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项英、任弼时宣布解除毛主席的军权，王稼祥急得气冲斗牛

1932年9月，此时毛主席的心中非常焦躁。

近些日子以来，红一方面军位于前线的战斗指挥人员，与后方中央局的领导们，在关于红军下一步该如何行动一事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不过此时谁也没有想到，由于后来中央苏区前后方人员的矛盾持续加剧，且尚无解决之法。

同年的10月11日，毛主席竟然直接被苏区中央局撤职，并由任弼时、项英宣布了解除毛主席军权的命令。

见此情形，王稼祥被急得原地跳脚，气冲斗牛。

那么当时在中央苏区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何事态会发展到如此不可控的境地？

1932年7月，红一方面军先后进行了南雄、水口战役，并在此过程中战绩辉煌，接连击溃了粤军整整15个团。

将本来想要南下入侵的粤军再次逼回到老窝，稳定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南翼。

结果就在大家还没来得及享受胜利的果实的时候，中共苏区中央局却突然在15日这天，发布了所谓的《告前线红军战士书》，命令红一方面军全体出动去佯攻赣州。

在成功混淆蒋介石部队的视听后，红一方面军主力再经由赣江上游渡河，沿西岸北上，做好与蒋介石中央军主力决战的准备。

至于苏区中央局此举的目的，无非就是为了尽快占领南昌、包围武汉，迅速推动红军在湘鄂赣等省的胜利，将这片地区全部归我们自己所有。

不过，此时在前线的中央局成员们却都认为，后方中央局领导们的如此决策，并不太合时宜，甚至有些冒进。

为此，毛主席、朱德、王稼祥等人坚决表示反对，还对后方中央局领导们几番进行解释，表明现在并不是让红一方面军，与蒋介石主力部队硬碰硬的好时机。

随后，后方中央局领导们派出周总理前来了解情况。

而等周总理真的到了红一方面军前线后，也随即同意了红一方面军前方的意见。

可就在不久后苏区中央局在兴国召开的会议上，毛主席与后方中央局的领导同志们，又针对此事产生了矛盾。

在此过程中，毛主席恳切地希望，后方的中央局领导们不要再随意干涉前方的军事行动。

毕竟他们不清楚前线的具体战况，很容易因此而过度乐观、冒险激进。

很快，双方就此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大有谁都不服谁的架势。

好在，最后苏区中央局终于还是被说服，决定撤销要红军主力与敌人决战的冒险计划，并让毛主席再次回到红一方面军的主要决策位置上。

而此后，毛主席也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带领着红一方面军陆续取得了更多的胜利，并接连俘虏了国民党军将近5000人。

听闻这个消息，苏区中央局的后方同志们也都很高兴。

结果就在此时，后方的同志们又收到一个消息，那就是蒋介石麾下的陈诚部队，正在向我方红一方面军迫近。

考虑到之前红一方面军取得的节节胜利，后方的中央局同志们一下子就又来了兴致。

一纸电令就发到毛主席手中，要求他带兵继续和陈诚的部队正面交锋，争取更大的战斗成果。

可此时毛主席等前线的指战员们却觉得，如果当下继续按照中央局的计划，在部队接连作战、兵困马乏之际，转头就和陈诚正面硬刚，肯定会造成很大的伤亡。

因此权宜之下，毛主席并未听取中央局的安排，反而是在原地休整部队，准备等一些安排就绪，部队的状态也重新调整回来，再和陈诚一战。

结果后方的领导同事们听到这个消息后，立马予以否决，并一再要求红一方面军按照原定计划，正面攻打陈诚部队。

就这样，双方在此事上一直未能达成一致。

后来位于后方的项英提醒任弼时：“前方不是发来电报，建议我们召开全体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吗？那就依他们，开会！”

很快，1932年10月11日，中央局全体会议在宁都召开，由中共苏区中央局亲自主持。

在当天的会议上，中央局的同志们都在积极为红军将来的出路出谋划策，并倡议各部队一定要立即紧急行动起来。

采取迅速且积极的举措，在国民党的大军正式对我军完成合围之前，逃出敌方的包围圈。

没错，当时蒋介石麾下的部队，正妄图对我红军各部队形成包围，我们前面提到的陈诚，此次积极朝着红一方面军靠拢，打的也是这个目的。

因此有人提议，可以先由主力红军率先作出表率，第一个北向出击，选择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逐个击破，成功打破敌人的包围，粉碎国民党军的大举进攻。

当然，他们的言外之意还是想让红一方面军和陈诚部作战。

同时，在此次会议上，部分后方中央局成员，还专门站出来对前方指战员同志们近阶段的表现加以批评。

在他们看来，正是因为前方中央局成员，对革命胜利与红军现有力量的估计不足，才导致红军部队在此时畏首畏尾，无法将胜利的果实随之扩大，甚至有可能陷入敌人的重重包围。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及时且无情地打击这种“专等敌人进攻，而不主动出击”的战斗主张，才能将红军队伍发展壮大。

以此为基础，这些后方中央局成员，在后来更是将批评的矛头集中指向了毛主席。

觉得此番正是因为他的决策失误，才导致了如今这种局面，并提出要把毛主席召回后方，专门负中央政府工作失职的责任。

至于红军部队在此次作战方面的责任，则全部由周总理来承担。

听闻这话，周总理也站出来表示自己有话要说。可就在大家都以为他会为自己“辩解”的时候，他却字字句句都在为毛主席说话。

只见当时他站得笔直，言语铿锵地进行了如下阐述，那就是：

虽然在近期的战斗中，前方的同志们确实有“以准备为中心”，不主动和敌方爆发冲突的观念。而以此导致的，如今的战局看起来于我方有些被动，也是事实。

这番话，算是肯定了后方中央局同志提出的，“集中火力反对等待倾向是对的”的观念。

不过与此同时周总理也提出了，虽然长时间的准备和等待，在现如今看来有些不合时宜，但不是我们之前所有的等待都没有必要。

后方的同志们之前远离前线，并不熟悉前方战场的具体情况。

如今只看到我们被动的暂时状态，就以此站出来全盘否定前方同志们之前的“以准备为中心”观念，也是片面的、不可取的。

在此过程中，后方同志对敌人大举进攻认识的不足，也值得批判。

试问，一支兵困马乏的部队，如何还能与敌人的精锐主力正面交锋？

因此在周总理看来，虽然他们在针对此事的部分决议上确有因可循，可专门因此而对毛主席大肆批评，简直不要太过分！

之后面对后方同志们想要趁机解除毛主席兵权的做法，他更是义正言辞地表示：

“泽东这么多年的部队指挥经验，多数都偏于作战。而他本人从始至终的兴趣，也都在于如何主持战争。

所以，将泽东继续留在前方，可以给红军部队在将来的作战中，提供不少的宝贵意见。于长远来说，对国内抗战也极有帮助。”

可见，当时对于后方中央局同志，坚持让毛主席回归后方的决议，周总理极不赞成。他认为，只有毛主席留在前方，才能对革命做出更大的贡献。

当然，对于周总理的这种说法，后方中央局的成员之前就能提出让毛主席退回后方的决议，此时肯定也是反对的。

他们此时所想的，无非就是赶紧把毛主席调回后方，然后他们就能指挥前线红军，与蒋介石的部队连续作战。如此好大喜功，当真是危险而不自知。

为此，周总理为了顾全大局，无奈又提出了两种解决办法：

其一，此次主持战争的全部责任，都由他周恩来一人承担。这样，毛主席身上担负的责任就少了许多，也就有机会、有资格继续留在前方担任主力。

其二，毛主席负此次指挥战争的全责，但后面红一方面军要如何调动，还得由他周恩来亲自监督执行。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当时与会的大多数人，虽然也认真听了周总理的这一席话，但依旧坚定的认为，毛主席在此事上承认与了解错误的觉悟不够。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让他主持战争，很容易犯错误，所以并没有立即同意周总理的任何一个提议。

很显然，此时毛主席因为不听从中央局的战斗安排，已经失去了中央局的全权信任。

但此时事情已经发展到刻不容缓的境地，眼看着陈诚的部队越靠越近，而前线的红军战士们却还在焦急地等待着上方的下一步指示。

因此，在会议的最后，考虑到中国革命的大局，中央局最终通过了周总理提出的第一个方案。

不过对此他们也有自己的条件，那就是必须让毛主席暂时以请病假的理由，回归后方一段时间。

等他全部调整好、认识好，再在必要的时候调回到前方，继续主持作战。

考虑到当时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前方的中央局同志们便也无奈接受了这个决议。

就这样，在1932年10月11日，毛主席直接被苏区中央局撤职，并由任弼时、项英宣布了解除毛主席军权的命令。

直到后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越来越多的人才开始认识到，毛主席军事思想之先明、之前瞻。

于是在湘江战役后，中共中央领导们又重新将毛主席请出山。最后在他的带领下，我们的中央红军才终于转危为安。

该说不说，毛主席这样的军事奇才，确实居功至伟，值得千古传颂！

参考资料：

1、军事论坛丨向毛泽东学习战略布局——中国军网 2022-12-22 06:51

2、长征副刊丨军事理论殿堂的璀璨明珠——中国军网 2024-03-16 07:31