个动作都得演到位，稍有差池就是掉脑袋的事。

总结

说到底，汉奸的结局就一句话：“主动作恶的跑不了，被迫从恶的难抬头，伪装潜伏的终见光。”就像当时街头的标语写的：“汉奸如狗，谁喂跟谁走，最后挨砖头。” 这些人的故事，至今还在提醒着：国家面前，没有“中间路”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